“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 在今天的时代背景里，在中共帝国即将覆灭，秩序真空即将出现，在这片土地上打造安全区安全岛并最终打造出现代化全新国家的历史契机即将到来时，你们应该藏的“器”是什么？ 是成熟的心智，是解决问题的能力，是与他人顺畅沟通达成自愿合作关系的能力。 是现代人的政治能力。 你的理性应该能告诉你，在关键时刻决定历史走向，决定你所在区域未来的，将是当时人群中牲人与现代人、巨婴与成年人的比例。 你的理性更应该告诉你，决定你是否能在中共帝国覆灭时刻的动荡中活下来的，是你自己在危急关头有没有成熟的心智，有没有对局势的正确认知，对趋势的准确判断，以及最重要的，你身边的人是以牲人巨婴为主，还是以和你一样的现代人、成年人为主体。 中共，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中央政权，为什么会在改开积累了那么多经济成果，为什么会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为世界工厂，与全球产业链建立紧密连结之后，因为一系列倒行逆施，把一手“好牌”打得稀烂？ 因为习近平是个巨婴。 因为中共坚持的伤害链逻辑专门培养巨婴，因为伤害链逻辑会把信徒引上“比烂”赛道，让包括链主在内的所有人在一代代传承中智能退化。 让牲人巨婴们在专注于“解决人”的同时，“解决问题”的能力不断退化，退化到最后，他们不得不面对但又无法应付的问题当然会越来越多，超出从个人到组织的承载极限——于是系统崩溃。 我们生活在现实里而不是真空中，不管是由现代人组成的社会，还是由牲人巨婴们组成的社会，都会遇到“问题”。 天灾人祸，事属常有。 但由现代人组成的社会和由牲人巨婴组成的社会在灾难应对能力上的差异，会为身在其中的个体带来截然不同的结果。 2011年三月，一场9级地震发生在现代国家日本，引发巨大海啸，造成的死伤合计两万五千人左右，灾难的惨烈程度当时震惊全球。 但仅仅在三年之前，在2008年震级比这次低得多的汶川地震中，仅中共官方统计公布的死亡人数就高达六万九千多人，若计入受伤和失踪人数，总计竟达四十六万之巨。 如果说影响地震伤亡的因素太多，这两场地震之间很难比较，两万多和四十多万之间的差距说明不了问题，那么请看一看受灾地同为台湾，1999年的921大地震，震级7.2，伤亡失踪合计13749人，到2024年花莲地震，震级7.2，死亡人数已仅为18人，死伤失踪合计1176人。 在同一个国家，面对极为接近的震级，25年的时间差，25年的技术进步，带来的是死伤失踪人数从万到千的数量级下降。 举出这个不算严谨但够直观的例子，我希望你能明白“现代性”这三个字的含金量。 在突如其来的天灾人祸面前，人的应对能力是能直接兑换为生存概率的。 个人如此，群体亦然。 中共帝国的覆灭已迫在眉睫，但这不是因为民间的理性抗争者已经有能力形成有效反抗，而是因为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中央决策圈层面对积弊，面对问题，面对不断恶化的局势，一味推诿逃避，最终会制造出一场巨大的社会管理学上的灾难。 没有人“整”恒大，恒大也会因本身经营模式的不可持续而走向破产。 没有人推翻中共，中共也会因本身维稳模式的日趋混乱、无以为继而走向灭亡。 它的问题不是控制不了社会，而是控制不了自己，缺乏现实感和全局思维、系统思维的中央，没有能力通过控制在名义上甚至行为上也服从指挥的“自己人”维持整个系统的平稳运转。 这车全听你的，这路没坑没坎，但若司机车技太烂，还是会翻车。 而海内外众人在事后需要应对的，就是这样的“车祸现场”。 需要我们每个人拿出解决问题的能力，拿出成熟心智应对的，就是这样的“车祸现场”。 我们知道牲人在车祸现场会怎么做。 无非是无视伤者的呻吟、死者的残骸，哄抢散落的货物，拿走能卖废铁的零部件。无非是对漏油爆炸的风险一无所知，在哄抢兴致正高时葬身火海。 无非是只看得到眼前的利益，无法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 但如果你只能留在他们中间，你就只能被他们裹挟。 对润不掉的人来说，现在最重要的事，就是不要让自己在心智上，在能力和个人的社交小环境上停留于最不利的处境。 一个身边只有牲人巨婴，没有一个现代人同类的处境。 一个身边只有不懂解决问题的人，只有整天想着怎么解决别人的人的处境。 坦白说，这对你是最危险的。 牲人的思维惯性会令他们在危急时刻的第一反应是去“解决人”，在灾难发生、秩序消失时，他们首先想到的会是释放兽性，是去攻击抢掠弱者。 而兽性的风潮一起，此地便为丛林。 在丛林里，在离丛林至近的环境里，你的生存概率，全系于你的问题解决能力。 大部分人在灾难面前都是脆弱的。 现代社会在天灾面前的顽强，是依托于现代技术，和由技术打造出的种种工具的。 在应对人祸时，技术同样重要。 政治能力，理解现代政治观念、规则的能力，与其他现代人进行沟通、合作的能力，就是现代人在社科领域的技术能力。 在丛林中识别同类、聚集同类，与海外前来援助的同类“接头”的能力，就是现代人在中共帝国覆灭后的动荡中最迫切需要的技术能力——也就是生存能力。 是你应藏的求生利器。

到中秋了，大家好好过节，吃点好的。今日休推。

一个全新的国家，就象一个全新的家庭。 我们知道现代家庭通常是基于已成年的男女双方自愿结合，通常不会如董志民式的家庭，基于暴力、谎言、禁锢和强迫。 现代家庭的存在基础，是伴侣之间的自愿合作。 现代国家的存在基础也一样。 现代政府的合法性，是人民用选票赋予的。 独立公投，是国“家”的婚礼。 我们已经知道中共国政府是不可能改良的，作为长期享受民众供养的巨婴，作为深深沉溺于伤害链思维的牲人，他们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引领这片人口规模庞大的沦陷区完成这场文化转基因，实现集体成长。 那个“旧家庭”是不可能被改造的。 想要建构不一样的家庭关系，想要摆脱伤害与被伤害的恶性循环，想离开比烂的赛道踏上新路，人们只能期待全新的国家。 而这全新的国家，只能通过“婚礼”获得它的合法性。 在中共帝国覆灭后，新生的国家，不论在你的想象中是疆域广阔的大一统新帝国，还是基于帝国末期的分治局面涌现的多个独立小国，都需要举行公投，都必须通过公投向国际社会展示民众的同意。 这就意味着，正在为中共帝国的覆灭做准备，正在为新生国家的未来做准备的人们，需要对自己在心智上、能力上的成熟程度有一个基础性的要求。 你不能如习近平那样是个巨婴。 你必须理解也必须尊重现代国家的建构流程，必须明白举行独立公投的重要性。 想要摆脱重复千百年的治乱循环，想要打破源自伤害链系统内生矛盾的皇朝周期律，在未来的沦陷区，在每一个从中共帝国覆灭后的秩序真空里重新孕育出来的全新国度里，建国者们都必须以实现“政治现代化”为首要目标。 而要实现政治现代化，你首先得是一个有现代思维的人，是一个能理解、能建构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自愿合作关系的人。 得是一个心智成熟的人。 对人口规模以十亿计的沦陷区的民主转型来说，事实上，这就是最难的部分。 不是熬到习近平死，不是熬到中共财政崩溃，不是熬到天下大乱，旧帝国在内部激斗后分崩离析。 那些都是一定会发生的。 但在已从中共洗脑宣传中觉醒过来，已经积极参与反共行动的人群里，要涌现出足够多的心智成熟的个体，要让出身于巨婴国的个体意识到参与现代政治不等于争权夺利，意识到治理现代国家是要去解决问题而不是去解决人，也还是太难。 很多人都是合格的异议者、合格的监察者、合格的批判者。 但远不是合格的建设者，甚至还远不是能平心静气与他人讨论问题，与他人展开合作的人。 有不少人都问过，虽然不是问我：若想促成中国民主转型，想推翻中共的统治，“我现在能做什么？” 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你现在能做的事情不多。 但有一件最重要的事，你应该立即开始做。 不论你身在墙内还是墙外，不论你年龄几何身份为何，你都应该意识到，一个全新的国家，一个现代国家，一个不再能被贴上“巨婴国”标签的国家，是需要心智成熟的人来建构，来建设的。 所以你需要成长，需要让自己成为心智更成熟的人，不论未来在建设大潮中你会扮演哪种角色，这方面的准备都不会落空。 国家总归是需要人来建设的。 一个国家，心智成熟的人有多少，国民心智平均成熟程度有多少，它自身在走向文明的道路上的顺滑程度就有多少。 中共一直在努力宣传，在推“素质论”，想让人们误以为中共国难以完成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因是“这届老百姓不行”。 但真相恰好相反，一个国家难以完成政治体制改革，难以实现现代化的直接原因，是“这届领导不行”，是应该起到引导作用的执政者不行、决策者不行。 而且不但自己不行，还不让别人“行”，还极力打压削弱社会面的能力发展，禁锢国民思想，限制国民自由，蓄意造成国民思维能力发育迟滞。 我知道有很多苦于中共暴政的人都热切期望着中共的覆灭。 但仅仅看到中共帝国的覆灭，并不能保证你们的余生不会再次被暴政的阴霾笼罩。 能真正保证你们安全的，是中共帝国赖以存在的伤害链逻辑被解构，是伤害链系统赖以存续的人口基础，巨婴国的牲人传承被打断。 是“被迫合作”不再被认为合理，是“自愿合作”成为心智成熟的现代人唯一认可的合格关系构建方式。 是学会在国家政治层面重视公投，在私人生活领域重视“同意”。 在我看来，衡量一个备选的沦陷区政治家是不是心智成熟的标志，就是他有没有意识到，在中共帝国覆灭后，全新国家的建立，需要以公投体现的民意为基础。 就是他有没有意识到，在一个全新的，现代化的国家里，国家建设必须是也只能是一场政府与社会的自愿合作。 以及，他有没有认识到，在现实中，一个全新国家的诞生，一个全新国家的发展，需要依赖于与周边国家、与国际社会，基于平等互惠，通过长期沟通实现的自愿合作。 对一个想构建现代式家庭关系的人来说，最基本的是什么能力？ 是通过沟通达成合作的能力。 国家也一样。 而国家，由具体的人组成，由具体的人建设。 现代化的国家，只能由心智成熟，善于沟通，懂得尊重他人意愿，能现实地分析利弊，能与同样心智成熟的人达成合作，形成团队的人构建。 成为这样的人，或者至少学会识别、选择这样的人，就是你能为中华沦陷区的未来做的最好的事。

家国同构。 在国家层面上，谁是同样会绊住孩子脚步，不让孩子“润”，不让孩子走向未来的“中国家长”？ 谁正深陷于伤害链固化思维，一旦你不肯“被吃”，一旦你让他失去“被吃者”，就会因自己吃不着人后只能成为“被吃者”而和你拼命？ 谁会因无法想象“人不吃人”而留恋自己熟悉的人吃人环境？ 中共国政府。 很多人都无法想象政府是怎样思考、怎样行事的。对大部分与政府官员接触甚少的中共国平头百姓来说，政府是神秘的存在，政府官员的决策思路被重重迷雾遮掩，深藏于信息黑洞之中，属于“国家机密”，平民无法窥视。 因此，在中共国政府能不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能不能实行“改良”这个问题上，平民难以得出结论。 但如果你把对生活中常见的、熟悉的中国家长的理解，挪用到对中共国政府的理解上，你就会发现事情很简单。 一个国家要走向现代化，等于这个国家要完成一场群体的“文化转基因”，等于这个国家的政府要实现“集体成长”。 而且这场“集体成长”，至少要让整个政府的心智能力都成熟到能理解“人不吃人”的真实存在，成熟到知道该如何维护“人不吃人”的规则。 这很难。 大部分中国家长之所以会千方百计把孩子“拴”在有毒的家庭关系里，不让孩子有机会“润”，是因为他们本质上是巨婴，他们需要从有毒的关系里汲取情绪价值，需要通过把孩子压制在“下位者”角色，禁锢在“砧上之肉”的处境里，维系自己那脆弱的安全感——“我虽然是底层，我虽然在强者面前只能被吃，但我不是最底层，还有人（孩子）地位比我更低，还有人（孩子）会被我吃”。 大部分中国家长之所以无法改变这种病态的亲子关系，是因为他们自身长年保持着巨婴心态，并拒绝成长。但不成长，不够成熟，他们就无法摆脱对有毒关系的依赖，转入更健康的相处模式。 政府呢？ 道理是一样的。 一个能顺畅完成改良的政府，其成员，或者说至少其核心决策者，必须有更成熟的心态，必须能以“成年人”而不是巨婴的姿态应对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种种困难。 而且在改良的最初，政府必须能克服自己被伤害链逻辑养成的思维定势，必须清楚知道，失去“被吃者”，不等于自己立刻会成为“被吃者”，让过去居于下位的平民百姓不再是官员的“砧上之肉”，不等于官员们立即就成了“砧上之肉”。 政府必须知道，向社会放权，尝试建立更健康的官民关系，不等于政治自杀。在这个过程中，不应时刻想着如何保持对社会的控制，牢牢捏住社会的“软肋”，一发现社会面的成长就象发现孩子“翅膀硬了”的家长那样惊慌失措，把孩子送去电击。 绝大多数中国家庭内部的亲子矛盾是怎么得到解决的？ 我们知道，不是通过家长的成长解决的。 通常是在孩子成长后，在孩子翅膀硬了，能“润”了，由孩子离开原生家庭解决的。 这和绝大多数出生于中共国的普通人想成为完全的现代人，享有现代人在现代国家拥有的全部公民权利，就得“润”，得离开原生国一样。 生活经验让我们知道，虽然有极少数中国家长是会不断成长，是会摆脱巨婴状态并最终让亲子关系变得健康和谐的，但绝大多数中国家长会巨婴到底。 而个人的成长，牵扯到的事物又远比集体成长要少，个人的成长远比集体成长容易开启，容易完成。 所以，我们该能理解中共国政府的“无法改良”了。 它没有那样的心智成熟度。 绝大多数“卡瓶颈”的国家都无法通过改良实现和平过渡，无法以最低成本实现民主转型，原因同样在于此。 当今世界，还有许多国家没有完成现代化转型。 虽然它们中的许多国家已经在名义上建立了现代政治制度，表达过对现代政治理念的认同。 为什么？ 原因正是“现代化=文化转基因=成长”这个公式，在国家层面，在族群层面，应当被写成“群体现代化=群体文化转基因=群体成长”。 而成长是艰难的。 一个族群想顺利实现成长，需要什么？ 需要勇气，需要决心，许多时候也需要一点引导。 想让一个族群顺利完成其成长，需要这个族群在成长历程中至少有一名心智成熟，能完全理解现代社会的运转模式和价值体系，能以“成年人”而非巨婴姿态引领其余族人走向成长之路的核心决策者。 但大多数国家，长期处于文明的幼稚状态的国家，都培养不出这样的人才，更缺乏将这种人才放到核心决策者地位上的选才任能机制。 在巨婴国，能培养出的只是一代又一代帝王，一代又一代的伤害链主。 所以，由不够成熟的政治家推行的改良，只能一次又一次失败。 现代化的真义是什么？政治体制转型的真义是什么？社会转型的目标是什么？ 是把吃孩子的人，变成不吃孩子的人，是打破传承了千百年的人吃人传统，从无到有的树立“人不吃人”的铁律。 是让中国家长变成现代人，变成正常人，从巨婴变成成年人。 而期盼在中共国发生一场成功的改良，等于期盼一名典型的中国家长自觉自愿自主完成对自己的改造。 做过中国家长的孩子，你就该懂希望有多渺茫。 想打造更健康的家庭关系，我们只能寄希望于建立新的家庭。 同理，想打造更健康的政府与社会关系，我们只能寄希望于建立全新的国家。

虽然我反复提醒过了，但我知道，还是会有许多家长把孩子留在吃孩子的人群里。 这就是中国家长会做的事。 他们会在群狼环伺下生孩子，会心存侥幸在险恶环境中抚养孩子，又会在孩子受伤时惊慌哭叫，责怪孩子为什么“不小心”。 他们也会用亲情绊住已成年的孩子润离的脚步，硬把他们留在人吃人的环境里。 因为人吃人的环境，吃孩子的环境，是他们最熟悉的环境。 因为“现代化”令他们恐惧，国家、社会、民族的成长，和个人的成长一样令他们恐惧。 对父母来说，孩子的成长，是一个幼弱的、依附于自己的生命逐渐强壮起来，逐渐摆脱对自己的依赖，也就逐渐不再被自己完全掌控的过程。 从心理角度看，接受孩子的成长，是一个家庭内部的统治者从掌控走向失控，从专政走向失权的过程。 在抚养孩子的过程中学会爱，学会尊重，学会放手，学会消化在从孩子生活中的全能掌控者一步步退位为指导者、辅助者、遥遥关注的朋友时的失落感，是身为家长的人需要完成的个人成长课程。 我们中的大部分人一生都只会经历一到两个家庭。 一个是自己出生的原生家庭，一个是自己和伴侣组建的小家庭。 所以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无从比较，也就不会意识到，现代家庭与古代家庭实际上已经有了多大的不同。 家国同构。 现代人在家庭内部扮演的角色，对家庭结构的理解和期待，和古代是有巨大不同的。这和他们对国家、政府、社会结构的理解和期待并无二致。 现代人希望在家庭内部得到尊重，得到爱，不论自己在家庭内部的身份是妻子、丈夫还是孩子。 但是许多人都不知道，也从未意识到，尊重他人、保有付出爱的能力，是心理更成熟的个体才做得到的事。 当你在原生家庭里得不到期望的关爱时，你大约从未想过，这是因为你的父母虽然年龄比你大，身体比你衰老，心理却没有你希望的那么成熟——甚至有可能不如你成熟。 被你寄以期待的，可能是一名把自己小心翼翼用世故的面具包装起来的巨婴。 当你在组建小家庭时，当你在选择的伴侣那里得不到期望的爱、尊重和包容时，你大约也没有想过，那是因为对方的心理远未成熟，那是因为对方还不是一名完全的“现代人”。 不是只有国家才会在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上“卡瓶颈”的。 个人也会。 而且，家庭也会。 现在被许多人反思着、批判着的“有毒的家庭样式”，实际上就是最标准最常见的前现代家庭样式。 由从小习惯了被自己长辈“吃”的成年人，和还没有完全被驯化，在被“吃”时会挣扎反抗的孩子组成，由“吃”孩子的行为模式，和对“吃”的本能反抗，因被“吃”产生的负面情感反应组成。 这一切都是我们十分熟悉的。 即使你有幸生在一个相对开明的家庭里，即使你的父母心理较成熟，能给你较多的理解、尊重和关爱，你也难免见过、了解过亲朋戚友在中国式家庭里，在中国式家长那里会承受的。 那么你有没有想过，“脱离原生家庭的影响”这件事，其实就是一种精神意义上，甚至是文化意义上的“润离”。 我希望你明白“伤害链逻辑”的真相。 传统的父权，就是原生家庭里的特权；传统的夫权，就是小家庭里的特权；传统的王权或君权则是国这个“大家庭”中的特权。三者是完全同构的。 即使原生家庭里的特权由个性更强硬的母亲把持，小家庭的主导权由个性更泼辣的妻子把持，王权或君权落入名义上的臣子后妃之手，但特权的本质不变，伤害的本质不变，强者用输出伤害来获取奖赏、维持地位的行为模式不变。 人吃人的底层逻辑不变。 只要你看不破这个底层逻辑，你就看不破深陷在这行为模式中的每个人痛苦的根源。 你也就看不懂，当你想脱离这种行为模式时，仍未看破者为什么会如临大敌。 为什么妻子只是想离婚，有些丈夫却一定要杀死她？ 为什么孩子只是不听话或厌学，有些家长却要把他送去“电击治疗网瘾”？ 为什么有的孩子只是想搬出去独立生活，只是不想结婚，有些家长却哭天喊地以死相逼？ 因为在伤害链逻辑中，一旦你不再居于砧上之肉的地位，一旦你摆脱了随时被吃的处境，你就成了大脑完全受伤害链逻辑控制的前现代人眼中的危险来源。 因为在伤害链逻辑打造出的思维定势中，只有“吃人者”和“被吃者”两种角色。 在由两个人构成的一对角色关系中，一旦你不再是被吃者，他就自动成了被吃者。 这和你是不是想吃他无关。 深度被伤害链逻辑洗脑的人，是无法想象人可以有“既不吃人也不被吃”的处境的。 他们会因此，不敢逃离自己熟悉的环境。 因为在熟悉的环境里，他们至少已经部分程度上争得了“不被吃”的地位。作为家长，他们有权吃孩子，作为中产，他们有权吃底层（比如为廉价劳工和便宜外卖得意洋洋）。 因为陌生的环境对他们来说意味着沦为“被吃者”的高风险。 因为他们无法理解“现代制度环境”一词，意味着对“不吃人”这条规则的重重保障。 写了这么多，我只希望你真正看懂所谓的中国家长。 并且，不要让自己成为这样的中国家长，也不要被身为前现代人的这种家长绊住脚步，最终在无数牲人潮水般涌过后，成为被抛在路边的血肉已遭啃食净尽的残骸碎骨。

关山难越，在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上“卡瓶颈”的国家岂止中国，即使在中国，又岂止中共这一朝一代。 为什么“现代化”这么难？ 戳破窗户纸，所谓国家现代化，正是难度更高于个人成长的国家成长、社会成长、民族成长。 这世上有多少人一生巨婴？ 成长，是艰难的自我改造，是需要当事人亲自动手的文化转基因， 即使有教育者的全力协助，一个普通的孩子要从野蛮人、原始人成长为合格的现代人也绝非易事，而且这“合格”的标准，还在随着现代化技术的进步速率不断提高。 所以国家苦于“发育迟滞”又何足为奇。 成长会带来剧变。 时光飞逝，当站在你面前的是已成年的个体，谁又能将之混淆于当年的幼童？ 今天彬彬有礼的绅士淑女，和当年的熊孩子在各个方面都有了天差地别。 这差别并不亚于物种的差别。 常常有人抱怨说，“小孩子是无法理解的生物，是不可理喻的存在”。 我们都知道，孩子只不过是幼小的人类。但这不妨碍我们中的许多人对他们生不起亲近感，更无法共情。 因为若从文化基因方面比较，还不曾接受文化熏陶的孩子和已然接受文化规训的成人，确实是“两种生物”。 人类一直擅长把差异当成区分敌我的依据，接受甲文化熏陶的族群，会把接受乙文化熏陶的族群视为“异类”，并认定“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但我希望你们明白，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是这个国家的集体成长，同时也等于需要组成这个国家的所有个体合作完成的，一场规模巨大的文化转基因。 只有在文化基因层面上完成了改造，只有在文化基因意义上和过去的自己成了“不同的物种”，现代化才能真正成功。 这道理对国家如此，对个人亦然。 而悲剧之处正在于此。 你们需要明白，从文化基因的角度去区分，现代人和野蛮人实在是“两种生物”，是自然而然会将对方视为异类的“两种生物”。 你们需要明白，如果你不幸生在一个野蛮国家，却长成了一个现代人，也就是说凭着你的天赋、性情、机遇、家庭教养，顺利完成了“文化转基因”的整个过程，你将在自己的家乡被视为异类。 若只能活在巨婴国，你却偏要拥有成熟的心智，你却偏要有成人的心态和视角，你就会“知道的太多了”。 就会放眼国中，举世皆敌。 现代人，只有在现代国家、现代社会环境里，才能活得好。 我希望你们明白。 在改开时代，在中共国无数升斗小民为“四个现代化”的口号激动，在魏京生提出了“第五个现代化”之后，有多少人曾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努力让自己完成“现代化”，用现代观念现代知识“武装自己的头脑”，又有多少人曾奋力托举自己的孩子，试图让他们拥有更好的学习条件，更多的学习资源，能顺利成长为“现代人”？ 你们不知道这是文化转基因，但你们已经做了。 你们不知道这会令你们在野蛮族群眼中成为异类，成为无法理解不可理喻最后成为必须消灭的存在，但你们已经做了。 还让你们的孩子做了。 文明正在分化。 分化为牲人和现代人，两个文化亚种。 而这两个物种，无法并存。 牲人，是被吃的人，也是吃人的人。由于无法理解现代人和平共处的底层逻辑，不知道该如何保持既不吃人也不被吃的状态，一旦发现你不吃他，他就会试着来吃你。 你在他的眼里，是“两脚羊”。 沦陷区最大的悲剧是什么？ 是在经历了四十年改开之后，许多人都已经摆脱了纯粹的牲人状态，一只脚跨进了现代人的门槛。 但绝大多数人只是开始了，却并没有完成这场改造。 绝大多数人实际上处于“夹生”状态。 他们既有可能在环境诱导下成为完全的现代人，也有可能在环境诱导下退化为完全的牲人。 他们就象半大不小正处于青春期的孩子，不稳定，不可预测，富含风险与危机。 而还没有润出来的你们，如果已经具备了现代人的观念和习惯，如果你们更接近于完全的现代人，你们在他们之中，就会处于随时会被当成两脚羊吃掉，但危机从何而来、从谁那里来都无法预判的状态。 而被你们往现代人方向教育，被你们竭力托举的孩子，同样如此。 千金之子，坐不垂堂。 我是不赞赏不必要的牺牲的。 所以我当然不乐见你们的苦难，作为现代人，在日趋野蛮的中共国被当成异类，当成两脚羊，会承受的苦难。 我赞美那些不“滥生无辜”，不把孩子生在这危机四伏环境里的人。 我也赞美那些决绝润离，果断完成对自己的文化转基因，把自己彻底变成现代人的勇士。 现代人是只能生活在现代国家的。 我希望这条常识能得到普及。 我希望每个现代人，不论出生在哪里，不论此刻生活在何处，都能意识到，如果不让自己，不让自己会同样成长为现代人这个文化亚种的孩子抵达现代国家，移居到现代国家，或是将故土改造成现代国家，是对自己和孩子的不负责任。 是在漠视身为现代人却困居在牲人或半牲人社群中，可能被当成两脚羊吃掉的巨大风险。 如果你已经是一个现代人，你将只能奔赴海外，成为欧洲人、美国人，或是奋起一搏，试试能否成为未来新欧洲列国之人。 否则，当牲人如潮水涌过，你将尸骨无存。

在地球村里正在发生和会继续发生的，是文明的分化。 选择了文明的国家、族群，在冉冉上升，他们正在身体健康、预期寿命、生活水准和各方面能力上与选择野蛮者拉开距离。 “海地非移吃猫”的故事已被核查证伪，但在受饥饿困扰时，人们确实会把一切容易捕获的动物视为蛋白质来源——听说过Bushmeat这个词吗？ 不要说猫狗了，在非洲人的食谱上，猴子都赫然在列。 可你很难指责他们。 塑造饮食习惯的永远是生存环境，这股力量也会塑造其他的文化观念，而在差异巨大的环境中形成的不同观念，常常会针锋相对，彼此冲突。 在欧美民众表达他们对以猫狗为食行径的厌恶的同时，反过来，吃猫吃狗吃猴子的族群也觉得这份厌恶“不可理喻”，你该“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 所谓“文明冲突”的本质，不过如此。 文明的冲突到底源自什么？ 不是来自不同的语言、不同的历史源流，那些全是表象。 文明的冲突来自不同的生存环境，来自富裕和贫穷、繁荣与匮乏，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生存环境对社群行为的塑造。 我已经多次论述过繁荣与匮乏的差别。 我想我不需要再重复讲述，为什么在繁荣预期下，人们会发展出与匮乏预期下截然不同的对未来的规划，对子女的教育，对家庭角色、社会角色的安排。 猫狗是伴侣动物，在不需要饥不择食的社会环境里，吃猫狗就象吃孩子一样荒诞可怕。 但既然你看得懂这个帖子，你应该知道“吃孩子”在几千年中国历史上，在近百年中共国历史上，绝不是什么稀罕事。 这就是真正的问题。 当这个世界出现文明层次上的分化，人类会分化为两种人： 吃孩子的人，和不吃孩子的人。 而且随着时间推移，随着富国愈富，贫国愈贫，随着文明国家的国民们一代比一代更习惯富裕安定的生活，离饥饿困苦越远，而野蛮国家的国民一代比一代更深地受到伤害链主洗脑教育的规训，受身边丛林法则的熏染，这两种人之间将越来越无法互相理解。 这就是所谓文明冲突的本质。 这是富得不需要吃孩子的族群，和穷得必须靠吃孩子生存下去的族群之间的冲突。 也是让你富得不需要吃孩子的生产生活方式，鼓励人们追求增量而非沉迷于存量博弈的制度环境，与为了维持统治者的特权不断削弱国民体能、才智和合作能力，为了将社会活力压制在可控范围内，抗拒一切新技术，执着于把民众规训为愚昧牲人的社会观念体系之间的冲突。 许多看起来是文明冲突的，看起来是文化差异、信仰差异的现象和问题，实质上是致富的行为模式和致贫的行为模式之间的冲突。 我不喜欢一遍又一遍的重复讲述。但我不得不在其他人没有关注这个议题前保持我讲述的频率。 因为这个看似抽象的议题，和那么多人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因为选择踏上致富之路和选择继续在致贫之道上前行，影响的会是不止一个人，还有他的子孙后代许多无辜孩童的一生，会传承下去的一生又一生，世世代代。 我看得见未来。 从工业革命到今天，踏上致富之道的人们才走了多久？ 美国人现在还能理解你们，稍有兴趣的孩子还能通过搜集信息弄明白在非洲、在亚洲那些欠发达地区人们的处境。 但随着时间推移，生活方式的差异加大，理念的分歧，文化基因的流变，将让选择了文明和选择了野蛮的族群变成截然不同的“文化亚种”。 稍有生物学常识的朋友都该知道，物种是会在不同环境中分化的，进化树一直在生长出新的枝杈，同根同源的亚种，并非不可能分化到出现生殖隔离的程度。 人类呢？ 从工业革命到今天，不到三百年的时间，还不足以改变我们的遗传基因。 但文化基因的差异已经如此巨大，大到任何有眼能看、有脑子能思考的人都无法忽略的地步。 而这正在分化的两种文化基因，最核心的差异是什么？ 是一个致富，一个致贫啊！ 是一个会用不到三百年时间把选择了它、创造了它、完善了它的族群引向繁荣，另一个只会让选择了它的族群几千年上万年停留在治乱循环里，在匮乏饥饿里，在内卷内斗内耗里啊！ 当你选择了致富的文化基因，你将不但不需要吃孩子，也不需要吃猫吃狗吃各种野生动物。你可以这样做，是因为不眼放绿光的盯紧各种活物，不建立“大食物观”，不时刻准备着发出“能好怎”这灵魂三问，你也不会饿死。 但当你选择了致贫的文化基因，你将不得不吃孩子，你的孩子也将不得不吃孩子，你们将不得不世世代代生活在人吃人的环境里，并把人吃人当成优良传统传下去。如果物资还没有匮乏到必须在现实意义上吃孩子，大家就在政治意义上、精神意义上、经济意义上吃——孝文化。 你可以爱你的父母。但孝文化要求的不是爱，是绝对的顺从，是自愿进入“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失权状态。 在致贫的文化基因里，对下位者的要求，不是爱，是以爱的名义索取的“做砧上之肉”，是让你甘心成为被吃者，是要你牺牲奉献，爱家庭就为家庭牺牲奉献到一无所有，爱国家就为国家奉献到沦为赤贫。 你知道吗？在文明国家，这些论调已经渐渐变得和吃猫吃狗一样不可理喻，一样让普通人无法理解。 文明在分化。 分化会让彼此更难相互理解，由此加剧冲突，由此增强隔离，由此让人类集体走向下一轮全球性危机。 而我们，需要清醒的看到这一切。

中共帝国正在走向自己的覆灭，但这个世界并不是只有中国。 在数以十亿计生活在沦陷区的人们正快速滑向社会边缘，失去他们曾短暂享受过的现代生活时，在地球的另一边，科技的进步和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现代政治制度的纠错功能，正在让欧美民众迎来又一波生活质量的上升。 让我们展望一下他们的未来吧。 医疗技术的进步正在令他们的寿命变得更长，而且在他们父辈年老体衰，生活质量因健康受损严重降低的年岁，仍步履轻捷，甚至能应对竞选美国总统之类的高强度工作任务。 人工智能则正在把人们从重复性劳动中解放出来。和习惯于从匮乏角度推演未来的悲观者的想象不同，在AI、高速网络、自主行动的机器人技术结合起来后，离它们最近的欧美诸国人类劳动者会因为最先学会与新技术合作，成为由“人类、AI、机器人”结合的新工作团队不可或缺的核心——和生产力提升后唯一需要支领薪水的成员。 生产力进一步的提升，令人类能享用的各种产品和服务的供应量提升，这些产品和服务的价格很显然会下降，因此，生活在生产力提升、供应更充足社会环境中的消费者，人均能享受的消费品更多，生活品质会随之上升。 我们看得到时代发展的趋势。 人们对实物商品的消费份额正在下降，对服务型商品的消费意愿正在上升。 因此，新技术显然会迎合市场需求，向这个方向发展，也就是说，大概率在可见的未来，欧美国家的普通消费者能在日常生活中以更低廉的价格购买到由AI、机器人和少量人类组成的团队提供的更高质量服务。 哪种服务？ 家居清洁、医疗护理、子女教育等领域显然会向技术开发者提供庞大的市场需求。 从消费者的角度想象一下，你会进入怎样的生活？ 你会进入国王一样的生活，只是在古代国王的城堡里由仆役们提供的服务，将改由廉价的现代技术提供。 新技术、新设备会让照料老人、病人、孩子更容易，会让你只要愿意，就真能“衣来伸手、饭来张口”。 做家务会不再是维持日常生活水准所必须，而仅仅是乐意亲自动手者选择的生活情趣。带孩子时，那些单调的、重复性的事务，例如反复收拾孩子弄乱的玩具、反复给孩子讲解他记不住的习题，这些也都能改由智能机器人承担。 当今社会，让人们担忧不已的“老龄化”和“少子化”现象真正成问题的是什么？ 是老人、病人的照护成本过高，孩子的抚养看护教育成本过高。 是现代社会的小家庭越来越没有足够的心力和资源“上养老下养小”，却偏偏是老人和小孩唯一能指望的，是整个社会唯一能担此重任的肩膀。 是小家庭最后只能在“老”和“小”之间取舍，是面对维系血脉亲情省不下来的人力成本，小家庭只能降低生育意愿。 但这困境正是智能机器人可以协助解决的，是可以由人类客服+AI+机器人+智能家居的团队应对的。 所以，新技术将把中年人从繁重的家务劳动和“上养老下养小”的伦理责任中解脱出来，会在相当程度上化解“老龄化”、“少子化”的社会困境，将在维持甚至提高老人孩子的生活品质的同时，允许普通消费者有更多的时间享受生活，也有更多的时间用于个人学习和创造发明。 然后，这些已经学会和AI团队合作的消费者，在他们的劳动岗位上，也因为被期待承担那些AI暂时承担不了的工作，非重复性的、创造性的工作，需要进行持续复杂沟通的工作，而不得不花更多的时间学习和创造。 并因此不知不觉成为更擅长学习和创造的人。 而在他们的学习过程中，AI和机器人当然也会成为助力。智能机器人既可以是较简单科目的教师，也可以是许多体育项目入门级的教练和陪练，在一些略有风险的项目例如远足中，它们还可以是保镖。 在中共国和其他伤害链国家的人口在比烂的赛道上沉沦时，欧美国家的普通消费者、普通劳动者，正在“比好”的赛道上奋力前行。 这是显然会发生的事，两种社会，两种规则，两种环境，两条赛道，会塑造出两种人。这两种人之间在能力上的距离会随着时间推移，随着技术进步，不断拉开。 欧美国家的普通公民，将成为由最充裕的教育资源和最充分的权利保障培养出的财富创造者，成为在能力上更强大，在道德上更可信任的人，成为更擅长沟通合作，更擅长解决问题的人。 可你们呢？他们将无法理解你们。 对亿万人矿来说，价值是有窗口期的。 一旦智能机器人成为可以完全取代未受过基础教育的简单劳动力的存在，人矿就会一文不值。 而技术的进步，还会继续提高出售人矿的“品相”门槛。从不识字的人矿变得一文不值，到读过小学的人矿变得一文不值，到读到初中的人矿变得一文不值…… 如果伤害链国家的教育体系不能跟随文明国家的市场需求作出改变，如果伤害链国家的教育部门仍然沉迷于把下一代培养成牲人和烂人，伤害链的人矿迟早会成为完全无法与产业链国家对接的存在，就是偷渡过去也只能被退回，或基于人道关怀圈养起来，以防破坏本地社会生态。 朋友们，世界会有怎样的未来，不是由你由我的愿望决定。是由客观规律，由现存的技术，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决定。 我已经据公开可查的信息，据常识和逻辑，为你描绘出了清晰的未来图景。 而你将有怎样的未来，会由你对不同图景的选择决定。 选吧。

受盐水鸭事件刺激，沪民党美食组成立了！ 成立后第一件事，先组团来吃盐水鸭。 在各位党员进行过例行的责任推诿后，写鸭子吃后感的任务被交给了弱小可怜又无助的阿佛我——下面就是昨晚摸着吃饱的肚皮写出的烂俗小作文。 我们一行四人，在没空奔赴现场的其他吃货（划掉） 党员@SSSY2024 的哀嚎声中钻进了餐馆。 准备一尝这传说中汇聚着粉红魔力，吃完就会让食者内心涌动强烈的投共欲望，忘记身为自由世界公民的责任和道德操守从此和中共沆瀣一气的盐水鸭。 这里要友情鸣谢为大家指明方向的沪党美食组精神领袖，食谱遍及五洲四洋的何岸泉先生@heanquan ,也不知他是从哪里翻出来的广告，居然为我们指明了方向。 但菜单到手的一刻，大家都惊了——单子上没有盐水鸭！ 取而代之的是“盐水鹅”这从未听过的名字，身兼粤独沪独两重身份的@yueliyuedu 顿时一口老血喷上餐枱：“鹅唔係广东嘅咩？鸭去咗边度？！” 勤劳的生煎包@JianQie79870 赶忙帮手清洁枱枱凳凳，本阿佛大手一挥：“定D嚟，问吓先。” 召来侍应，打探之下方知，由于盐水鸭属于神秘的魔法食物，容易对不明真相的群众造成伤害，普通人是点不到的，但餐馆仍有供应，只是你必须深通美食之道，武功高强，魔法抗性十足，老板才敢上菜。 吾等一行于是大拍胸口，向老板再三保证，就算食出咩冬瓜豆腐都不会叫他负责，侬奈心放勒肚皮里厢～老板才战战兢兢，将菜端了上来。 鸭子上桌，果然不同凡响，金光四射，香气扑鼻，祥云缭绕，瑞霭升腾，众人纷纷掏出手机多角度拍摄，@Lijinwang134953 叹道：“现代人，就得让手机先吃。”众皆随声附和。 下筷前，大家都颇为犹豫，万一吃下这神奇物品，我等魔法抗性不足，从此道心失守，丧失了革命立场，对沪党不忠诚不老实起来，多年反共功力毁于一旦，或是半夜梦游走进纽约中领馆，给那帮猪队友（注：即习近平队友）白送了KPI怎么办？ 但好奇心始终战胜了一切，而且身为沪党成员，在万众瞩目，全球都诧异于盐水鸭之神奇魔力的时刻，怎能不勇为先锋，以身试毒，将共匪迷晕孙小姐之魔法道具的底细打探清楚？ 于是在现场加钱雇佣专业摄影师精心拍下照片和视频之后，吾等终于鼓足勇气，将筷子伸向了鸭子！ 照片和视频你们都看到了……请忽略其他几只的表情，很明显只有你们忠诚的阿佛拿出了全部演技，七情上面，对盐水鸭严阵以待，其他人我怀疑他们是吃饱了才来的…… 鸭子终于被小心翼翼放进口腔。 啊，那神奇的感受，你们一定不要尝试！ 我眼前仿佛看到五星血旗冉冉升起，耳畔恍惚听见《义勇军进行曲》轰然奏鸣，在鸭子的咸鲜味、盐水味、各式香料味之间，一种无法形容的奇味，似乎混合着雾霾、泥土、毒奶和整个元素周期表的味道，刹时在舌尖炸开，由味蕾直透心田！ 我正要向同行伙伴表述内心感受，大口咀嚼最快吃掉第一块鸭肉的@Lijinwang134953 已开始发表评论：“不好吃，这有什么好吃的？”远远看到餐厅老板脸色发青，机智的阿佛赶紧圆场：“很好吃啊，软，嫩，鲜，老年人也咬得动。”同时通过脑电波向其余在场党员狂发信号，幸好大家的接收装置都没有掉线，@yueliyuedu 立即接口道：“人家吃了就跟共产党走了，怎么可能难吃，你吃惯西餐了口味有问题。” 话音才落，从餐厅老板方向传来的嗖嗖寒气顿时消退不少，阿佛与生煎包@JianQie79870 抹了把额头冷汗，暗暗庆幸小命得保。 被这么一打断，阿佛细细体会魔法食物特殊味道的热情不由大减，舌尖上的五星血旗痿然坠地，耳畔那轰鸣的BGM也转成了正常的餐厅食客嘈杂声，定睛再看时，一盘盐水鸭光秃秃，黄澄澄，卖相也不过如此，更是被一开吃就将革命目标抛诸脑后的各位同仁夹得七零八落——喂，你们慢点，我未食饱呀！ 接下来进入争食时间，阿佛使出十八般武艺，由于吃得太过专心致志，过程细节无暇记录，总之关心战况的大家放心，阿佛抢赢了（也可能他们提前吃过了），最后是带着饱足的欢愉心情结束了“盐水鸭探秘”这场沪民党美食组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开张盛宴，遗憾的是减肥计划不得不因之顺延。 总结： 盐水鸭确实味道不错，但正如夏朝之亡不能归罪于妹喜，商朝之亡不能归罪于妲己，周朝之亡不能归罪于褒姒一样，把孙雯的选择归罪于盐水鸭只能是笑谈。 真正令她做出那些事的，是她从小接受的“比烂”教育，是她对不择手段的低道德优势的推崇，是这些，让她对伪造州长签名等违法举动不以为意，让她意识不到作为一名美国公民，遵守法律保住节操从而保住自己的前途，比从中共手中捞取些一旦东窗事发就会化为乌有的利益更有价值。 她不曾意识到美国不是一个“比烂”的国家，在美国这样的规则环境里，把自己培养成一个烂人，即使能取得一时的成功，长远看也是不可持续的。 她没有意识到自己承担的风险和收益不成正比。 而这些，是所有曾经与中共合作过，或在中共抛出的诱饵前动过心的人，都需要在盐水鸭事件后想清楚的。 不要等着FBI上门。 自首吧，转变立场站到美国一边吧。 难道在现在这样的形势下，你还坚信跟着习近平走能混到什么好结局？ 顺便打个广告： 本组持续招新，欢迎报名。

文明若不战胜野蛮，就会被野蛮淹没。 这就是最终全人类都不得不面对、不得不承认的真相。 在一部分人挥舞文化多元的大旗，试图无视受害者的权益，保存一些在丛林里千锤百炼最终才脱颖而出的伤害链传统时，那些传统将释放其嗜血天性，威胁文明本身的存续。 以族群为单位的竞择从未休止，也永不会休止。 但族群本身的定义正在改变，民族的划分早已不再由基因决定，使用同一种语言、继承同一种传统、信仰同一种宗教、拥有同样的肤色，这些都曾经被视为证明一群人属于同一民族的标志，但在基因证据面前又都被证伪。 民族事实上只是“想象的共同体”，以同一民族自居的人们，实际上只是拥有同一个故事——甚至只是选择了同一个故事，例如从地球的每个角落带着生理差异和文化差异汇聚到一起的美利坚民族。 族群竞择的实质早已明晰，那就是文化的竞择，行为模式的竞择，生存策略、传承策略、生产生活方式、构建合作关系的技术的竞择。 所谓文明的冲突、文化的冲突，实质上，是行为模式的冲突，是各种行为模式在争抢信徒、争抢人类的注意力、争抢人类的归化时，彼此不可调和的冲突。 有些行为模式必须消失。 野蛮的行为模式，不断制造更多受害者的行为模式，必须消失！ 只有让这样的行为模式消失，善良的人们、无辜的人们、自愿归化于文明行为模式的人们，创造着繁荣胜景的人们，才能不成为这类行为模式的受害者，才能不倒在哈马斯的屠刀下，倒在俄罗斯侵略者的炮火下，倒在打着难民旗号侵入欧美社会后却要求欧美世俗女性戴上头巾的野蛮男子挥舞的棍棒下。 文明国家的国家安全，才不会被贪吃盐水鸭的敌国卧底摧毁。 文化可以多元，但在一个承诺了要保护所有人的社会环境里，人的行为是需要有边界，有底线的。一旦允许部分人打着文化的旗号侵害他人利益、制造受害者，文化就成为这些人行使特权的依据。 而当这些人、这些族群因行使特权获得竞择优势，他们就会在永无休止的族群竞择中取胜，野蛮的行为模式就会因他们在族群竞择中的胜利，成为主流。 今天的文明，最大的危机是什么？ 是没有意识到模式竞择的“你死我活”，没有意识到文明与野蛮的冲突不可调和，没有意识到彻底消灭野蛮的行为模式，禁止任何族群从输出伤害中获益，是文明保存自身的唯一办法。 是没有积极进取，主动出击！ 欧美国家现在被迫面对的种种“内部问题”，追根溯源，都是文明的行为模式正在欧美社会内部被野蛮的行为模式“压着打”的结果。当全球化令全球竞争成为大规模“比烂”的赛场，文明以追求“增量”为特征的游戏规则就是在被坚持存量博弈思维的逆淘汰游戏规则取代。 文明没有意识到，被他们发明出来的拒绝消灭敌人肉体的新行为模式如果不能坚持自身的唯一性，就会被消灭，而且是连行为模式和它的载体，也就是试图坚持文明的善良人们的肉体生命一起被消灭。 文明没有意识到，你可以拒绝消灭敌人的肉体，但不能不积极主动，不能不全力出击，去消灭敌人的“灵魂”，去阻止那些对你输出伤害的人因伤害你获益。 这就是文明真正的危机。 但我相信文明会醒悟。 文明是人类演化至今，被事实证明为最强大的生存策略。 我相信它的生命力，相信它的创造力，相信它在族群竞择中会最终取胜。 由此，我相信文明会完成必须完成的策略调整，把“消灭野蛮”视为自己的使命。 这样的思想转变，会首先在部分文明国家完成，并体现在它们的国内政策和外交政策上。 美国对华政策最终会受这思想转变的主导，让文明战胜野蛮，让野蛮再不能从对文明输出伤害里占到便宜，将是对华政策的终极目标。 这世界并不是在“向右转”，而是在觉醒。 所有象“铁链女”那样的文化，不制造受害者就不能存续的文化，不制造受害者就无法传承的文化，都将丧失“受保护”的特权，因为在受害者的权利面前，它们一文不值。 尊重受害者的权利，拒绝让加害者拥有特权，拒绝让加害者在现代国家耀武扬威伤害无辜，是文明国家的政府对国民应尽的义务。 从美利坚民族开始，选择了文明的族群会锤炼出自己的故事，并通过锤炼和分享自己的故事，完成自己的民族发明。 在这个过程中，会有战争。 这是文明对野蛮的战争，一场将每个文明人都深深卷入的战争，促使每个文明人确认自己的民族身份，确认自己的选择，在中共国与欧美之间、在残害妇孺的“传统”和欧美现代法规之间“选边”的战争。 美国会开始“排华”，但被排的并不是“华”，而是野蛮，是每一种通过输出伤害捞取利益的野蛮行径，是每一个做出这类行径的人。 这些行为，这些人，会首先从欧美领土上被排出去。最终从整个人类社会排出去。 文明会构建出自己的免疫机制，这就是在盐水鸭事件后，你们会看到的。

中国人最爱钱。 因为在漫长的匮乏岁月里，中国人穷怕了。 但中国人不知道他们最爱的“伟大祖国”一旦离开他们的贫穷就无法维持统治。中国人不知道，只要这个“伟大祖国”还在，自己就永远摆脱不了贫穷的诅咒，勤劳致富只能是水月镜花。 基于自身的底层逻辑，中共不可能尊重私人保有私产的权利。 当普通人开始创造财富，中共看到的，是普通人开始通过获得不受中共控制的资源、不受中共控制的能力，踏上“富可敌国”，也就是与国家为敌的道路。 你在赚钱，它看到的，是你在造反。 同理，当你从社会底层开始向上攀爬，它看到的，是你在暴露“反骨”，是你在嫌弃它分配给你的奴隶身份，试图对它“不忠诚不老实”。 中国人最爱钱，为什么？因为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中国人一直苦于匮乏，一直在饥饿的边缘苦苦挣扎。 但他们又只能被困在匮乏里苦苦挣扎。 因为基于匮乏预期、为应对匮乏环境被创造出来的伤害链逻辑，由伤害链逻辑主导的伤害链系统，包括相关的制度和文化，在试图维持自身的稳定存在时，需要让他们保持匮乏。 只有让民众保持弱小，保持愚昧，保持不知反抗不能反抗的状态，伤害链政权才能保持自己对社会的牢牢掌控。 看似强大的伤害链政权，在自身的逆淘汰机制影响下，总是一代比一代弱的。 不管是中共国这一朝的毛、邓、江、胡、习，还是往前数，数遍唐宋明清，每个朝代都是从开国皇帝起，一代代走向弱化和衰亡。 因为伤害链本性如此，伤害力落差甚至在父子之间也必须保持，每名伤害链链主选择的继任，都是比自己弱的人。 而伤害力落差在君臣之间更需要保持，在官民之间，更需要保持。 一代比一代庸碌的皇帝想维持其统治，需要手底有一代比一代愚忠的大臣。一代比一代无能的官府想维持统治，需要治下有一代比一代贫弱的黎民。 你得象朝鲜底层的饥民那样愚忠，才配得上金家政权的统治。 在改开时代受过太多教育，吃过太多饱饭，接触过太多外界信息的这一代中国人，已经不配做习皇帝治下的顺民了。 你都知道钱是好东西了，你都知道上网发微博、发微信朋友圈、发抖音了，你都知道“1+1=2”了。 你知道的太多了。 多到只能成为国家的敌人。 这就是现在这一代最爱钱也最爱国的中国人真实的处境。 在爱钱和爱国之间，你们需要作出选择。 “增量”，是伤害链永恒的敌人。 但在伤害链主对“存量”的绝对控制下，追求“增量”，却是你们发财致富摆脱赤贫的唯一希望。 伤害链逻辑和产业链逻辑在社会发展方面最大的差别是什么？ 是伤害链逻辑在匮乏预期下坚持存量博弈思维，并为这份坚持让逆淘汰成了主要竞择方向，让社会长期保持把蛋糕越做越小的发展态势。 而产业链逻辑选择的是增量博弈，允许社会、鼓励社会把蛋糕越做越大。 是伤害链系统最终把自己“活”成了束缚社会发展，压制增量出现的“裹脚布”，令每个被它统治的社会都只能陷入长期停滞，令在它治下繁衍生息的家族、民族不论拥有多好的天赋、多丰富的资源，都只能长期忍受匮乏之苦，保持极度贫弱愚昧，离饿死和蠢死只有一步之遥的状态。 在伤害链逻辑和产业链逻辑之间，人们最终需要作出选择。 这等于在爱国和爱钱之间选择，等于在匮乏和繁荣之间选择，在存量博弈和增量博弈之间选择，在内卷内斗和创新致富之间选择。 这并非只有中国人才需要进行的选择。 北美的繁荣，就是两百多年前从英国漂洋过海抵达新大陆的人们在“爱国”和“爱钱”之间作出了选择的结果。 整套现代政治制度及其背后的理念，今天你们看得到的整个现代文明，都是人们在“爱国”和“爱钱”之间作出了选择的结果。 选钱的人们最终创立了新的国家，能容许他们创造财富、拥有财富，能容许他们为这个世界带来增量的国家。 这就是历史的真相。 大家都说，“中国人最爱钱”。 但考验中国人是不是最爱钱的时候就要到了。 伤害链政权现在需要每个中国人回归匮乏，回到赤贫的生活状态中去，回到对政府的剥削掠夺毫无抗拒之力的愚弱状态中去。 “富”才可以敌国，你穷了，穷得连喊饿的力气都没有了，国家对你就放心了。 维稳部门需要“消费降级”，需要把你变穷、变蠢、变弱，让它可以轻轻松松实现统治。 每一分不受掌控的财富，每一个不受掌控的头脑，都是对统治的威胁。 这政权在官场中反腐，在商人中倒查税务，在专业人士那里追缴奖金和“小金库”，无非是要“颗粒归仓”，重建对社会的全面控制。 无非是要重建匮乏。 选择爱国，选择爱这样的国，就是选择匮乏。 如果中国人真的爱钱，中共国必将不复存在。因为爱钱的中国人会选择生活在能让自己努力赚钱的国家，能让自己创造“增量”和保有“增量”的国家。 而只要人类“爱钱”的天性不被磨灭，人类文明的整体转型，每个国家每个民族每个社会从不容许“增量”到鼓励“增量”的转型，也就必然会发生。 “富”可敌“国”，这是历史的真相，也是文明的真相。 站在习近平对立面的，不是什么弱者。 是十多亿从最底层到最接近中共决策核心的人们对匮乏的恐惧和对财富的执着，是中国人“爱钱”的天性。 而一代比一代无能的伤害链主，在这强大天性面前，只能败下阵来。

今日休推。

就象他们的政府一样，中国人中的家长们是喜欢把属于自己的责任推给孩子的。 但推诿责任解决不了问题，把时代的烂尾归咎于娃，并不能改变家长们自己的处境——发迹于改开时代，看起来凭实力但实际上大半是靠运气赚到钱的中老年人，在政府不断收紧对民间的控制时，总归要凭真正的实力把那点积蓄都亏出去。 中共政权一直是与民争利的。 这是因为，一个奉行伤害链逻辑的政权，一个因匮乏预期坚持存量博弈思维的政权，永远对“增量”充满警惕。 从底层民众因生活困顿不得不发出的对基本权利保障的“增量”诉求，到底层生产者发挥创造力为社会带来的财富增量，都是伤害链政权警惕的对象。 国家害怕你们致富，明白么？因为“富可敌国”这个成语已经在相当程度上说出了真相，一旦一个普通小老百姓富了，富到了一定程度，因此拥有了一定的影响力，有了“敌”国的能力，他就成了中共国的假想敌。 虽然青年是最具革命性的群体，但国家提防的远不止青年。 一切具创造力的群体，一切能从无到有的创造出新生事物、新技术、新概念的创造者，都是伤害链政权希望消灭在萌芽时期的“变数”。 伤害链国家的稳定和它不择手段让民众保持的贫困状态是密不可分的。 一旦开始摆脱贫穷，尤其是，一旦底层百姓开始摆脱赤贫生活状态，其统治就会开始动摇。 越穷越“革命”并非一句空话。 象习近平、金正恩这样的统治者想坚持“革命”，就得保持贫穷或象现在正在做的这样把好容易过了几天舒服日子的社会大众再拉回到赤贫状态中去。 而且这样的“消费降级”并不只限于底层。为了让维稳的难度降下来，为了让社会从经济体系到权力格局丧失现有的复杂性，回到习近平那个猪脑子也能看懂也能把控的简单僵化状态，自以为是“上等人”的特权阶层各级官吏也需要回到改开前的生活水准——甚至更差。 如果现在生活在墙内的中老年人，如果现在仍能按时领到薪水的中层中产们以为受“烂尾”病毒所苦的只有娃们，这场以习近平为源头的疫病会止步于年轻人、底层，那就太天真了。 习近平是伤害链政权的“天选之子”，是中共继承者遴选机制——智慧方面的逆淘汰机制——必然的结果。他忠实的执行了伤害链系统的意图，他上任以来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全都指向伤害链逻辑必然会推导出的结论。 这结论就是不能让你们富，以免你们“敌国”。 这结论就是不能让社会持续出现增量，哪怕仅仅是财富的增量。因为增量是不受控的。我们知道，一切创造都不会按计划发生，毕竟创造的定义就包含了“人们从未想过”这一成分。 新技术的创造，虽然总会基于既有元素，却一定是对既有元素的全新整合。 新的生产方式呢？新的商业模式呢？ 这世上的一切创造，一切新生事物，天然就是不受前人拘束、不受创造者之外的管理人员限制的。 即使社会要对新生事物加以监管，这监管也必然会有滞后性，在新生事物被创造出来，和监管部门发现它、开始管理它约束它之间，永远会有时间差。 但这点时间差是伤害链政权不能容忍的。 伤害链政权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一直就是董志民与铁链女之间的关系。 铁链的松脱哪怕只有一瞬间，也是董志民不能容忍的。 铁链女就算已经被摧残得头脑混沌不懂逃跑了，董志民也绝不容她有机会卸下脖子上的锁链。 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所以，象中共这样的伤害链政权，也有在毛泽东死后，由对极权状态心有余悸的“集体领导”和受过法国留学经历影响的邓小平，在国家经济濒临崩溃时果断拍板开启的改开时代。 但对生活在伤害链系统治下的创造者们来说，改开时代的这些时间，这些机会，都是“偷”来的。 习近平现在只是要你们都还回去。 在改开时代你们赚到的所有钱，你们自以为提高了的社会地位，你们“把蛋糕做大”的能力，你们在存量博弈里根本找不到，在增量博弈里才能凭自己的聪明才智，凭创造力，凭灵感凭运气抓住的机会，都要还回去。 当时代烂尾，当国家烂尾，接下来会烂尾的当然不止是娃，不止是毕业即失业的这代年轻人黯淡的人生前景，还有你们的余生。 中共帝国已经进入了它的垃圾时间。 但在它的垃圾时间里，在它的垂死挣扎里，它会竭尽全力把你的生活变成废墟。 以此为它自己续命。 我看得见未来。 我看得见中共在财政枯竭时刻，在无法保持对各地维稳人员的控制后，因维稳人员的反水而导致的社会控制力全面崩盘。 我看得见在中共放弃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后，遍布全国的天灾人祸，从基建设施缺乏维护导致的事故频发，到因失业日益普遍导致的治安大乱底层互害。 我看得见因医疗保障和养老保障被克扣陷入绝境的老人。 我看得见在这片沼泽里，因水位上涨而先遭没顶的无数弱者。 我也看得见政府会象诿过于“烂尾娃”一样把责任推给受害者，推给你们。 我看得见你们的不知反抗、不能反抗。 我看得见未来，看得见你，可惜你看不见我。 可惜你看不见我点起烛光为你照亮的，指向容许增量博弈存在的制度环境，指向把沦陷区打造成新欧洲的坦途。 我知道还有很多人看不到我的帖子，也许X上有限流，也许因为我太懒于推广。 好吧，我是有点懒，但通向未来的道路需要众人同行，新欧洲方案，我期待你来转发。

是“娃”烂尾了，还是改开烂尾了，国家烂尾了，时代烂尾了？ 中国青年的失业问题是中国青年造成的吗？ 在他们乖乖听了父母的话，把童年时光消磨在书山题海和各种补习班之后；在他们温顺地接受学校的安排，学完各种洗脑课程并考得高分顺利毕业后；在他们拼命找工作却一再失败后， 他们该背上“烂尾娃”之名 ，为辜负父母的期望负责吗？ 我为这代年轻人感到悲哀。 “烂尾”这病毒是从习近平身上传开的。 在习近平的胡乱折腾下，中共国大量房子烂尾，多少家庭的“居者有其屋”梦想随之灰飞烟灭。一个个行业“烂尾”，多少中产的职业规划，凭奋斗凭努力过上安稳生活的期望随之破灭。 这是多么残酷的真相，普通人的人生，可以就这样“烂尾”了。 何其残酷！不仅是老年人、中年人，甚至年纪轻轻刚出校门，人生的画卷还没铺开的青年，也已只能躺平，只能背负着“烂尾娃”之名，努力接受自己往后余生将一望到底，将只能隐入尘烟的现实。 我知道这是为什么。 在中共国这样的伤害链系统里，社会留给底层的上升通道总是极其有限的。 因为伤害链逻辑基于匮乏预期存在，在匮乏预期的影响下，社会只能在“存量博弈”的思维里打转。 在中共这样的政权眼里，一切都是有限的，都是需要控制在自己手里的。社会的上升通道需要被政权完全把控，个人发财致富的途径、年轻人能找到的理想工作、企业能做大做强的办法，统统得掌握在中共自己手里。 中共永远在担忧失控。 只要老百姓通过中共计划外的路径发了财，只要年轻人通过中共计划外的方式找到了能安顿自己生活的好工作，中共就会为失去了能完全掌控社会的“抓手”而焦虑不安。 所以当改开为年轻一代提供了远比计划经济时代更多的机遇，中共就如临大敌。 年轻人，天然是腐朽政权的敌人。 他们比中老年人更容易接受新生事物，接受新观念、新技术。 他们也比中老年人，生活方式已逐渐固化的中老年人，更需要机会，需要自由，他们的未来有无限可能，但这些“可能”需要落地的空间——在社会旧有的空间已经被中老年人占据之后，留给年轻人的“存量机遇”，象科举时代“取士”的名额那样是有限的，也象中共现在每年放出来的考公考编名额那样是有限的。争抢不到这些有限机会的年轻人只有一个办法可想，那就是开辟自己的空间，从无到有的创造新的机遇。 年轻人，永远是一个社会最具活力、最具创造力的部分。 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在生理上处于体能和智力的巅峰，也因为他们的处境，是面对在成熟赛道上占据着优势的中老年竞争对手，通常只有开辟新的赛道，独属于自己的赛道，才能抢占到优势的处境。 年轻人初入社会，在经验上、在各种资源的积累方面，当然是不如中老年人的。 这不是只有中共国才有的现象。 任何国家的年轻人初入社会，想闯出自己一片天，总归是困难的。 但在正常国家里，在社会有足够的空间，有足够的自由，容许创新、创业的环境里，在社会有成熟的安全网“接住”试错者的环境里，年轻人可以用活力、创造性，弥补他们在经验和资源上的不足。 他们可以在没有给他们预留足够机遇的地方，在没有“考公务员”之类理想岗位的地方，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机遇来。 他们可以在大学肄业后取得巨大的商业成就，乔布斯、比尔盖茨、扎克伯格，多少我们熟悉的名字都曾是退学者。 让中共国年轻人更悲哀的是，即使这些人创业失败，在欧美国家，他们也绝不会被看成“烂尾娃”。 同样是年轻人，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下，在对自由的包容度不一样的社会里，拥有的机遇是不同的。 甚至仅仅回看二十年前，回看中共国改开初期和中期，那时进入社会的年轻人拥有的机遇也远多于今天的年轻人。 “烂尾娃”们的父母，在自己刚刚离开校门的时候，未必比今天的孩子们更坚强、更成熟。但当时的他们，有更多的机遇。 在中共国经济因政府放松对社会的管控飞速发展的时期，“烂尾娃”的家长这代人，可以下海创业，可以去外企求职，可以炒房炒股，可以在考公考编之外看到各种让自身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上升的机会。 可今天呢？ 当中共重新收紧对社会的控制，当中共把曾暂时给出的自由收回，当中共把这个社会的上升通道重新缩减为极其有限的，被牢牢掌控在它手里的那几条，当考公考编成为出身底层的年轻一代获得安稳生活的唯一希望，看看正“精兵简政”的政府每年放出的那点名额，看看一家又一家倒闭的民企、撤离的外企，再看看毕业即失业的青年大军，你能怪孩子们不够努力不够听话吗？ 青年失业问题不是哪一个国家独有的问题。 在社会普遍走向老龄化的时代，在延迟退休，老年人牢牢占据着成熟赛道的时代，在每个国家，年轻一代的处境，都与“开辟新赛道”的权利和能力直接相关。 在没有足够自由的国家，在没有为年轻人凭活力凭创造力开辟新赛道留出足够空间的国家，年轻人将只能在控制欲过剩的政权透过中老年人据守的行业壁垒前撞得头破血流，年轻人将只能躺平，无法亲手为自己创造希望。 这就是“烂尾娃”的真相。 如果不把自由还给他们，“烂尾”将成为困扰中共国每一代年轻人的痼疾。 烂尾的不是娃。 是时代，是这个国家对人民曾许下的承诺。

今天我想提出一个分析中国问题，分析中共“还有多长时间”，和未来中华沦陷区转型的具体过程的新思考角度，方便大家凭自己掌握的情况作出判断。 这个角度，就是技术角度。 请把政治层面的变革，直接理解为社科领域的技术变革。 民主+法治+自由+平等的政治制度带来的是社会合作时更高的效率。拥抱它们， 等于在工业革命初期拥抱蒸汽机。接受现代化的政治理念，等于接受电话、电脑、互联网。 而抗拒它们，只会让自己的工作效率因此停留在刀耕火种的时代。 面对民主化浪潮，面对来势汹汹的社科新技术浪潮，竭力抵制，就是以习近平为首的这一届中央决策者正在做的事。 而社会溃败是他选择这么做必然的后果。 随着时代发展和技术进步，随着社会分工细化、新行业涌现，各国的经济体系日趋复杂，在日趋复杂的局面中，国家治理的难度，保持政府对各种新发社会问题的应对能力的难度，实际上是不断上升的。 随着时代发展，国家治理难度持续提高，是各国政府都需要应对的挑战，这困境并非中国独有，但中国也无法置身其外。 已经达到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人口规模的中共帝国，已形成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复杂经济体系的中共帝国，今天在国家治理层面需要应对的困境，尤其是，在习近平大权独揽精心打造出“一人体制”，令其他臣下无法在国家治理层面为他分担太多压力之后的困境，是起毛泽东、邓小平于地下，甚至把中国历史上各朝各代的“明君贤臣”全刨出来，也无法应对的。 时代在前进。 社会在复杂化。 国家治理的难度在上升。 每个现代国家都在想方设法应对这日益艰难的局面。 为解决新问题，例如互联网时代的言论自由边界、网络平台的权力边界、虚拟货币对金融法规的挑战等新问题，现代国家不得不推出新法案并反复修订它们。 大部分国家现在都有了政府官网，许多政府服务项目可以在线申请。 新时代带来了新问题，好在，也带来了能帮助大家解决问题的新技术、新工具。 这就是我们身在其中的现实。 习近平的真实学历很低，但公平点说，他绝不是中国历史上学历最低的皇帝。 他的国家治理能力很差，但公平点说，他总不会比历史上那些在婴儿时期就登上龙椅的皇帝们能力更差。 但沉迷于对毛泽东昔日荣光的追念，沉迷于传说中的“帝王心术”，在臣下间“拉一派打一派”，在臣下面前喜怒不定“天威难测”等小手段的他，放在历朝历代皇帝中比较虽然不是最差也绝称不上强者的他，面对的是一个他压根没想过，压根没法理解的超级困境。 是一个即使用上各种社科领域先进技术，也会应对得十分艰难的超级困境，一个在国家治理难度上属于地狱级的困境。 一个人口在十亿以上的，承接了全球产业链中大量制造任务，一只脚已经跨进新时代大门，但在文化上、生产关系上、权力格局上却仍然深受旧时代旧观念桎梏的转型期社会，它面对的国家治理困境，需要身处中央政权决策核心的人拥有超强的现实感，超强的信息处理能力，才能理解。 这是一团超大的乱麻。 大到连梳理都近乎不可能。 即使立即放下对民主与法治的抗拒，要在保持现政权、现体制不改变的情况下，在问题的体量规模不改变的情况下，让中共中央通过拥抱社科领域的新技术获得足够的国家治理能力，也是极其艰难的。 何况习近平压根没意识到这份艰难。 面对地狱级难度，他一个战五渣，还在抗拒新技术。 中共帝国的覆灭，是中共掌握的国家治理技术和它不得不面对的国家治理问题的难度不相匹配的结果。 中共还有多长时间？ 当中共的国家治理能力因习近平的过度集权+庸碌无能而持续下降，当经济困局、财政困局继续，当国家治理困境收缩为政权内部权力关系、利益关系的无法协调，而决策核心解决问题的能力仍然因习近平个人对古老帝王心术、官场权谋的“技术偏好”一路走低，中共就将走向它自身的覆灭。 不解决问题，只解决提出问题的人，是没用的。 虽然从技术层面看，墙内的反习者因为和习近平有着高度近似的技术思路，同样无法团结，无法凝聚起足够的力量及时把习拿下，但这场从社科技术能力上看的“菜鸡互啄”总归会有个结果。 而面对不断增长的国家治理难度，中共政权技术不足的问题也会迎来最终爆发。 中共中央政权，被沦陷区各新兴国家取代的过程，本质上就是国家治理技术更新换代的过程。 抗拒新技术的旧政权会轰然倒下，拥抱新技术的新政权会蓬勃兴起。 初生的新政权，会因无法承接地狱级难度的国家治理任务，自然而然的接受帝国崩溃期间造成的分治局面，放弃“大一统”。 初生的新政权们，会通过寻求成熟民主国家在社科领域的技术支持，迅速达到一定的技术水准。 这就是现实，是我们正身在其中的历史大势。 民主化浪潮，本质上是社科技术的进步、普及，是社科技术在应用层面的更新换代。它之所以不可阻挡，是因为不断增长的社会需求对新技术的召唤不可阻挡。 中共覆灭，是因为旧技术必将被时代抛弃，而我们的时代已经走到了不得不立即抛弃以习近平为代表的老旧国家治理技术的关口。 从这个角度看，中共的未来，各新兴国家的未来，和我们可承担的历史使命，也将由技术更替的进程决定。

中华沦陷区的问题最终会得到解决。 时代已经不同了，人类解决问题的能力在增长，当统治者清楚呈现出“他才是问题”这一本相，当民众清楚意识到“没有你，对我很重要”，当每个早已归化于产业链逻辑的海外强国、毗邻地区都意识到中共中央的存在及其倒行逆施是地缘政治风险的源头，当亿万改开受益者醒悟， 醒悟到想保住经济体制改革期间自己已经达到的生活水准，自己已经尝过的甜头，就必须站到中共中央的对立面，他们就会联手解决问题。 解决掉中共中央这个问题。 中共曾经用于扩张海外影响力的所有资源，都是在改开期间发展起来的。掌握着那些对海外政局有一定影响力资源的，都是改开受益者，和华尔街关系密切的，都是改开受益者。他们中头脑再不清醒的人，也会在现实面前渐渐醒悟，意识到继续忠诚于中共中央，尤其是忠诚于习近平的学渣集团，是没有前途的。 我相信这些资源最终都会是我们的，是独派的，因为改开受益者即使与中共特权阶层有再密切的关系，在习近平的猜忌下，在习近平率领着学渣小伙伴们往死亡深渊一路狂奔，自己被胁迫着跟随的绝望下，除了“背叛中共中央”之外，别无选择。 而不需要跪伏到某个领袖身前的独立之路，显然更适合这些最了解中共中央的暴行并因此成了惊弓之鸟的人。 因中共中央的暴行成了惊弓之鸟的又岂止他们。民众、民企，外资、外企，谁不会在刚刚承受过中共中央疯狂释放的政治风险后心有余悸？谁不会想在上一个中央政权倒台后有点喘息时间？ 看似会令资源分散的独派道路，事实上，是最有可能促成反中共中央的各种资源汇集合流的道路。 而促成各独派互不相扰和平共处的新欧洲方案，我们准备从海外开始一路推展到墙内的和平共识，将成为最有希望促成一切潜在的反习者、反共者形成松散联盟的“粘合剂”，在中共帝国覆亡的历史进程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我们，以提出这一方案的能力，作为自己的政治资本，以海外各国、各派系、墙内各族各地各派系对安全感的渴求，亿万改开受益者的利益诉求，作为我们的政治资本。 我们自信，在没有更好的方案之前，新欧洲方案就是你们看得见摸得着的最优选。 而有了新欧洲方案这个选项，就意味着中国问题已经有了解法。 我们已经找到了一条清晰的航路，循路前行，中国这艘古老的大船就将结束在历史三峡中的长久徘徊，乘风出海。 只是，它将拆分成由一艘艘灵活好掉头的小船组成的船队，小船的命运则将由一位位小船上的掌舵人、划桨手，那些在关键时刻拿出解决问题的勇气、能力和资源，站出来解决问题的人主导。 不论你是统派还是独派，不论你对未来沦陷区各新兴国家的疆界划分有什么想法，认同新欧洲方案第一阶段目标——达成和平共识——的人，都是我们的同路人。 想在后中共时代获得和平的生活环境，获得个人、家族、企业发展机遇的人，希望在朝代更替时陷入动荡的社会早日恢复秩序的人，都是我们的同路人。 一切希望中国问题早点得到解决的人，希望看到东亚地缘政治危机、台海危机早点消弭的人，希望来自中共国的安全威胁被消除的人，希望看到中共中央早点被解决的人，希望看到习近平早点自挂煤山东南枝的人，都是我们的同路人。 因为在抱持这些美好愿望的人之中，虽然只有一部分会站出来解决问题，但只要想解决问题，他们能找到的最佳方案，能让他们找到最多助力、避开最多阻力的方案，就是新欧洲方案。 就是让每个参与者都能以对他人无害的“好邻居”姿态，而不是未来骑到大家头上的备位新皇帝姿态出现的，新欧洲方案。 中国有病，我们有药。 解药的方子已经准备好了。 但这剂救命良方还需要配制调和。 我们需要让从海外到墙内的反共反习力量看到这个方案，了解这个方案，逐渐以这个方案为基础形成共识，并分别以这个方案为框架，绘制自己的未来图景。 人们需要开始展望，在推翻中共中央之后，自己可以做哪些过去没法做的事，可以让曾被压抑的创造力发挥到哪个程度。 现在已经加入独派的人们，是先行者。 在未来新兴国家的建国史上，会有他们的名字，会留下他们的事迹。 还没有加入独派，但正准备加入的人们，将是先发者。就象在改开初期率先下海捞到第一桶金的人，他们会占得历史的先机，在许多后知后觉者还懵然未觉时，就抢占到只有在新兴国家立国初期才会出现的角色和机遇。 中共帝国的覆灭已是众望所归，跟着习近平“没有前途”已成为墙内官场多数人的共识，与此同时，真正的“前途”正在浮现。 这前途，就是在必将成为主流的新欧洲共识基础上，与志同道合者组成团队，去抓住历史机遇，去获取必然会出现在政治、经济、学术等各领域的丰厚收益。 去解决问题。去加入解决问题的团队，去成为和大家一起解决掉那个必然会被集全世界之力解决掉的问题的人。 不要只做历史的见证者。 做历史的参与者吧，做新欧洲的建设者吧，做一个在割除毒瘤后蓬勃生长的新兴国家的建设者，做在这样的国家里安居乐业的公民，做在这样的国家里创业的企业家吧。 不要错过这时代给你的礼物。

世界正被迫与中国经济脱钩，因为世界必须与中共脱钩。 如果中国经济不割去中共这个毒瘤，那么不斩断与中国经济联系的国家就会和中国人民一样，被中共病毒一样源源释放的毒素侵害。 中共中央，正是这毒瘤的核心。 所以我们需要一台手术。 在日益严峻的财政形势面前，因习近平而“学渣化”的中央决策圈层 已束手无策。 推出“砸锅卖铁”口号的他们显然并不想砸自己的锅，他们要求砸的，是各地方政府的锅。 在财政危机深化之时，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当然会日益凸显。试图挣扎求生的地方不可能不对倒行逆施的中央生出反感，不把“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当成护官符，不努力经营好自己的势力范围，不与中央争夺对辖区事务的掌控权。 海外独派目前在“割去中央毒瘤”一事上，并没有足够的资源。但墙内的形势，中央与地方不可避免的矛盾升级，会把地方势力、改开派官僚一步步逼到独派这一边。 而中共中央在习近平的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下，不可能有逆转形势的能力。 如果习近平身边还有头脑清醒的人，他能做的，也只有眼睁睁看着习近平一步一步把中共中央拖入死地。 中共各地方政府的官员，论起来也未必有多强的本领，但你要看这是和谁比。 多年浸淫于实务的地方官员再怎么颟顸无能，在图穷匕现的时刻也绝不会干不过由习近平这个缺乏现实感的纨袴率领的学渣小分队。 在中央权威还没有崩塌的时候，地方官僚和各部门首脑、军队将领一样对习近平的“各个击破”无力抗拒。但当中央权威因财政枯竭而崩塌，当地方政府被要求“砸锅卖铁”，却又已无锅可砸，看不到未来的一丝希望时，地方将只能把来自中央的压力看成“无理取闹”。 地方将在形势格禁下，在中央不断的逼迫下，在同级地方官员一个个被“反腐”的恐慌情绪下，不得不成为一把挥向中共中央这毒瘤的手术刀。 局势发展的脉络就是这么清晰明了。 海外独派没有资源，新欧洲方案没有资源，但象“1+1=2”这样的道理不需要资源就能成为占据所有人头脑的共识。 皇朝周期律，从人口增长到人均资源不足，从资源争夺战烈度升高到贪腐横行民不聊生，从中央政权的财政危机，到中央权威的崩塌——到地方势力的兴起，这套路在中国历史上循环往复，岂止发生过在中共这一个朝代。 即将挥向中共中央的手术刀，正在官场怨声中锻造，在民怨洪水中磨洗。 即使没有世界各国对中共中央毒瘤的“脱钩”诉求，中共中央也会象中国历史上每个朝代的中央政权那样走到自己生命周期的尽头。 但有了这份诉求，有了产业链阵营诸国在外部提供的经贸需求，有了尽快恢复经济民生的希望，这把刀将更形锋锐，而亿万人民能通过这台手术获得的也不再仅仅是社会机体的重生，还是沦陷区各族各地在独立建国后，从伤害链逻辑转向产业链逻辑，从传统伤害链国家转向现代文明国家的新起点。 新欧洲方案试图凝聚的共识是和平共识，是每个新兴国家都以和平发展为追求，以把自己打造成欧洲式国家为追求，不谋求成为“新中央”，不寻求征服邻邦重建帝国的承诺。 这是新欧洲方案的提出国，上海共和国，对所有邻邦提出的期望，也是沦陷区每个刚刚摆脱了中共中央凌虐的新兴国家都会对自己的邻邦提出的期望。 我们没有资源。 但我们有资本。沦陷区内部每股政治势力基于人性都必然会有的对安全感的渴求，就是我们的资本。沦陷区外部每股政治势力基于人性对战略利益、经济利益的渴望，也是我们的资本。 作为海外独派，理性、务实的态度，基于常识和逻辑、贴合形势展开的方案设计能力，就是我们的资本。 这资本会让资源流向我们。 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流向我们的方案。 上帝会打造出我们虽然无力制造却十分需要的政治形势。 然后，我们会接住这“天上掉下来的馅饼”，会抓住历史机遇，会作为一个在海外有意识地打磨过自己的独派组织，在“促成和平共识的凝聚”这项工作上，做出我们能做的贡献。 也会作为一个参与过、体验过美国选举政治的现代政党，在促成上海完成独立公投，支持沪民党推举的总统候选人参加独立后的首场竞选时，做我们能做的事。 世界正在被迫与中共脱钩，中国也正在逐渐走向与中共脱钩，在这样的时刻，关心沦陷区民生、关心中国未来的人们，也需要与中共脱钩。 我们需要一台手术，中国社会，需要一台与中共中央切割的手术。但我们需要的不止是一台手术，我们还需要后续的治疗。 这治疗就是在与中共中央脱钩之后，从社会、从族群、从国家，从党派到个人，都要摒弃旧的行为模式。 从不再把“重建大一统帝国”、“取得和中共一样的执政地位”列为政党的终极目标，列为自己作为政治人物的人生目标开始，摒弃旧的行为模式。 从学会接受中共中央权威崩塌后，地方分治、各族各地自治的既成事实开始，摒弃旧思维，切换到以民生为优先，以经济为优先的和平发展思路。 这治疗就是在获得和平发展的机会后学会和平共处，国家学会象一个个真正的欧洲国家那样施政，政党学会象一个个真正的欧洲政党那样活动，个人则学会象一个个真正的欧洲公民那样参与公共事务。 然后沦陷区新兴各国将象一个个真正的欧洲国家那样得到文明世界的接纳，并因此欣欣向荣。

也许有人会问，既然中共留下的烂摊子会成为一个任何人都接不住的“盘”，那么，凭什么在大一统帝国的废墟上，只要形成了新欧洲格局，这“盘”就会从接不住变成接得住的状态呢？ 我想，很多人会觉得，拆分，把大问题拆成小问题，复杂问题拆成简单问题，就是我们的主要手段。 但我们解决问题的手段不止于此。 到今天为止，中国经济面对的最大问题是什么？令全球产业链深感不安，不惜代价也要与中共国“脱钩断链”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是一项许多人还没有清晰意识到的差别——“中国经济”和“中共经济”的差别。 当中共国的经济，在改开时代，因邓、江的放松管控和欧美市场打开大门而蓬勃生长的时候，在墙内，发展起来的主要是民营经济，或者说，是以民营企业为主体，以没有正式官方身份的企业管理者们（即使他们是“手套”，毕竟还不是官员）的决策理念为主导的民间经济。 在这样的政策条件下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是大多数情况下遵循产业链逻辑的民间经济。 正因为它大多数情况下会遵循产业链逻辑，它才能与全球产业链水乳交融，迅速整合到一起，并因此占据了全球制造业的半壁江山，因此让中共政权“蹭”到了许多好处，打造出了“盛世”图景，获得了较大的国际影响力。 所谓的“中国奇迹”，在薄弱底子上曾经获得的高增长，是“中国经济”的奇迹。 不是“中共经济”的奇迹。 但当中共在习近平的领导下大搞“国进民退”，当习近平压抑不住让政府直接插手经济活动的渴望，打破了由邓小平开启的“克制”传统，“中国经济”就开始被改造成“中共经济”。 这时候，随着政府干预加剧，产业链逻辑在经济活动中的主导地位逐渐丧失。 如果把抽象的中共国经济活动看成一个“人”，那么你可以说，他一直都是一个有双重人格的人。他一直都同时具备着产业链逻辑和伤害链逻辑双重属性，一直都同时拥有着生产者和伤害者的双重人格。 在生产者人格被压制时，伤害者人格就占据了主导地位。 伤害者人格，说白了，就是犯罪分子的人格。当你的合作伙伴从生产者人格切换到犯罪分子的人格，你曾经熟悉的商业伙伴就变成了一心杀人放火的土匪强盗。 你就无法继续把他看成一个可信可靠的合作者。 整个产业链阵营被迫与中共国“脱钩断链”的真正原因就在于此，在于曾合作愉快的“中国经济”，曾占据制造业半壁江山，令欧美投资者欲罢不能的“中国经济”，现在正切换到犯罪分子的人格，正蜕变为“中共经济”。 而产业链阵营诸国是无法与“中共经济”合作的。就算勉强维持合作，维持下来的高风险低收益合作模式也不具竞争力，不具吸引力。 这就是中共国目前面对的经济困局最根本的成因，也是接盘破局者理应选择的第一个突破口。 在中共国，最喜欢干涉民间经济活动的势力是谁？是中央。 最推崇伤害链逻辑的是谁？是中央。 令“中国经济”蜕变成“中共经济”的主力是谁？是中央。 以此反推，若想逆转这过程，让“中共经济”再次成为“中国经济”，首先要解决的是谁？ 是中央。 一旦没了中央，整个中华沦陷区仍未消失的生产要素，从企业家、工程师、熟练工人，到散布在各民企中的生产线，在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已发育成型的产业生态，就都可以再次为全球产业链阵营所用。 就都可以成为等中央帝国崩溃后，在分治状态下通过独立公投构建起现代国家形态的新兴诸国据以恢复经济，恢复与海外产业链国家经贸合作的基础。 形成新欧洲格局的意义，不仅在于能让大问题拆分成小问题，复杂问题拆分成简单问题，更重要的是能为“中国经济”割去中共中央这颗毒瘤，阻断“中国经济”被迫蜕变为“中共经济”的进程。 能杀灭沦陷区经济体的双重人格中那个属于犯罪分子的人格。 由此，重建全球产业链诸国与沦陷区新兴国家重新展开经贸合作的信任基础。 各位，对中共国七十余年经济历程稍有了解的人应该都懂，对自工业革命以来全球经济发展历程稍有了解的人应该都懂，闭关锁国是没有前途的。 “中共经济”是个什么样子，大家都懂。从大跃进到大饥荒，如山白骨和幸存者终身的生理缺憾和心理创伤，谁也不能当它们不曾存在过。 “中国经济”曾因邓小平对中央权欲的有意识克制而腾飞过。“中国经济”的存在本身，实际上就是“暂时控制住中央毒瘤毒力”的结果。 彻底割除这颗毒瘤，将带来更好的效果。 事实是什么？ 世界并不想和中国脱钩断链，全球产业链并不想和中华沦陷区的生产要素脱钩断链。他们被迫不惜代价也要做的，实际上只是和中共中央脱钩断链。 和中共中央对沦陷区经济的巨大影响力，和中共中央仍在不断释放的政治风险，脱钩断链。 墙内可能有许多人还在盼望中共改弦易辙，盼望二次改开，盼望通过内部斗争完成“换血”、“换帅”，由此改变政策路线。 但，醒醒吧。 今天要解决经济困境，重建全球经贸合作者的信心，靠小敲小打的“再次开放”已经不行了。 矫枉需要过正。 彻底割除中央这颗政治毒瘤，归化产业链阵营，通过构建现代国家体制约束政治风险，才是与全球重建经贸关系的前提，是我们恢复全球合作者信心从而恢复经济的新起点。 新欧洲方案是一个愿景，是一个共识，也是一台手术。 为沦陷区经济起沉疴疗绝症的手术。

新欧洲方案是一个以达成和平共识为主要手段的，为应对后中共时代沦陷区危局而设计的政治解决方案。 只要你拒绝“重建中央政权”，拒绝为重建中央政权而发动战争，你就是新欧洲方案的同路人。 不论你身在何处，不论你有怎样的政治背景，只要你心向和平，只要你拒绝被奴役，新欧洲的愿景里，就有你的位置。 我们想要的，是成为最大公约数，我们想用最低的成本实现最远大的理想，我们想只“做好自己”而不去干涉他人，我们想专注于建设自己的故乡，而不去征服、蹂躏别人的故乡。 坦白说，作为上海独立的支持者，我并不关心上海之外的地区在独立后的建设历程里会经历多少波折——每个国家都难免会走一点历史弯路，但那不是我有能力管、有权力管的事。 就算你国会走一点弯路，除非这道“弯”会引发你国对我国的侵略、对我国构成威胁，否则，关我国什么事呢？ 甚至就算你国陷入了强人政治的陷阱，推举了一名中共帝国的旧权贵做你国的领导者，那又关我国什么事呢？ 至于你国要迎接某位海外民运名人做新的“领袖”，我国更是乐见其成。 新欧洲方案成功实施，并不等于中华沦陷区会立即因此变成天堂，跳过艰难建设的阶段直接变成欧洲。 就算老欧洲也不是铁板一块，各国的发展进度也并不均一，何况刚起步的新欧洲。 我要促成新欧洲方案的实施，我要促成中华沦陷区形成新的地缘政治格局，我要化解沦陷区成为新的东亚火药桶的历史性危机，我真正要的，不过是让每个可能在军事上比我强大的邻国都同意“不管我”。 所以，你有怎样的政治愿景，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的政治愿景不能是用军事手段征服我、强迫我，让上海人“听你的”。 只要你同意这一条，我们就可以做好朋友。甚至不必同意，只要你不反对这一条，你就是上海共和国的友好邻邦。 我想，新欧洲方案设置的这个“政治门槛”，应该是目前海外和墙内看得到的所有转型方案中最低的。 低到让几乎所有人都能轻松迈过。 所以让几乎所有人都可以通过表达对新欧洲方案的认同，或者说“不反对”，在中共帝国崩溃之后，在有机会（也有必要）重新选择自己的立场和身份时，迅速完成政治意义上的“华丽转身”。 我知道，要“接住”中共帝国崩溃时的巨大烂摊子，要填平中共遗留的债务天坑，解决嗷嗷待哺的民生困境，对那时的任何一股政治势力来说，都是不可能的任务。 但一场规模如此巨大的崩溃，带来的冲击也会是惊人的，导致的危害更极有可能是惊人的。 如果没有任何人、任何势力“接盘”，在如悬河一般流淌在亿万民众头顶的政治风险、经济风险、社会风险决堤而出的时刻，大洪水与早已被剥夺了风险抵御能力的民众之间就会毫无缓冲。 没有人能解决这个问题。 但方案可以，共识可以，以“新欧洲方案”形式存在的政治愿景可以。 可以为每个被浪潮裹挟的地方豪强提供“重建小伤害链”和“参与群雄逐鹿”之外的选项，可以为每个不幸被卷入浪潮的平民百姓提供切实可行的出路。 在大时代里，个人是渺小的。 但渺小的个人也想在大时代保住自己的生命、尊严和亲手建设起美好家园的希望。 我想，这就是最基本的人性。 而新欧洲方案的力量，来自对人性的理解，来自人性中的自私、软弱、胆怯一面的尊重。 它是一场对亿万生逢乱世的普通人内心呼声的回应。 很多朋友会担忧，新欧洲方案至今仍然没有太多支持者，我们手上没有太多资源，我描绘的这远景虽美好，到时是否能顺利实施？ 坦白说，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在国家危亡之际，尽智竭力，做一点自己能做的事，为亿万民众提出这样一个我认为最可行、最有希望成功的方案，是我的责任。 而这个方案是否能一步步走进现实，走向成功，显然不是我能控制。 但只要社会有需求在，有对方案的需求在，新欧洲方案是否能成功实施，就不取决于我有多少资源，我有多大能力。 它是否成功，将取决于社会在进入转型关键时期后，对“出路”有多强烈的需求，渴求出路的人会把资源投向哪种备选方案。 新欧洲方案能说服多少人，未来能汇集多少资源，并不由我决定。 这将由它本身的合理性决定。 如果它在中共帝国崩溃时，是观念市场上最合理、最具吸引力的方案，它就会当仁不让的成为后中共时代历史趋势的引领者。 我相信，资源会有的。 因为在危机正不断累积的当下，资源正在以各种形式被聚合到头脑最清醒，消息最灵通的那些人手中。 然后，在危机爆发时刻，资源自然会从头脑最清醒的那些人手里，流向最合理、最符合人性的解决方案。 你会选我，如果你没有更好的选择。 而我，虽然和你一样期待大家有更好的选择，却已为“被选择”做好了准备。 在我身后，上海民族党同样在准备“被选择”。 我们没有以人民的唯一选项自居。我们一直都知道自己只是“选项”。我们是一个准备在独立后的上海参加竞选的现代政党，如此而已。 如果你选择了新欧洲方案，选择了上海民族党，选择了我们推出的总统候选人，你不会得到一个“英明领袖”。 你只会得到一个平凡的，自私的，试图“自扫门前雪”，专注于上海本地建设的地方政治人物。 这就是支持新欧洲方案最终的结果。 你将离开波澜壮阔的历史，回到琐碎的日常。

今日休推。

电影《让子弹飞》里有个名场面，张麻子对黄四郎说：“没有你，对我很重要。” 艺术的隐喻，表述了历史的真实。 确实，没有中央，没有暴政，没有骑在头上作威作福的贪官污吏，没有以“母亲”自居实际上却是狼外婆的中共，对亿万沦陷区民众来说，很重要。 对这个在历史三峡里徘徊了太久的古老帝国，很重要。 我并不反对任何个人抱持“大一统”观念，并用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方式推广其观念。这是他们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 但我反对任何人试图再次骑到别人头上，骑到你我头上，声称“人骑人”的制度是唯一适合中国人的制度，并且，最重要的是，我反对不论海外还是墙内的任何政治势力用暴力手段实现这一目标。 我不觉得谁有义务“听我的”，但我同样反感被别人要求“听他的”，我不想被迫居于臣仆奴隶的地位，如果有人要强迫我，我会不惜与之战斗到底。 “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这歌词唱出了无数人的心声，包括我。 包括渴望看到上海独立，看到上海人因此终于得到基本人权保障，看到上海人象欧美公民一样获得免于恐惧的自由和免于匮乏的自由的我。 在中共帝国崩溃之后，我们会得到自由。 但这自由不是免费的，不是明君圣主赐予的，不是别国的慈善家赠送的。 历史的机遇会从天而降，但抓住这些机遇实现梦想的手不会从天而降，那些手属于你属于我，属于同样热爱自由，不甘被践踏也不打算践踏他人的你和我。 属于有意愿也有决心构建新的国家行为模式，为此进行了充分准备，目前还在继续准备着的你和我。 新欧洲方案，是一个从根本上摒弃了“中央”存在的必要性的政治制度改革方案。它呼吁海外和墙内所有潜在建设者达成的共识，是互不干涉、互不践踏的共识。 是在中共帝国崩溃之后，在各地方势力为应对帝国崩溃期间的混乱，分头打造出属于自己的“安全区”，在自己有限的控制范围内自发构建起秩序之后，在中共中央的旧有权威最终轰然倒塌，不再对地方势力构成威胁后，大家都安于现状，接受现状，不寻求以暴力手段实现扩张的共识。 是如果A地区要和B地区整合资源寻求更好发展前景，必须通过和平协商而不是武力征服实现的共识。 简而言之，我们呼吁达成的是和平共识。 是未来沦陷区各新兴国家之间，对平等交往，对和平发展的共识。 新欧洲方案看起来是一个“谋独”的方案，但如果你有足够的威望，拿得出足够有吸引力的整合方案，你能说服沦陷区每个新兴国家，你未必不可以用和平协商的方式成功“谋统”，说服各族各地民众在成功独立建国后，以邦国为单位再次组建联盟，形成联邦。 事实上，在新欧洲方案呼吁达成的共识下，你既可以“谋独”，也可以“谋统”，只要你不强迫别人、别国服从，你将有充分的自由去追求你的理想。 只是，在中共帝国崩溃后的最初，在新的国家行为模式取代旧帝国行为模式的关键时期，在中共中央烟消云散之后，我们很需要在至少一段时间内“没有中央”。 喜人的现实是，在那段时间里“没有中央”是大概率事件，是海外和墙内各方势力都无法改变的事实。毕竟放眼海内外，目前都还看不到能担起“接盘”重任的人或组织。 但我们需要意识到，“没有中央”的这段时间是宝贵的，对关注社会转型的人们来说，这是构建各族各地各国平等相处谁也别骑谁全新秩序的历史契机。对新兴国家的建设者们来说，这是在头上没有“婆婆”时趁机发展自主自立能力，争取获得国际法保障的国家地位的历史契机。 我们还需要意识到，让“没有中央”的状态延续下去，和平地延续下去，是解决沦陷区人道主义危机的最可行路径。 这就是新欧洲方案希望说服你接受的事。 如果你接受新欧洲方案，你需要做的并不是听我指挥，而是对新欧洲方案提出的愿景表示认同，对“不干涉独立后的上海”、“不要求上海臣服”作出承诺。 你要做的不是“服我管”，而只是“别管我”。 我想，不论你身在墙内还是海外，不论你身份为何，对未来有什么规划，要许下这样的承诺，都并不为难。 不为难就对了，新欧洲方案寻求的本来就是“最大公约数”，是“最优解”，是“最容易达成的共识”。 上海，并不是不寻求对整个沦陷区的影响力，但你也懂，区区一个上海，哪有资格对整个中国有什么领土野心。上海要追求的首先是自保，能指望的首先是海外的支援，是通过在东亚地缘政治格局中占据重要地位激发欧美日韩台给予军援安保的意愿。然后，上海能寻求的发挥影响力的最佳途径，只能是通过成为建设样板，转型样板，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样板，成为在经济上、文化上取得最大成功的新兴国家，去引发各国的羡慕和效仿。 其他新兴国家的处境，其实也没什么两样。 这就是新欧洲方案全部的“谋算”。 让大家对和平达成共识，让大家接受帝国崩溃后的现状，基于现状立即展开建设，全力恢复经济恢复民生。让大家许下“不骑别人”、“不管别人”的承诺，为各新兴国家打造一个哪怕只能暂时保持的和平发展环境。 然后，上海能专注于“做更好的自己”。 并顺便让周边新兴国家都认识到“专注成为更好的自己”才是最有利于恢复经济招商引资壮大国力的国策。 如果你认同这些谋算，你就是新欧洲方案的支持者。

从此刻开始，海外与墙内就需要达成共识。 我们需要意识到，在后中共时代，在亿万沦陷区民众即将陷入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场人道主义危机之际，“立”，应当是我们共同的追求。 建设才是沦陷区最迫切的需求，能用于建设的力量，从人力，到物力，从本地本乡的豪强，到外邦外国的援助者，一滴也不能浪费。 我们没有时间浪费在争权夺利上，没有时间浪费在“统一思想”上。 因此，就象当初中共治下的经济体制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就象邓小平虽然戴上了“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荣衔，改开时期的大多数新政策新思路却并非来自他的设计和他自上而下的安排那样，我们需要尊重民间在学着自发构建新政治秩序时的“遍地开花”。 邓小平并没有自上而下推行一套由他设计，由他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政策。 他只是克制住了中央对地方过度膨胀的控制欲，只是部分的收回了政府干扰民间经济活动的巨手。 这就是经济体制改革能取得那些成就的真正原因。 在欧美构建近现代政治秩序的经验里，“虚君共和”的成功，精要在于“虚君”，在于成功实现了对君主权力的限制。 在中共的经济体制改革中，成功的精要同样在于“虚君”，也就是成功实现了对中央➡️地方、政府➡️民间的权力的限制，虽然这些限制范围极其有限，且没有制度性的保障，虽然这些限制极其薄弱，并已被事实证明，在邓小平死后，随时能因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的一念之差而取消。 但道理就是这么个道理： 只要没有中央的干扰，没有政府的干扰，沦陷区原有的生产要素就完全可以在外部产业链的积极配合下，通过引进技术、引进生产线、引进企业管理观念，通过对外贸易，与外部产业链建立紧密联结，迸发出强大的财富创造能力。 在一个穷得连裤子都穿不起，村干部要剪裁进口化肥包装袋来遮羞的中国，和一个派出的代购员能横扫巴黎奢侈品专柜的中国之间，差的只是“有没有中央”。 而经济体制改革取得的成就，甚至只是部分限制了中央政府权欲的成果。 那么，如果完全没有中央呢？ 如果我们把邓小平在开启经济体制改革时试着做了一点点的事情做成“完全版”呢？ 如果我们认认真真的吸取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并将之用于政治体制改革呢？ 还记得曾遍地开花的“承包”吗？ 那就是民间自发构建的，远比自上而下的设计安排更有活力，更具创造力的经济秩序。 在中央的阻挠下，人们曾经以为中共国民间并不存在强大的财富创造力。在改开政策为民间“松绑”之前，谁曾想过，看起来那么麻木、愚昧的亿万民众，根本不需要谁去动员去启蒙，就能从田间地头涌入工厂，就能在机遇面前迅速呈现出“准备好了”的状态呢？ 如果经济体制改革是由习近平而不是邓小平开启并推行的，是一场由最高领导人先精心设计好，再在全国范围内“统一思想”，由领袖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自上而下的改革，我相信它的效果绝不会有我们看到过的那么好。 它效果好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它的秩序构建是自下而上的。 所谓的“摸着石头过河”，是先放纵地方尝试、民间尝试，然后中央再给予追认、政府给予肯定。 所以，我们应当明白，同样的经验可以也应该用在中华沦陷区的政治体制改革上。 想在既有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基础上完成政治体制改革，我们要做的，是完成经济体制改革期间未能完成的工作，是对“中央干扰”、“政府干扰”的彻底清除。 因此，中华沦陷区不能有一个新的中央。 道理很简单，谁若以“建立一个新中央”为目标，为了树立中央权威，谁就将不得不站到民间自发建设活动的对立面。 把地方豪强看成局部政治秩序的“承包者”，把引进海外政治理念和政府行为模式看成“招商引资”，你会看到，就和经济体制改革期间一样，其实民间不需要有那么充分的准备，民众不需要久经训练，才能成为具备权利意识的公民。 只要没有中央政府的干扰和阻止，民间完全能自行开启并最终完成秩序的建构。 我们不可能找到另一个邓小平，让中央政府在民间自发构建秩序期间保持对权欲的克制。 但我们可以不要中央。 我们可以在“谁都不要干扰别人的建设”这件事上达成共识。 我们可以在海外，对这件事，对“我们都不打算采用暴力手段在中华沦陷区维持或重建大一统中央集权帝国体制”达成共识，对所有愿意向沦陷区民众提供建设方面协助的团体和个人，许下庄严承诺。 上海，未来成功实现了独立的上海，不会去侵略江苏、浙江，更不会挥军北上攻打北京城，去抢那张虽在传统伤害链思维中价值连城，在产业链价值观里却一文不值的龙椅。 后中共时代的上海，只打算做一件事，那就是管好自己，走好自己的建设之路。 我们会努力做好示范，成为表率，但绝不会逼你们学习。 但如果你们也一样，一样专注本地建设，不寻求扩张领土最终“实现统一”，未来百年内的区域和平就有保障了。 在后中共时代，每个从政者都要尊重届时的既成事实，尊重由公投认证过的疆界，不干扰别族别地的建设，不用暴力手段打断邻国和平发展的进程，最重要的是——都不追求以军事手段重建大一统帝国，应当是从海外到墙内此刻就达成的共识。 谁也不寻求骑到别人头上，这应该是从海外到墙内，所有人的共识。

是时候召唤“立”的力量，汇集海内外“立”的力量，去迎接后中共时代的到来了。 但不论在海外还是墙内，“立”的力量都还十分薄弱。 薄弱之处在于，虽然有意愿投身建设的人很多，但意识到了要完成社会变革中华沦陷区需要建构出新模式的人，太少。 对新模式进行过具体描画，或者说能摆脱旧模式思想钢印的人 ，更少。 我们都知道，新模式显然不能和中共曾经运用过的那两种旧模式一样，新模式显然应当借鉴甚至照抄欧美现在使用的政治体制。但到底该如何在中共帝国崩溃后的废墟上构建起新的行为模式，绝大多数人却都还没有答案。 或者说，绝大多数准备在帝国废墟上重起炉灶的人，想在坍塌的猪圈原址上建起现代化楼厦的人，既没有蓝图，也没有相关经验。 不论统派还是独派，我们都必须承认一个现实，那就是能否实现政治理想、能实现到什么程度，和我们自身的能力上限密切相关。 当习近平的倒行逆施把中共帝国的“破”象天降大礼包一样呈送到了大家面前，民运圈多年来太专注于“破”，太执着于“反对者”的身份，而没有在强化自身建设能力方面下足够工夫的短板，立刻就暴露了出来。 而且这短板极有可能会决定后中共时代沦陷区的发展走势。 现实就是，即使把海外和墙内、统派和独派所有的“立”的力量都汇聚到一起，想在中华沦陷区迅速完成新模式的建立，想让庞大人口平稳度过转型期，仍然是近乎不可能的任务。 何况海外和墙内虽不时暗通款曲，却并无统一的组织和牢固的互信。统派和独派更是各执己见互不相让。 建设性的力量本就薄弱，雪上加霜的是，不但薄弱，而且分散。 当习近平的倒行逆施逼得体制内的一些人也不得不试着把目光投向海外时，在改开之路无以为继，要保住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墙内亿万从中上层到底层的改开受益者就必须破釜沉舟，果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时刻，人们却失望地发现，社会为“立”准备的资源，在关键时期能为民众所用的资源，太少。 少到任何一个理性的分析者都不得不承认，目前你看得见的每一支有希望在不久后能投入沦陷区建设的团队，都没有足够的能力“hold”住中共帝国崩溃后的复杂局面，在“如何尽快恢复秩序”、“如何解决中共遗留问题”等议题上给出及格的答案。 即使“大一统”思维在中共多年宣传洗脑后已深入人心，近年，支持“解体论”，支持各族各地独立的人也在明显变多。 究其本源，我想，许多人未必是对某一族某一地的独立建国有多大的热情，他们只是对后中共时代的沦陷区既保持大一统又完成民主转型的难度有足够清醒的认识，想在“分裂分家各谋生路”和“在大一统帝国的废墟上重建大一统帝国”之间，两害相权取其轻。 已经有很多人为了看到沦陷区成功完成民主转型，补全“政治体制改革”这一缺口，不惜放弃对“大一统”的执念。 但即使大家都肯放弃“大一统”，以当前简中圈呈现出来的思考能力、秩序建构能力，想要稳稳接住习近平即将抛下的烂摊子，仍是极难。 这是个大工程。 促成亿万人口规模的社会完成转型，实现新的秩序建构，完成模式切换，这是个超大型的社会工程。 我希望每个有志于投身建设的人，每个关心沦陷区民众福祉的人，每个不希望看到人道主义灾难发生的人，都意识到，自己需要参与到中华沦陷区的建设进程中来，都意识到，不论政治观点为何，只要你不想看到沦陷区尸积如山血流成河，你就需要促成这一庞大的社会工程需求，以尽可能科学、合理、高效的方式被满足。 这工程需要被拆分，拆分为不同阶段。 这工程需要在拆分后分包给不同的工程队，需要按产业链阵营既熟悉也认同的方式在市场上进行“招标”。 每个有志和有能力投身建设的人都应当把自己看成工程人员，你和其他人组成的一支支建设团队，就是在沦陷区兴修上层建筑的一支支工程队。 愿意汇入建设大潮的人，肯帮忙搬砖的，肯来打螺丝、扎铁丝的，不论出身，不论过往，都应受到欢迎。 后中共时代的沦陷区应该是一个被分片包干给各小工程队，包工头们带着农民工干得热火朝天的工地，而不是一个纵容多条小伤害链彼此撕咬、剩者为王的蛊盅。 我们都需要转换思维方式，从海外民运圈里那些最知名的人士，到墙内体制内坐拥资源却看不见出路的精英们。 大家都需要把注意力从“破”转向“立”，更需要把对后中共时代沦陷区秩序建构的想象，从“建设一个由我主导的大一统中央集权民主国家”这一深受中共宣传浸染的默认思路，转换为类似于中共改开初期，在当政者圈定特区，政府放松管制后，新工厂新工地遍地开花的场景。 因为这才是最现实的场景。 因为建设性的力量既然薄弱而分散，建设任务也就只能被切分到既简单又零碎的程度，才能让“小工程队”接得了单。 我并不认为，在民主的旗帜下，海外民运和墙内觉醒者能团结起来，形成一个有战斗力的组织，携手同心解决沦陷区的人道危机。 这对他们来说太难了。 但想避免新非洲路径，后中共时代，沦陷区所有政治势力需要达成一个共识。 对建设的共识。在建设期间，各“工地”、各“包工头”互不干扰、互不侵犯的共识。 对专注于“立”的共识。 而这共识的构建，需要由此刻，在海外，就开始。

如果在社会变革的进程中大家都专注于“破”，把资源都用在“破”上，结果就会是在帝国的废墟上建起一个新的帝国——打破了旧模式，新模式却没能建立，于是新人再次循旧模式行事，所谓换汤不换药是也。 而这是中国历史的常态。 反过来呢？ 如果大家专注于“立”，专注于打造新模式，会有什么结果？ 这样做的弊端是， 当你不再关注“破”，不再致力于促成“破”，社会由“破”到“立”的进程就不再受你影响，如果旧模式生命力足够顽强，专注于为成为建设者做准备的你可能一辈子也等不到合适的历史契机，在旧帝国崩塌后一展身手。 在中华沦陷区，旧模式的生命力曾经是非常顽强的。古老的东方帝国曾长年闭关锁国，对外部依赖度极低，在发展出高度成熟的牲人驯化繁育技术后，更能凭极低的国家治理技术长期保持伤害力落差。东方帝国拥有对伤害链系统来说最宝贵的资产——不到极端境况不知反抗，甚至到了极端境况仍会选择默默死去而不是反抗的庞大底层人口。 如果皇帝懂得珍惜，这种“庞大牲人+低劣治理”的模式可以持续很久，足以熬死多少代渴望促成社会变革的觉醒者。 我懂王丹这一代人、魏京生这一代人从青葱少年等到白发满头的悲哀。 六四已经过去整整35年了。 在这35年间的多数时间，中共没有显露颓势，而且在入世后，经济快速发展，一度呈现过堪称“超英赶美”的盛世景象。 学过中国历史的人很容易因此感到绝望。 因为在中共政权将古老的牲人驯化繁育技术与全球化进程、欧美制造业外流的趋势相结合时，迸发出的经济增长态势，是让欧美经济学家也“看不懂”，很难预测其未来走向的存在。 连专家都看不懂，何况多数并没有接受过规范学术训练，没有在社科领域下过大工夫的民运人士。 许多民运人士因此陷入悲观，怀疑自己永远也等不到中共暴政“破”的契机。有些人在灰心绝望之下甚至放弃了曾经的坚持，转而与中共合作。 FBI近来抓出了其中两人，但没有被抓的肯定更多。 因中共的“顽强”而试图转换思路，把“推翻暴政”这一理想改成折衷一些的“促成改良”，因此与中共进行过接触、进行过有限度合作的民运圈人士恐怕更多。 作为一名晚辈，我其实很能理解这些人的心情。 但他们错了，他们没能看清让中共“顽强”的底气已因改开后的“盛世”消失。 中共曾经因继承了古老东方帝国的维稳模式，拥有在极低技术水准、极低外贸依存度下长期保持伤害力落差的能力。 这份能力让中共扛住了1949年以来自己制造的每一波人祸，即使三年饥荒饿死了上千万人口，中共的统治仍然稳固。 这份能力来自古老维稳模式本身的低成本、高效率。低成本，是因为把牲人压制在极度愚昧、极度贫弱状态后，官僚体系凭一点点特权、一点点组织优势、一点点信息优势，就能轻松保持对牲人的伤害力落差。 高效率，则是因为宣传部门的谎言能让牲人主动配合统治者压榨自己、鱼肉自己。 但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快速增长，中共开始放弃旧的维稳模式。 在发展经济的需求和官员腐败的需求共同推动下，低成本的编户齐民、信息封闭，被政府主动替换成了高成本的网络监控、人脸识别。 为了从底层生产者身上赚到更多的钱，统治者放松了对牲人的管控，给了农民转化为农民工的机会，也就令最古老但最有效的牲人驯化繁育技术不再成其为国家维稳体系的主要支撑。 对牲人维稳，是多么轻松容易啊！ 但对打工人维稳，对数量上亿，流动性强，本身就处于半流民状态，只要失业恶化就会迅速转化为流民、流寇的亿万农民工、城市打工族维稳，要艰难得多。 这项庞大的社会工程，技术含量比前者高得多，运行成本自然也昂贵得多。 对打工人维稳，很“烧钱”。 但中共已经在四十年改开“盛世”中迷了眼，忘了根本，已在不知不觉中放弃了旧帝国行之有效的低成本维稳模式，切换到了目前这个极其烧钱，每年看得见的维稳经费都超过国防军费开支的新模式。 并且这新模式即将因财政亏空无以为继。 “破”的契机就这样突然出现了。 即使你不去“推”，不去为中共帝国的崩溃添柴加火，甚至许多底层仍然不去反抗，不象中国历史上那些流民一样不畏流血，不断冲击挑战当局的权威，中共目前在改开时代打造出的昂贵维稳模式也会因没钱可烧而失效。 而在维稳方面“消费降级”，快速找到一个既能保证效果又能节省成本且能平稳运转的新模式，明显在习近平的能力之外。 突然之间，形势已然逆转。 从此，专注于“破”，为难以实现“破”而纠结，就不那么有意义了。 但直到今天，把目光转向“立”的人，还是太少。 但我们知道，在一个国家，“破”的力量有多大，决定了变革或革命会不会发生。但“立”的力量有多大，才能决定变革或革命会不会有“好结果”，能不能让国家走向文明，实现政治的现代化。 中华沦陷区现在正面临“维稳模式”的转换契机。 从旧帝国针对牲人的低成本模式，到改开时代针对打工人的烧钱模式，在这个世界上种种有效的维稳模式中，中华沦陷区的民众已经体验过了两种。 在烧钱模式无以为继后，显然社会即将被迫迎来再一次切换。 这一次，摆在众人面前的可选项是什么呢？ 这是海外民运必须大声回答的问题。不论你是统派，还是独派。

所有的社会变革都包含“破”和“立”两个方面。只是在科学昌明的近现代，在生产效率极速提高，社会分工细化，社会合作的规模和品质不断提高的近现代，一个社会若不能在“立”这方面做到合格，光“破”掉令大众不满的旧秩序就不会带来好结果。 坏消息是在需要迎接变革的社会里，包括海外反对者在内的许多人， 还没有把注意力放到“立”这个方面，太多人还在纠结于“如何破”，纠结于要如何推翻中共的暴政，并试图采用种种手段，“把习近平掀翻了再说”。 好消息是暴君同样囿于旧式思维。 虽然近来民运圈连续爆出“线人”猛料，但即使不看详细案情描述，我也能想象得到中共通过胁迫和收买线人想实现的是什么目标——它当然是想掌握海外民运在“破”这一方面的进展，想消弭这些异议者对其统治地位的威胁。 但伤害链系统只会在伤害力落差被颠覆之时崩解，而想从海外借兵去颠覆掌握核武的现政权显然不大可能。 在海外民运和中共统治者同样把注意力聚焦在“破”这一方面时，双方都错失了决定历史进程的关键。 历史进程的关键是什么？ 是“立”。是在帝国的废墟上建起一个现代化国家，构建能维持现代化生产生活方式因此能让经济持续增长的政治体制，并保证它的长期平稳运行。 是通过政治的现代化，让完成变革的国家得以与其他现代化国家成为“同类”，归入文明阵营，获得长期稳定的有保障的国际地位。 海外民运中的多数人，甚至不少知名人士，都没能把注意力，把资源，把努力的方向放在这里。 但中共同样没有把防止反对者获得“立”的能力当成维稳工作的重心。 这就是我们的机会。 从好几年前起，我就不再关心“破”的进展，因为中共当然会自己把自己作死。皇朝周期律并非因中共而生，也不会自中共而亡。一个令民怨沸腾，一个积弊难消的政权，总会走到它盛极而衰的时刻，在它自毁前想“加速”这一进程，不但筹谋艰难，而且很有可能给民众造成苦难，事与愿违，破坏反对者这一方的道德形象，不利于事后“接盘”。 在我看来，“破”这方面，大可全交给中共自己去做。海外的力量有限，专注于“立”都还来不及，分心旁顾，只会削弱海外本可在变革期间向墙内提供的助力。 许多人都以为变革是“政治斗争”，也就是“权斗”，是“各个组织、各个派系争夺权力”，但从文明演化的视角观察，在社会变革期间，真正发生的是模式之争，是一种行为模式对另一种行为模式的替换。 只要模式的替换实际上发生了，不论国号有没有换，国王有没有换，“革命”都等于成功了，因为社会的肉体虽仍是一样，灵魂却已更新。 如果一个政权能在不“换人”的情况下就改变行为模式，它就能成功让社会的变革以“自上而下的改革”形式实现。 如果一个国家能在不“换政府”的情况下改变行为模式，把较不利于经济发展的行为模式替换为较有利于经济发展的行为模式，这个国家就能以较低的代价令其国民生活水准得到改善。 这就是改良派希望看到的。 形势走到今天，改良派曾寄托的希望已化为泡影，但我并不认为看透事情本质之后，我们仍需要按旧式思维，把“反共”，把“促成国家变革”看成必须令尸骨如山血流成河才能完成的历史使命。 中共会在习近平的领导下很快完成“破”这个环节。倒不是说民间抗争者会有多么强大的力量，但就象新能源车频繁自燃一样，当中共把自身的财政收支、自身的维稳调整到了现在这种不可持续的模式中，旧模式的无以为继本身就会令政府的组织度和对社会的控制能力走向崩溃。 在维稳被迫“由奢入俭”的过程中，没有足额经费保证人员的基本收入和设备的基本维护，旧模式就会自毁，以停电、断网、服务器坏了没法修的形式自毁，以一线维稳工作人员既没法足额领到工资也没法报销差旅费的形式自毁。 即使没有人强行用新模式去替换旧模式，中共维稳模式的自毁也仍会发生，海外民运存不存在，干不干预，结果都一样。 但海外民运有没有致力于“立”，有没有研发能“乘虚而入”的新模式，对中华沦陷区的未来却很重要。 在我看来，当下的海外民运实在该把注意力放在“立”上，放在对新模式的创建、打磨和推广上。 在中共的旧模式无以为继的当口，只要你能拿出一个有足够吸引力的新模式，你就有希望争取到大多数的支持。 包括且不限于无数在改开时代已经尝过“模式转换”甜头的墙内政商界的支持。 因为时代的变革虽然在许多人的印象中是要流血的，但实际上，只要人们愿意改变行为模式，流血并不是必须的。 旧帝国的臣民、牲人们并不是不能成为新兴国家的公民，成为新兴国家的建设者。 去年还在田里割稻子的农民，并不是不能给麦当劳打工，在柜台前收银，在厨房里做汉堡包。 在旧模式日益明显的崩塌下，人们愿意拥抱新的行为模式。 只是这新的行为模式需要被“引进”。 是时候了，海外民运该把注意力放到“立”这一方面了。不论统派还是独派，现在应该着重考虑的，都是在中共维稳模式自毁后，自己能向中华沦陷区民众提供怎样的选择。 这才是当前历史阶段海外各派能做的最有意义的事。

传统的革命，是通过流血推翻旧政权和磕磕绊绊建立新秩序完成的。 半吊子式的革命，例如中共的经济体制改革，是通过城市对农村的“吸血”，农村人口空洞化，“村子的消亡”，和农民因进城打工收入大增生活水准改善来完成的。 现代的革命呢？在有了一定经济基础却“卡瓶颈”的发展中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呢？ 应在全球战略规划的框架下，在专业人士的技术支持下，在源源不断的来自产业链阵营的资金支持下，以内外合力，政治投资+经济投资的方式完成。 政治是一种服务，政治家是服务人员，秩序是一种商品，政府是生产秩序的“工厂”。政治人物在国家治理、参政议政方面的表现，应当象医生为病人服务、律师为客户服务一样保持专业水准。同理，政府在向社会供应秩序时，也应保持不低于国际平均水准的品质，且接受全球同行的监督和评估。 这才是文明演化至今，民主体制日渐成熟，繁荣模式终于觉醒时，这个世界应当确立的规则。 这也是全球产业链里的每个链环，投身财富创造事业的每位打工人，每位企业家在纳税之后理应有权享受的待遇。 我们追求的不是抽象的公平正义，而是要政治从业者们提供出与本地经济发展程度相配套的，也对得起纳税人们缴交的费用的高品质服务。 你要收五星级酒店的价钱，就得给我们提供五星级的装修、五星级的服务。 你想让你宣传推广的地区成为旅游胜地，你就得让来玩的游客看到足够美丽的风景，获得足够稳妥的安全保障。 这道理难道不是显而易见，难道说不通吗？ 这就是新欧洲方案背后的逻辑。 是作为一个准备用自己的成功创造新的服务模式，设立新的行业标准的潜在供应商，新欧洲创业团队，准备遵循的逻辑。 也许会有人问，你设想得似乎挺好，但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谁会给你下订单？ 但产业链阵营当前面临的安全威胁，全球产业链诸国的投资人因无法承受伤害链国家蕴含的巨大政治风险而必须进行的重整，必须设立的阵营屏障，已为我们提供了市场，提供了待满足的需求。 欧美列国显然必须保护本土生产者，保护本土消费者，必须设立阵营屏障，不能任伤害链国家的产品、人员长驱直入。 自由迁徙，商品与人员的自由流动只应发生在可信任的伙伴国家之间。 但谁才是可信任的伙伴？ 用什么标准来确认谁是可信任的伙伴，哪些国家是可以获得准入，并因此享有阵营红利的国家？ 社科界需要回答这些问题。 而且象国家信用评级一样，社科界必须有客观中立、信誉卓著的机构，在首次评估后，据现实状况持续跟进并调整数值，以满足各国政界商界的需求。 一个国家一个城市是否宜居，可以通过包括人均寿命、医疗保障在内的信息判定。 一个国家一个城市是否宜于“法人”居住，难道不能通过言论自由的受保障程度、法治的独立性、企业平均寿命、政治制度约束“人祸风险”的效率来判定？ 既有的商业机构，早已与各国政府建立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作为利益相关方，它们显然难以承担这方面的重任。 例如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在中共国的子公司在中共的政治压力下，在客户的强烈要求下，是否能象在欧美环境中一样坚持原则？恒大清算人已经在起诉普华永道，答案想必会在法庭上揭晓。 但不论案子的结果如何，指望既有的商业机构把对政治风险的客观评估当成新业务来发展，并成功建立和长期保持公信力，并不实际。 现实的做法是成立新的机构，要靠建立公信力吃饭，必须专注于这一领域的机构。 而这样的机构要招募的人才，则是各国因政党轮替、任期短暂大量“下岗再就业”的退休政要、坚持新闻理想并拥有查核事实能力的记者、有意研究敏感课题却频繁遭受干扰的社科专家。 政治风险的评估，和与之相应的分析、管控和规划，这将是一个新兴行业，但它从诞生之日起，就会拥有许多现成的资源。 因为人们需要它。 市场需要它，潜在的从业人员也需要它。 对个人身体的科学治疗，依托人们对健康的需求，已经催生出产值以万亿计的医疗行业的持续发展。 对社会的治疗，对国家的治疗呢？ 我们难道能一代又一代的忍受“医国”这件事被交给各路赤脚医生、蒙古大夫？ 民主制度能让国家的命运由选民决定。 但它能否保证政客们向选民提供的选项足够靠谱？能否减少选民们被迫在劣质选项中不断试错的概率？ 从产业链逻辑的思路出发，政治家，从事的是服务业。在现代不断涌现的服务业分支中，它算得上是新兴产业，它有待发展，它有待成熟，它的行业标准有待建立，它的从业人员保障有待完善。 但它已经有了渴求它的市场，它已经有了无限希望，有了广阔的未来。 人类社会，我们的文明，是时候在政治上成熟起来了。 是时候让激发了物质领域的生产能力极大发展的那些行为模式，那些成功经验，被应用到精神领域了。 地球村不能也不该永远是幼儿园。 美国模式，繁荣模式，需要通过产业链逻辑最擅长的方式成熟起来，传承开去。

如果中共内部的政治势力，包括海外民运中存在的和海外潜藏的中共高层二代三代的势力能完成整合，沦陷区确实有可能在习近平倒下后迅速凝结出一个新的中央。 但这件事不可能发生。 因为如果这些人能达成互信，他们就会有能力及时拿下习近平。 习近平至今仍活蹦乱跳，已证明了这些人，“不行”。 也证明了在习近平倒下后，中共的内部团结必定会随之崩解，新中央必定“难产”，割据分治已成定局。 如果没有新欧洲方案的强势介入，到那时，在这片有着浓厚伤害链传统的土地上，出现以军阀混战、民生凋蔽为特征的新非洲格局将是大概率事件。 以中国的人口规模，那将是一场巨大的人道灾难，欧美各国的善良民众即使想伸出援手，也会有心无力。而一旦战端开启，兵连祸结，仇恨世代相传，东亚地区极有可能成为新的“火药桶”。 那也会是全人类的灾难，会形成对既有文明成就，对繁荣预期的巨大冲击。 从战略全局角度展开分析，一切都很清晰。 科技进步推动了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促成了全球文明转型，在全球文明转型进程中，中共这个老牌伤害链帝国的覆灭，卡了百余年瓶颈的中华沦陷区的转型，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 东亚地区在“新欧洲”和“新非洲”两种可能性之间花落谁家，则将决定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全球政治格局。 这不是一国之事，更不是一族之事。 以中华沦陷区的人口规模，以其一旦归化产业链阵营能爆发出的强大创造潜能，和一旦不幸堕入丛林将释放出的负面冲击，它的未来，值得全世界有识之士携手同心。 而具备战略眼光的有识之士，显然也能看出“新欧洲方案”内里蕴含的无限商机。 欧洲式道路，和非洲式道路，在经济方面的差距可说是天悬地隔。 不论是对新欧洲方案进行政治投资还是在经济领域提前投资布局，一旦新欧洲方案实施成功，投资者都将获得丰厚收益。 我相信，这对华尔街不会没有吸引力。 独派现在手里没有资源。 但多少创业者当初手里都没有资源。 对创业者来说，投资者手中的财力、人脉是资源。 对投资人来说，捂在创业者手中的优质项目又何尝不是资源？ 当新欧洲方案历经反复推敲多次修正，将自身打造成一个值得欧美各国政界商界投资的优质项目，打造成一个值得墙内从体制内技术官僚到底层生产者的绝大多数改开受益者投下宝贵一票的项目，它还会没有资源吗？ 在新欧洲的旗帜下联合起来，为化解沦陷区亿万民众面临的人道灾难而努力的各族各地独派，那时还会没有资源吗？ 这个道理不仅适用于未来的中华沦陷区。 双链争持的大势，文明转型的进程，全球民主化的历史趋势，并不会到新欧洲方案成功在中华沦陷区实施为止。 这个世界还有无数“卡瓶颈”的国家与地区，对“点睛服务”的需求，并不会因新欧洲方案成功实施而消失。 中共国曾经没有股市，没有后来让许多高学历人才赚取高薪的金融业职位。 但经济发展促成了社会分工，社会分工催生了那些岗位，而岗位的需求，从学术界、教育界召唤出了那些人才。 这世界曾经不存在“点睛者”这种职业。 但只要有需求，有成功先例，分工、岗位和专职人才难道不会从无到有？ 金融服务业有高薪岗位并因此催生了全套专业人才培养机制，政治服务业，一直以来全凭业余外行们竞争上岗，转职后靠听取由社科专家学者组成的智囊团提供的建议保持服务质量的政治服务业，难道不能催生出同类机制？ 2024年，人类已经发展到了AI时代。 难道我们不该想一想，怎样让对我们自身至关重要的政治服务业发展得再快一点，让普通人在面对政治议题时能更轻松更容易的抓住关键，找出更符合自身利益的选项？ 在提出“新欧洲方案”的最初，我想的确实只是为促成上海独立，为维护独立后的上海共和国的生存，去创造最有利的地缘政治环境。 但在不断思考、不断完善这个方案时，我发现它完全可以容纳更多内容。 新欧洲方案可以也应该是解决中共帝国崩溃后的地缘政治危机的最优解。 同时，它也可以是，并应该是一种能促成“卡瓶颈”国家完成转型的操作模式。 一种能加速全球民主化进程，用聘请全球最顶级的专家向有需求地区的客户提供服务，设计方案、展开培训来减少社会转型过程中经历的曲折，减少社会大众常常不得不用鲜血和青春支付的代价，也减少跨国商业投资风险，和各家族代际投资风险的操作模式。 一旦这种模式被成功设立，且打造出了上海共和国这样的样板，它甚至可以成为苦于“卡瓶颈”的那些国家现任统治者的理性选择——他们可以在专家指导下分步分片和平移交权力，给自己或儿女一个从伤害链链主位置上平安退出的机会，同时也给国家给人民一个不流血的转型到现代政治体制的机会。 想明白了这些，你还会怀疑欧美政商界对“新欧洲方案”这个优质项目进行投资和参与的意愿吗？ 你还会怀疑它在华尔街和华盛顿的前景，和它对社科界广大求职者的吸引力吗？

只有完成政治体制改革，中华沦陷区亿万已经尝到了产业链逻辑甜头的生产者，其前半生的辛苦积累才不致得而复失，并在过往四十年奋斗的基础上更进一步。 但很显然，习近平不会允许。 中共，更是把政治体制改革视为“颠覆国家政权”，绝无可能主导其推进。 中国无法在现政权、现领导人的配合下和平转型。 这是我们只能接受的现实。 但即使旧帝国的覆灭已无可避免，即使现政权迅速崩溃，现领导人如万众期待的那样吊死在煤山歪脖树上，接下来中华沦陷区能否成功完成“建设”，仍然是值得大家担心的问题。 因为这片土地上的伤害链传统太深厚了，亿万半人马虽然能适应由他人构建的秩序环保，遵守他人拟定和维持的规则，却没有自行构建秩序和维持规则的能力。 所以，如果不针对这些现实困难进行思考，设计抓住历史契机完成政治体制改革的可行方案，即使中共政权很快会因自身的积弊、民间的积怨而自毁，手里只有老式建筑设计图的民众忙碌到最后，多半也只能在旧帝国的废墟上建起一个新帝国。 从1989年到今天，对这个问题，我陆陆续续进行了很多思考。 在民运圈，有很多比我资历深的名人，事实上，作为一个深知自身才力局限的普通人，我曾经和许多和我一样的无名小卒一样，把社会变革的希望寄托在那些名人身上，认为“车到山前必有路”，我们只需要随波逐流就好，只要搭便车就好。 我也曾经以为，只要共产党倒了，甚至只要某个特别可恶的权贵倒下，“一切就都会好起来”。 思考曾经只是我的个人兴趣，我以为我永远不会把自己思考的内容分享给任何人。 但有一天我终于发现，沉默是有害的。 因为太多民运圈的名人都还停留在“反对者”的角色里，都还在“如何推翻暴政”这个议题上纠结着。 但纵观中国历史，暴政必亡，是颠扑不破的历史规律。皇朝周期律早就告诉我们，帝国的崩塌只是个时间问题。 中共国，只是漫长中国历史中的一个朝代，和明朝、清朝一样，它必将湮灭于历史长河。 而亿万牛马牲人们真正需要的，不是改朝换代，不是头上换个主子，不是在新帝国初期锁链稍松时得一点喘息。 而是打破皇朝周期律，跳出治乱循环，摆脱牛马猪羊一样的身份地位，不做奴才，做公民。 是在帝国的废墟上建设起现代化国家，是在猪圈的废墟上，牛棚的旧址上，建设起现代化的，给人居住的房屋。 我发现，要解决我真正关心的问题，要满足社会大众最深切的需求，我们需要的是建设者。 不是无数大家耳熟能详的名字长年扮演着和正在扮演着的反对者。 中华沦陷区的民主转型，是个庞大的社会工程。 完成它，需要的是大量工程师、设计师，是项目经理，是搬砖和泥扎铁丝的建筑工人。 反对者很重要，在中共政权尚未崩溃时，坚持站在它的对立面，坚持做反对者，需要巨量的勇气，需要坚韧的人格力量。 我敬佩那些能坚持下来的人。 但理性告诉我，光有反对者，不够。 因此，考虑到也许在沉默的大多数中，早就有许多象我一样虽然沉默却坚持思考的人，有许多具备建设能力，只是时机未到，没有显示出建设者潜质的人，我怀着“抛砖引玉”的心情，开始分享，开始把分享观点视为自己主动承担的社会责任。 我相信和我一样的人还有很多。 我期待自己的分享能激发同类的回应。 我希望中华沦陷区的未来能由无数虽然今天仍然沉默着，但在历史契机出现后不会继续沉默的建设者们主导。 我也希望那些多年坚持扮演“反对者”角色的知名人物，能早点切换到建设者的思路上来。 我提出了“新欧洲方案”，我一直在推销“新欧洲方案”，但我不是不期待有人拿出更好的方案，不是不希望这份我主动承担的责任有别人承担的。 我没有想过要做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设计师”。 但我只好站在这里，如果你们不站出来。 这是件很尴尬的事，当一个很懒的人揽了一个没人肯接手的大活。 好吧，闲话少说，书归正传。 作为一个真正的懒人，我设计的政治体制改革方案，首先是利用目前的国际形势，利用中共通过多年努力实现的“官场散沙化”、“社会原子化”现状，抓住“合久必分”的历史契机，抓住旧帝国残存势力谁也不信谁、谁也不服谁，因此无法迅速实现资源整合，重建强而有力的中央政权的时机，在必定出现的割据分治局面下，构建出一套由各地方势力彼此制衡的新地缘政治格局。 在这次政治体制改革进程中，我们没有邓小平，也没有中央政权“控场”。 但我们有基于人性之恶的彼此制衡。 我们还有强大的欧美、毗邻的日韩、为自身安全有必要促成中华沦陷区新欧洲化的台湾、香港、西藏、维吾尔诸国诸族的积极协助。 我们没有足够的建设人才，但我们有切割得足够小的待建设区域，有把复杂大问题分割成相对简单小问题的思路，有明知道无力一统天下，退而愿割据一方保命全身的旧帝国技术官僚的配合，也有愿意看到中华沦陷区新欧洲化的欧美日韩港台届时必然会伸出的援手，给予的技术支持。 我们没有控制整个沦陷区的资源和能力。 但我们有美国会保护上海这一隅之地，英国会照应香港这一隅之地的信心。 在上述所有条件的配合下，我们有能力在独立后的上海完成政治体制改革。 并让上海，成为整个沦陷区新欧洲化的支点。

中共帝国的覆灭已近在眼前。 没有人能挽狂澜于既倒，在当前的国际局势和国内经济颓势下给中共续命。 但除了以拖待变，除了助中共苟延残喘，除了在迷茫中等待，墙内的改开受益者们还有没有别的事情可做？ 有。 长河黄河不该倒流，不但不该倒流，还应冲破重重险阻，奔腾出海。 经济体制改革的结局， 不该是被一个巨婴皇帝的猛开“倒车”打断，而应该是一场成功的政治体制改革。 一场能为你们，亿万改开受益者，最终构建起由产业链逻辑主导的秩序，建设起现代化国家，实现对你们公民权利财产权利的保障，打造出让你们和你们的子孙后代都能安居乐业的政治环境的“改革”。 这场改革，共产党不肯不愿完成，那就让愿意的人，让受益者们自己来完成吧。 这就是你们能做的事。 这也是你们该做，该由此刻就准备起来，就配合着海内外一切促成中华沦陷区转型的建设力量去做的事。 四十年改开，已经让中共国大多数人口接受了现代化的生产生活方式。打工生涯，已经改造了占中共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对秩序的理解，重塑了他们的世界观。 农民工们，底层生产者们，仍然是不擅长构建秩序、输出秩序的人群，但他们已经学会了在打工生涯中，在游走于各个不同城市之间时，尊重所在城市的游戏规则，适应由别人构建和维护的政治环境。 事实上，中共国的底层生产者早已为归化于产业链阵营做好了准备。 对传统习俗的执着被他们小心翼翼地存放在了故乡，那里才是伤害链逻辑的“适用范围”。在城市里，他们会遵守城市的规则，也会学着利用城市的规则维护自己的利益，在讨薪时他们会拉横幅发抖音，会利用网络，在出现劳资纠纷时他们甚至会掏出劳动法，会提请仲裁。 事实上，虽然他们无力促成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但在中共国，阻碍政治体制改革完成的从来都不是他们。 四十年改开，已经为中华沦陷区完成政治体制改革打好了经济基础、社会基础、人口基础。 但要在这样的基础上完成经济体制改革仍然需要突破几个最关键的障碍： 首先，是特权阶层还没有被推翻。 在旧伤害链系统中处于上层地位的特权阶层，从习近平这样的伤害链链主，到和他一样凭个人才智和能力根本不可能吃上特供的红二代学渣小伙伴们，是最有理由阻止政治体制改革，阻止中国从伤害链逻辑完全转向产业链逻辑的人群。 这些人实际上并不信仰什么马克思主义，他们相信的“红色江山”、“红色基因”那一套，不过是远比红一代打出的革命旗帜更为粗鄙的父死子继。 但他们如今正掌权，他们如今在台上。 好消息是随着习近平的倒行逆施，从民间到官场，积压的怨气越来越大，矛盾的爆发只是个时间问题。 好消息是这些特权阶层自身也在学渣化，因为随着形势日益分明，脑子清楚到能脱离学渣队伍的都会明哲保身，机智润离。 所以在矛盾爆发时他们会不堪一击。 其次，是有意愿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人们目前还没有足够的能力。 但中共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本就不是共产党自己完成的，更不是邓小平“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结果。 小岗村的生死状，是农民自发立下的。 深圳湾畔一家家新建的合资工厂，是政策松动后带着订单、带着成熟的企业管理经验冒险进驻的外商们的建设成果，而不是官员们闭门造车的结果。 当初的经济体制改革就是靠“借鸡生蛋”，而不是由本土人士独力完成的。 而且当初的经济体制改革就是通过圈定“特区”，在特区中先进行试验，再选取其中的成功经验向更广泛地区推广的方式，稳扎稳打的进行。 我深知在中共政权多年洗脑、反复阉割下，在目前有志于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人群里，有能力进行秩序建构的人才仍然是极度稀缺的。 和当年在经济体制改革初期，拥有企业管理能力的人才一样稀缺。 但“借鸡生蛋”的办法完全可以重复使用，从海外聘用经验丰富的社会治理人才和专家协助完成秩序建构，显然是一条被证明过可行的成功之路。 只是，第三个问题已于斯浮现。 第三，是在政治体制改革的最关键时期，在旧秩序崩塌新秩序未生的最危险时段，没有人统领大局，没有人能象当年的邓小平一样“镇场”，因此也就没有人能象当年他圈定深圳为特区那样，保证改革进程能循序渐进。 “乱”，是改开受益者们最害怕的事。 但要保证不“天下大乱”，人们目前能看到的唯一可循旧路，就是“维稳”，就是抱紧伤害链主和特权阶层的大腿，用越来越强硬的手段越来越严密的控制压制社会的反抗，不解决问题而解决提出问题的人们。 新欧洲方案着重思考并试图解决的正是这个问题。 中华沦陷区并不缺改开受益者这种天然会支持产业链秩序建构的人群。 中华沦陷区也不缺在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积累了丰富经验的企业管理人才、向社会提供服务的基层官员。 中华沦陷区缺的是什么？ 是一种象英国在历史中打磨形成的，美国立国之初精心设计的那样行之有效的制衡机制。 是通过制衡实现哪怕暂时的平衡，是让转型中的社会在哪怕暂时的平衡中获得喘息，获得让秩序得以建构、人才得以成长的宝贵时间。 而这样的制衡，正包含在新欧洲方案试图促成的全新地缘政治格局中。

越是懂中国，越是懂中国人，你就会越懂在这片土地上构建现代化国家的难度。 难在这亿万国民，这广袤国土，在从伤害链走向产业链的过程中还只是“半成品”，难在若你能看见中国人灵魂的投影，你会看到真正属于他们的星座只有一个——人马座。 他们只有半身是人，另外半身还是牛马。 你无法指望这样一群人。 虽然他们渴望过上欧美国家公民的现代化生活，但他们远没有为建设这样的生活，为创建和维护这样的制度环境做好准备。 如果你要强行把这样一群人，半人半牛马，深层观念还停留在古代的人，“拉”进现代政治体系，你会发现成本是惊人的，成功率是极低的。 更尴尬的是，你会发现为了强迫他们成为公民，你将不得不限制他们的思想自由，“向下的自由”。 结果是你不但改变不了他们，还会被他们改变，从一个希望施行民主善政的政治活动家，变成一个笃信强力手段的暴君。 面对这样的现实，如果你不转换思路，把“中国民主化”拆解成分步分片、分阶段分地区完成的工程项目，就会无从下手。 为什么我会认为在大一统的情况下，中华沦陷区的民主转型无法成功？ 因为我太懂这片土地，也太懂这些人。 为什么我认为必须采用先让香港独立、上海独立，先让这两个“点”成为民主堡垒、民主基地、民主样板，再带动沿海珠三角地区、长三角地区的民主转型，才是现实可行的做法？ 因为如果不把最容易成功的地区和纵深区域“分”开，如果整个中华沦陷区各族各地的问题统统缠结在一起，大家就会象一篓互扯后腿的螃蟹，你拉着我的爪爪，我拽着你的钳子，谁也没法逃出生天。 本来么，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经验，就是先“划特区”，就是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本来么，在所有的发展中国家，所有的欠发达地区，发展都不是整个地区齐头并进，都是由部分地区尤其是城市先发展起来的。 从点到面，从线到面，是社会无法不遵循的，客观存在的发展规律。 而想让中华沦陷区摆脱千年魔咒，跳出伤害链的治乱循环，打破皇朝周期律，我们必须尊重客观规律。 所以，我们需要容许这片土地的人们循序渐进，“让一部分人先民主起来”，“让一部分地区先转型成功”，让最有希望爬出竹篓的两只螃蟹用自己的逃离，向后来者证明道路的可行性，也让亿万“半人马”无法在星火初生尚未燎原时，就一瓢冷水浇熄还柔弱的火苗。 推翻旧政权，和建设新国家，是两件事。 是两件想要成功需要准备的前提条件完全不同的事。 许多在民主转型上“卡瓶颈”的发展中国家都曾成功推翻过他们的暴君。 推翻旧政权，很难，常常需要流血。但当暴君的欺凌把人民逼到绝境，当“活下去”要付出的代价要承受的压力过于接近造反者要承担的，当民怨汇成洪水奔涌咆哮决堤而出，曾趾高气扬的暴君就会呈露其虚弱的本质，在抗争者面前轰然倒下。 推翻旧政权，很难，但再难，也是足够绝望的人们做得到的事。 但建设新国家却不是。 建设一个现代化的新国家，在帝国的废墟上，扔掉旧“图纸”，建起一座全新的上层建筑，不是有勇气、有怨气、有决心就能成功的。 还得有智慧。 推翻旧政权需要的是破坏能力。 建设新国家需要的却是建设能力。在流血推翻旧政权后，好容易有了建设新国家的机会，却因缺乏足够的建设能力，缺乏相应的人才和团队，只能反复“卡瓶颈”，人民在候选政治人物中作出了选择，却不得不一次又一次推翻自己曾经的选择，是无数发展中国家民众的锥心之痛。 如果不彻底认清现实，不把建设新国家所需的经济基础、民情民意、外部援助和技术支持计算清楚，不因应现实条件去设计行动方案，这份锥心之痛就会同样成为在中共帝国崩溃后，在“大一统”的旗帜下，因新一代政治人物的建设能力与过大的疆域、过多的人口、过于复杂的民情民意、过于沉重的历史负担不匹配而同样“卡瓶颈”的沦陷区民众的血泪心声。 你们不希望走了习近平，却迎来王近平、李近平吧？ 你们不希望在摆脱中共中央的欺凌践踏之后，又要承受另一个中央的欺凌践踏吧？ 你们也明白，饭只能一口一口的吃，路只能一步一步的走这个基本常识吧？ 那么你们就该明白，在中共国如今的经济坍塌势头下，在除了完成对产业链秩序的建构没有第二条挽救经济的出路时，脚踏实地，象当年经济体制改革搞“特区”那样，在小范围内实行不同的游戏规则，容许发展程度差异极大的地区采用不同的发展策略，容许离完成转型最近的城市和地区“分裂”出去，才能让这些最有希望的地区通过法理上的独立建国，来保证自身的发展既不受任何“中央”掣肘，也不受内陆地区亿万“半人马”干扰。 整个中华沦陷区目前能拿出来的建设能力是极其有限的。 因此，实际上，只有香港和上海，能在摆脱其他地区的干扰后，较快完成现代化的国家建构。 大一统=团灭 选择新欧洲方案，选择让至少两个新兴国家成功，才能让这两个新兴国家成为整个沦陷区觉醒者可以投奔的安全岛，也成为其他新兴国家在进行现代化国家建设时可以就近求援的技术支持“客服中心”。 然后，让她们因新的地缘政治格局，为自己的国家利益，成为促成邻近地区新兴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推手。 共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