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时候召唤“立”的力量，汇集海内外“立”的力量，去迎接后中共时代的到来了。 但不论在海外还是墙内，“立”的力量都还十分薄弱。 薄弱之处在于，虽然有意愿投身建设的人很多，但意识到了要完成社会变革中华沦陷区需要建构出新模式的人，太少。 对新模式进行过具体描画，或者说能摆脱旧模式思想钢印的人 ，更少。 我们都知道，新模式显然不能和中共曾经运用过的那两种旧模式一样，新模式显然应当借鉴甚至照抄欧美现在使用的政治体制。但到底该如何在中共帝国崩溃后的废墟上构建起新的行为模式，绝大多数人却都还没有答案。 或者说，绝大多数准备在帝国废墟上重起炉灶的人，想在坍塌的猪圈原址上建起现代化楼厦的人，既没有蓝图，也没有相关经验。 不论统派还是独派，我们都必须承认一个现实，那就是能否实现政治理想、能实现到什么程度，和我们自身的能力上限密切相关。 当习近平的倒行逆施把中共帝国的“破”象天降大礼包一样呈送到了大家面前，民运圈多年来太专注于“破”，太执着于“反对者”的身份，而没有在强化自身建设能力方面下足够工夫的短板，立刻就暴露了出来。 而且这短板极有可能会决定后中共时代沦陷区的发展走势。 现实就是，即使把海外和墙内、统派和独派所有的“立”的力量都汇聚到一起，想在中华沦陷区迅速完成新模式的建立，想让庞大人口平稳度过转型期，仍然是近乎不可能的任务。 何况海外和墙内虽不时暗通款曲，却并无统一的组织和牢固的互信。统派和独派更是各执己见互不相让。 建设性的力量本就薄弱，雪上加霜的是，不但薄弱，而且分散。 当习近平的倒行逆施逼得体制内的一些人也不得不试着把目光投向海外时，在改开之路无以为继，要保住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墙内亿万从中上层到底层的改开受益者就必须破釜沉舟，果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时刻，人们却失望地发现，社会为“立”准备的资源，在关键时期能为民众所用的资源，太少。 少到任何一个理性的分析者都不得不承认，目前你看得见的每一支有希望在不久后能投入沦陷区建设的团队，都没有足够的能力“hold”住中共帝国崩溃后的复杂局面，在“如何尽快恢复秩序”、“如何解决中共遗留问题”等议题上给出及格的答案。 即使“大一统”思维在中共多年宣传洗脑后已深入人心，近年，支持“解体论”，支持各族各地独立的人也在明显变多。 究其本源，我想，许多人未必是对某一族某一地的独立建国有多大的热情，他们只是对后中共时代的沦陷区既保持大一统又完成民主转型的难度有足够清醒的认识，想在“分裂分家各谋生路”和“在大一统帝国的废墟上重建大一统帝国”之间，两害相权取其轻。 已经有很多人为了看到沦陷区成功完成民主转型，补全“政治体制改革”这一缺口，不惜放弃对“大一统”的执念。 但即使大家都肯放弃“大一统”，以当前简中圈呈现出来的思考能力、秩序建构能力，想要稳稳接住习近平即将抛下的烂摊子，仍是极难。 这是个大工程。 促成亿万人口规模的社会完成转型，实现新的秩序建构，完成模式切换，这是个超大型的社会工程。 我希望每个有志于投身建设的人，每个关心沦陷区民众福祉的人，每个不希望看到人道主义灾难发生的人，都意识到，自己需要参与到中华沦陷区的建设进程中来，都意识到，不论政治观点为何，只要你不想看到沦陷区尸积如山血流成河，你就需要促成这一庞大的社会工程需求，以尽可能科学、合理、高效的方式被满足。 这工程需要被拆分，拆分为不同阶段。 这工程需要在拆分后分包给不同的工程队，需要按产业链阵营既熟悉也认同的方式在市场上进行“招标”。 每个有志和有能力投身建设的人都应当把自己看成工程人员，你和其他人组成的一支支建设团队，就是在沦陷区兴修上层建筑的一支支工程队。 愿意汇入建设大潮的人，肯帮忙搬砖的，肯来打螺丝、扎铁丝的，不论出身，不论过往，都应受到欢迎。 后中共时代的沦陷区应该是一个被分片包干给各小工程队，包工头们带着农民工干得热火朝天的工地，而不是一个纵容多条小伤害链彼此撕咬、剩者为王的蛊盅。 我们都需要转换思维方式，从海外民运圈里那些最知名的人士，到墙内体制内坐拥资源却看不见出路的精英们。 大家都需要把注意力从“破”转向“立”，更需要把对后中共时代沦陷区秩序建构的想象，从“建设一个由我主导的大一统中央集权民主国家”这一深受中共宣传浸染的默认思路，转换为类似于中共改开初期，在当政者圈定特区，政府放松管制后，新工厂新工地遍地开花的场景。 因为这才是最现实的场景。 因为建设性的力量既然薄弱而分散，建设任务也就只能被切分到既简单又零碎的程度，才能让“小工程队”接得了单。 我并不认为，在民主的旗帜下，海外民运和墙内觉醒者能团结起来，形成一个有战斗力的组织，携手同心解决沦陷区的人道危机。 这对他们来说太难了。 但想避免新非洲路径，后中共时代，沦陷区所有政治势力需要达成一个共识。 对建设的共识。在建设期间，各“工地”、各“包工头”互不干扰、互不侵犯的共识。 对专注于“立”的共识。 而这共识的构建，需要由此刻，在海外，就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