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此刻开始，海外与墙内就需要达成共识。 我们需要意识到，在后中共时代，在亿万沦陷区民众即将陷入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场人道主义危机之际，“立”，应当是我们共同的追求。 建设才是沦陷区最迫切的需求，能用于建设的力量，从人力，到物力，从本地本乡的豪强，到外邦外国的援助者，一滴也不能浪费。 我们没有时间浪费在争权夺利上，没有时间浪费在“统一思想”上。 因此，就象当初中共治下的经济体制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就象邓小平虽然戴上了“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荣衔，改开时期的大多数新政策新思路却并非来自他的设计和他自上而下的安排那样，我们需要尊重民间在学着自发构建新政治秩序时的“遍地开花”。 邓小平并没有自上而下推行一套由他设计，由他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政策。 他只是克制住了中央对地方过度膨胀的控制欲，只是部分的收回了政府干扰民间经济活动的巨手。 这就是经济体制改革能取得那些成就的真正原因。 在欧美构建近现代政治秩序的经验里，“虚君共和”的成功，精要在于“虚君”，在于成功实现了对君主权力的限制。 在中共的经济体制改革中，成功的精要同样在于“虚君”，也就是成功实现了对中央➡️地方、政府➡️民间的权力的限制，虽然这些限制范围极其有限，且没有制度性的保障，虽然这些限制极其薄弱，并已被事实证明，在邓小平死后，随时能因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的一念之差而取消。 但道理就是这么个道理： 只要没有中央的干扰，没有政府的干扰，沦陷区原有的生产要素就完全可以在外部产业链的积极配合下，通过引进技术、引进生产线、引进企业管理观念，通过对外贸易，与外部产业链建立紧密联结，迸发出强大的财富创造能力。 在一个穷得连裤子都穿不起，村干部要剪裁进口化肥包装袋来遮羞的中国，和一个派出的代购员能横扫巴黎奢侈品专柜的中国之间，差的只是“有没有中央”。 而经济体制改革取得的成就，甚至只是部分限制了中央政府权欲的成果。 那么，如果完全没有中央呢？ 如果我们把邓小平在开启经济体制改革时试着做了一点点的事情做成“完全版”呢？ 如果我们认认真真的吸取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并将之用于政治体制改革呢？ 还记得曾遍地开花的“承包”吗？ 那就是民间自发构建的，远比自上而下的设计安排更有活力，更具创造力的经济秩序。 在中央的阻挠下，人们曾经以为中共国民间并不存在强大的财富创造力。在改开政策为民间“松绑”之前，谁曾想过，看起来那么麻木、愚昧的亿万民众，根本不需要谁去动员去启蒙，就能从田间地头涌入工厂，就能在机遇面前迅速呈现出“准备好了”的状态呢？ 如果经济体制改革是由习近平而不是邓小平开启并推行的，是一场由最高领导人先精心设计好，再在全国范围内“统一思想”，由领袖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自上而下的改革，我相信它的效果绝不会有我们看到过的那么好。 它效果好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它的秩序构建是自下而上的。 所谓的“摸着石头过河”，是先放纵地方尝试、民间尝试，然后中央再给予追认、政府给予肯定。 所以，我们应当明白，同样的经验可以也应该用在中华沦陷区的政治体制改革上。 想在既有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基础上完成政治体制改革，我们要做的，是完成经济体制改革期间未能完成的工作，是对“中央干扰”、“政府干扰”的彻底清除。 因此，中华沦陷区不能有一个新的中央。 道理很简单，谁若以“建立一个新中央”为目标，为了树立中央权威，谁就将不得不站到民间自发建设活动的对立面。 把地方豪强看成局部政治秩序的“承包者”，把引进海外政治理念和政府行为模式看成“招商引资”，你会看到，就和经济体制改革期间一样，其实民间不需要有那么充分的准备，民众不需要久经训练，才能成为具备权利意识的公民。 只要没有中央政府的干扰和阻止，民间完全能自行开启并最终完成秩序的建构。 我们不可能找到另一个邓小平，让中央政府在民间自发构建秩序期间保持对权欲的克制。 但我们可以不要中央。 我们可以在“谁都不要干扰别人的建设”这件事上达成共识。 我们可以在海外，对这件事，对“我们都不打算采用暴力手段在中华沦陷区维持或重建大一统中央集权帝国体制”达成共识，对所有愿意向沦陷区民众提供建设方面协助的团体和个人，许下庄严承诺。 上海，未来成功实现了独立的上海，不会去侵略江苏、浙江，更不会挥军北上攻打北京城，去抢那张虽在传统伤害链思维中价值连城，在产业链价值观里却一文不值的龙椅。 后中共时代的上海，只打算做一件事，那就是管好自己，走好自己的建设之路。 我们会努力做好示范，成为表率，但绝不会逼你们学习。 但如果你们也一样，一样专注本地建设，不寻求扩张领土最终“实现统一”，未来百年内的区域和平就有保障了。 在后中共时代，每个从政者都要尊重届时的既成事实，尊重由公投认证过的疆界，不干扰别族别地的建设，不用暴力手段打断邻国和平发展的进程，最重要的是——都不追求以军事手段重建大一统帝国，应当是从海外到墙内此刻就达成的共识。 谁也不寻求骑到别人头上，这应该是从海外到墙内，所有人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