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社会变革都包含“破”和“立”两个方面。只是在科学昌明的近现代，在生产效率极速提高，社会分工细化，社会合作的规模和品质不断提高的近现代，一个社会若不能在“立”这方面做到合格，光“破”掉令大众不满的旧秩序就不会带来好结果。 坏消息是在需要迎接变革的社会里，包括海外反对者在内的许多人， 还没有把注意力放到“立”这个方面，太多人还在纠结于“如何破”，纠结于要如何推翻中共的暴政，并试图采用种种手段，“把习近平掀翻了再说”。 好消息是暴君同样囿于旧式思维。 虽然近来民运圈连续爆出“线人”猛料，但即使不看详细案情描述，我也能想象得到中共通过胁迫和收买线人想实现的是什么目标——它当然是想掌握海外民运在“破”这一方面的进展，想消弭这些异议者对其统治地位的威胁。 但伤害链系统只会在伤害力落差被颠覆之时崩解，而想从海外借兵去颠覆掌握核武的现政权显然不大可能。 在海外民运和中共统治者同样把注意力聚焦在“破”这一方面时，双方都错失了决定历史进程的关键。 历史进程的关键是什么？ 是“立”。是在帝国的废墟上建起一个现代化国家，构建能维持现代化生产生活方式因此能让经济持续增长的政治体制，并保证它的长期平稳运行。 是通过政治的现代化，让完成变革的国家得以与其他现代化国家成为“同类”，归入文明阵营，获得长期稳定的有保障的国际地位。 海外民运中的多数人，甚至不少知名人士，都没能把注意力，把资源，把努力的方向放在这里。 但中共同样没有把防止反对者获得“立”的能力当成维稳工作的重心。 这就是我们的机会。 从好几年前起，我就不再关心“破”的进展，因为中共当然会自己把自己作死。皇朝周期律并非因中共而生，也不会自中共而亡。一个令民怨沸腾，一个积弊难消的政权，总会走到它盛极而衰的时刻，在它自毁前想“加速”这一进程，不但筹谋艰难，而且很有可能给民众造成苦难，事与愿违，破坏反对者这一方的道德形象，不利于事后“接盘”。 在我看来，“破”这方面，大可全交给中共自己去做。海外的力量有限，专注于“立”都还来不及，分心旁顾，只会削弱海外本可在变革期间向墙内提供的助力。 许多人都以为变革是“政治斗争”，也就是“权斗”，是“各个组织、各个派系争夺权力”，但从文明演化的视角观察，在社会变革期间，真正发生的是模式之争，是一种行为模式对另一种行为模式的替换。 只要模式的替换实际上发生了，不论国号有没有换，国王有没有换，“革命”都等于成功了，因为社会的肉体虽仍是一样，灵魂却已更新。 如果一个政权能在不“换人”的情况下就改变行为模式，它就能成功让社会的变革以“自上而下的改革”形式实现。 如果一个国家能在不“换政府”的情况下改变行为模式，把较不利于经济发展的行为模式替换为较有利于经济发展的行为模式，这个国家就能以较低的代价令其国民生活水准得到改善。 这就是改良派希望看到的。 形势走到今天，改良派曾寄托的希望已化为泡影，但我并不认为看透事情本质之后，我们仍需要按旧式思维，把“反共”，把“促成国家变革”看成必须令尸骨如山血流成河才能完成的历史使命。 中共会在习近平的领导下很快完成“破”这个环节。倒不是说民间抗争者会有多么强大的力量，但就象新能源车频繁自燃一样，当中共把自身的财政收支、自身的维稳调整到了现在这种不可持续的模式中，旧模式的无以为继本身就会令政府的组织度和对社会的控制能力走向崩溃。 在维稳被迫“由奢入俭”的过程中，没有足额经费保证人员的基本收入和设备的基本维护，旧模式就会自毁，以停电、断网、服务器坏了没法修的形式自毁，以一线维稳工作人员既没法足额领到工资也没法报销差旅费的形式自毁。 即使没有人强行用新模式去替换旧模式，中共维稳模式的自毁也仍会发生，海外民运存不存在，干不干预，结果都一样。 但海外民运有没有致力于“立”，有没有研发能“乘虚而入”的新模式，对中华沦陷区的未来却很重要。 在我看来，当下的海外民运实在该把注意力放在“立”上，放在对新模式的创建、打磨和推广上。 在中共的旧模式无以为继的当口，只要你能拿出一个有足够吸引力的新模式，你就有希望争取到大多数的支持。 包括且不限于无数在改开时代已经尝过“模式转换”甜头的墙内政商界的支持。 因为时代的变革虽然在许多人的印象中是要流血的，但实际上，只要人们愿意改变行为模式，流血并不是必须的。 旧帝国的臣民、牲人们并不是不能成为新兴国家的公民，成为新兴国家的建设者。 去年还在田里割稻子的农民，并不是不能给麦当劳打工，在柜台前收银，在厨房里做汉堡包。 在旧模式日益明显的崩塌下，人们愿意拥抱新的行为模式。 只是这新的行为模式需要被“引进”。 是时候了，海外民运该把注意力放到“立”这一方面了。不论统派还是独派，现在应该着重考虑的，都是在中共维稳模式自毁后，自己能向中华沦陷区民众提供怎样的选择。 这才是当前历史阶段海外各派能做的最有意义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