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欧洲方案是一个以达成和平共识为主要手段的，为应对后中共时代沦陷区危局而设计的政治解决方案。 只要你拒绝“重建中央政权”，拒绝为重建中央政权而发动战争，你就是新欧洲方案的同路人。 不论你身在何处，不论你有怎样的政治背景，只要你心向和平，只要你拒绝被奴役，新欧洲的愿景里，就有你的位置。 我们想要的，是成为最大公约数，我们想用最低的成本实现最远大的理想，我们想只“做好自己”而不去干涉他人，我们想专注于建设自己的故乡，而不去征服、蹂躏别人的故乡。 坦白说，作为上海独立的支持者，我并不关心上海之外的地区在独立后的建设历程里会经历多少波折——每个国家都难免会走一点历史弯路，但那不是我有能力管、有权力管的事。 就算你国会走一点弯路，除非这道“弯”会引发你国对我国的侵略、对我国构成威胁，否则，关我国什么事呢？ 甚至就算你国陷入了强人政治的陷阱，推举了一名中共帝国的旧权贵做你国的领导者，那又关我国什么事呢？ 至于你国要迎接某位海外民运名人做新的“领袖”，我国更是乐见其成。 新欧洲方案成功实施，并不等于中华沦陷区会立即因此变成天堂，跳过艰难建设的阶段直接变成欧洲。 就算老欧洲也不是铁板一块，各国的发展进度也并不均一，何况刚起步的新欧洲。 我要促成新欧洲方案的实施，我要促成中华沦陷区形成新的地缘政治格局，我要化解沦陷区成为新的东亚火药桶的历史性危机，我真正要的，不过是让每个可能在军事上比我强大的邻国都同意“不管我”。 所以，你有怎样的政治愿景，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的政治愿景不能是用军事手段征服我、强迫我，让上海人“听你的”。 只要你同意这一条，我们就可以做好朋友。甚至不必同意，只要你不反对这一条，你就是上海共和国的友好邻邦。 我想，新欧洲方案设置的这个“政治门槛”，应该是目前海外和墙内看得到的所有转型方案中最低的。 低到让几乎所有人都能轻松迈过。 所以让几乎所有人都可以通过表达对新欧洲方案的认同，或者说“不反对”，在中共帝国崩溃之后，在有机会（也有必要）重新选择自己的立场和身份时，迅速完成政治意义上的“华丽转身”。 我知道，要“接住”中共帝国崩溃时的巨大烂摊子，要填平中共遗留的债务天坑，解决嗷嗷待哺的民生困境，对那时的任何一股政治势力来说，都是不可能的任务。 但一场规模如此巨大的崩溃，带来的冲击也会是惊人的，导致的危害更极有可能是惊人的。 如果没有任何人、任何势力“接盘”，在如悬河一般流淌在亿万民众头顶的政治风险、经济风险、社会风险决堤而出的时刻，大洪水与早已被剥夺了风险抵御能力的民众之间就会毫无缓冲。 没有人能解决这个问题。 但方案可以，共识可以，以“新欧洲方案”形式存在的政治愿景可以。 可以为每个被浪潮裹挟的地方豪强提供“重建小伤害链”和“参与群雄逐鹿”之外的选项，可以为每个不幸被卷入浪潮的平民百姓提供切实可行的出路。 在大时代里，个人是渺小的。 但渺小的个人也想在大时代保住自己的生命、尊严和亲手建设起美好家园的希望。 我想，这就是最基本的人性。 而新欧洲方案的力量，来自对人性的理解，来自人性中的自私、软弱、胆怯一面的尊重。 它是一场对亿万生逢乱世的普通人内心呼声的回应。 很多朋友会担忧，新欧洲方案至今仍然没有太多支持者，我们手上没有太多资源，我描绘的这远景虽美好，到时是否能顺利实施？ 坦白说，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在国家危亡之际，尽智竭力，做一点自己能做的事，为亿万民众提出这样一个我认为最可行、最有希望成功的方案，是我的责任。 而这个方案是否能一步步走进现实，走向成功，显然不是我能控制。 但只要社会有需求在，有对方案的需求在，新欧洲方案是否能成功实施，就不取决于我有多少资源，我有多大能力。 它是否成功，将取决于社会在进入转型关键时期后，对“出路”有多强烈的需求，渴求出路的人会把资源投向哪种备选方案。 新欧洲方案能说服多少人，未来能汇集多少资源，并不由我决定。 这将由它本身的合理性决定。 如果它在中共帝国崩溃时，是观念市场上最合理、最具吸引力的方案，它就会当仁不让的成为后中共时代历史趋势的引领者。 我相信，资源会有的。 因为在危机正不断累积的当下，资源正在以各种形式被聚合到头脑最清醒，消息最灵通的那些人手中。 然后，在危机爆发时刻，资源自然会从头脑最清醒的那些人手里，流向最合理、最符合人性的解决方案。 你会选我，如果你没有更好的选择。 而我，虽然和你一样期待大家有更好的选择，却已为“被选择”做好了准备。 在我身后，上海民族党同样在准备“被选择”。 我们没有以人民的唯一选项自居。我们一直都知道自己只是“选项”。我们是一个准备在独立后的上海参加竞选的现代政党，如此而已。 如果你选择了新欧洲方案，选择了上海民族党，选择了我们推出的总统候选人，你不会得到一个“英明领袖”。 你只会得到一个平凡的，自私的，试图“自扫门前雪”，专注于上海本地建设的地方政治人物。 这就是支持新欧洲方案最终的结果。 你将离开波澜壮阔的历史，回到琐碎的日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