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完成政治体制改革，中华沦陷区亿万已经尝到了产业链逻辑甜头的生产者，其前半生的辛苦积累才不致得而复失，并在过往四十年奋斗的基础上更进一步。 但很显然，习近平不会允许。 中共，更是把政治体制改革视为“颠覆国家政权”，绝无可能主导其推进。 中国无法在现政权、现领导人的配合下和平转型。 这是我们只能接受的现实。 但即使旧帝国的覆灭已无可避免，即使现政权迅速崩溃，现领导人如万众期待的那样吊死在煤山歪脖树上，接下来中华沦陷区能否成功完成“建设”，仍然是值得大家担心的问题。 因为这片土地上的伤害链传统太深厚了，亿万半人马虽然能适应由他人构建的秩序环保，遵守他人拟定和维持的规则，却没有自行构建秩序和维持规则的能力。 所以，如果不针对这些现实困难进行思考，设计抓住历史契机完成政治体制改革的可行方案，即使中共政权很快会因自身的积弊、民间的积怨而自毁，手里只有老式建筑设计图的民众忙碌到最后，多半也只能在旧帝国的废墟上建起一个新帝国。 从1989年到今天，对这个问题，我陆陆续续进行了很多思考。 在民运圈，有很多比我资历深的名人，事实上，作为一个深知自身才力局限的普通人，我曾经和许多和我一样的无名小卒一样，把社会变革的希望寄托在那些名人身上，认为“车到山前必有路”，我们只需要随波逐流就好，只要搭便车就好。 我也曾经以为，只要共产党倒了，甚至只要某个特别可恶的权贵倒下，“一切就都会好起来”。 思考曾经只是我的个人兴趣，我以为我永远不会把自己思考的内容分享给任何人。 但有一天我终于发现，沉默是有害的。 因为太多民运圈的名人都还停留在“反对者”的角色里，都还在“如何推翻暴政”这个议题上纠结着。 但纵观中国历史，暴政必亡，是颠扑不破的历史规律。皇朝周期律早就告诉我们，帝国的崩塌只是个时间问题。 中共国，只是漫长中国历史中的一个朝代，和明朝、清朝一样，它必将湮灭于历史长河。 而亿万牛马牲人们真正需要的，不是改朝换代，不是头上换个主子，不是在新帝国初期锁链稍松时得一点喘息。 而是打破皇朝周期律，跳出治乱循环，摆脱牛马猪羊一样的身份地位，不做奴才，做公民。 是在帝国的废墟上建设起现代化国家，是在猪圈的废墟上，牛棚的旧址上，建设起现代化的，给人居住的房屋。 我发现，要解决我真正关心的问题，要满足社会大众最深切的需求，我们需要的是建设者。 不是无数大家耳熟能详的名字长年扮演着和正在扮演着的反对者。 中华沦陷区的民主转型，是个庞大的社会工程。 完成它，需要的是大量工程师、设计师，是项目经理，是搬砖和泥扎铁丝的建筑工人。 反对者很重要，在中共政权尚未崩溃时，坚持站在它的对立面，坚持做反对者，需要巨量的勇气，需要坚韧的人格力量。 我敬佩那些能坚持下来的人。 但理性告诉我，光有反对者，不够。 因此，考虑到也许在沉默的大多数中，早就有许多象我一样虽然沉默却坚持思考的人，有许多具备建设能力，只是时机未到，没有显示出建设者潜质的人，我怀着“抛砖引玉”的心情，开始分享，开始把分享观点视为自己主动承担的社会责任。 我相信和我一样的人还有很多。 我期待自己的分享能激发同类的回应。 我希望中华沦陷区的未来能由无数虽然今天仍然沉默着，但在历史契机出现后不会继续沉默的建设者们主导。 我也希望那些多年坚持扮演“反对者”角色的知名人物，能早点切换到建设者的思路上来。 我提出了“新欧洲方案”，我一直在推销“新欧洲方案”，但我不是不期待有人拿出更好的方案，不是不希望这份我主动承担的责任有别人承担的。 我没有想过要做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设计师”。 但我只好站在这里，如果你们不站出来。 这是件很尴尬的事，当一个很懒的人揽了一个没人肯接手的大活。 好吧，闲话少说，书归正传。 作为一个真正的懒人，我设计的政治体制改革方案，首先是利用目前的国际形势，利用中共通过多年努力实现的“官场散沙化”、“社会原子化”现状，抓住“合久必分”的历史契机，抓住旧帝国残存势力谁也不信谁、谁也不服谁，因此无法迅速实现资源整合，重建强而有力的中央政权的时机，在必定出现的割据分治局面下，构建出一套由各地方势力彼此制衡的新地缘政治格局。 在这次政治体制改革进程中，我们没有邓小平，也没有中央政权“控场”。 但我们有基于人性之恶的彼此制衡。 我们还有强大的欧美、毗邻的日韩、为自身安全有必要促成中华沦陷区新欧洲化的台湾、香港、西藏、维吾尔诸国诸族的积极协助。 我们没有足够的建设人才，但我们有切割得足够小的待建设区域，有把复杂大问题分割成相对简单小问题的思路，有明知道无力一统天下，退而愿割据一方保命全身的旧帝国技术官僚的配合，也有愿意看到中华沦陷区新欧洲化的欧美日韩港台届时必然会伸出的援手，给予的技术支持。 我们没有控制整个沦陷区的资源和能力。 但我们有美国会保护上海这一隅之地，英国会照应香港这一隅之地的信心。 在上述所有条件的配合下，我们有能力在独立后的上海完成政治体制改革。 并让上海，成为整个沦陷区新欧洲化的支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