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革命，是通过流血推翻旧政权和磕磕绊绊建立新秩序完成的。 半吊子式的革命，例如中共的经济体制改革，是通过城市对农村的“吸血”，农村人口空洞化，“村子的消亡”，和农民因进城打工收入大增生活水准改善来完成的。 现代的革命呢？在有了一定经济基础却“卡瓶颈”的发展中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呢？ 应在全球战略规划的框架下，在专业人士的技术支持下，在源源不断的来自产业链阵营的资金支持下，以内外合力，政治投资+经济投资的方式完成。 政治是一种服务，政治家是服务人员，秩序是一种商品，政府是生产秩序的“工厂”。政治人物在国家治理、参政议政方面的表现，应当象医生为病人服务、律师为客户服务一样保持专业水准。同理，政府在向社会供应秩序时，也应保持不低于国际平均水准的品质，且接受全球同行的监督和评估。 这才是文明演化至今，民主体制日渐成熟，繁荣模式终于觉醒时，这个世界应当确立的规则。 这也是全球产业链里的每个链环，投身财富创造事业的每位打工人，每位企业家在纳税之后理应有权享受的待遇。 我们追求的不是抽象的公平正义，而是要政治从业者们提供出与本地经济发展程度相配套的，也对得起纳税人们缴交的费用的高品质服务。 你要收五星级酒店的价钱，就得给我们提供五星级的装修、五星级的服务。 你想让你宣传推广的地区成为旅游胜地，你就得让来玩的游客看到足够美丽的风景，获得足够稳妥的安全保障。 这道理难道不是显而易见，难道说不通吗？ 这就是新欧洲方案背后的逻辑。 是作为一个准备用自己的成功创造新的服务模式，设立新的行业标准的潜在供应商，新欧洲创业团队，准备遵循的逻辑。 也许会有人问，你设想得似乎挺好，但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谁会给你下订单？ 但产业链阵营当前面临的安全威胁，全球产业链诸国的投资人因无法承受伤害链国家蕴含的巨大政治风险而必须进行的重整，必须设立的阵营屏障，已为我们提供了市场，提供了待满足的需求。 欧美列国显然必须保护本土生产者，保护本土消费者，必须设立阵营屏障，不能任伤害链国家的产品、人员长驱直入。 自由迁徙，商品与人员的自由流动只应发生在可信任的伙伴国家之间。 但谁才是可信任的伙伴？ 用什么标准来确认谁是可信任的伙伴，哪些国家是可以获得准入，并因此享有阵营红利的国家？ 社科界需要回答这些问题。 而且象国家信用评级一样，社科界必须有客观中立、信誉卓著的机构，在首次评估后，据现实状况持续跟进并调整数值，以满足各国政界商界的需求。 一个国家一个城市是否宜居，可以通过包括人均寿命、医疗保障在内的信息判定。 一个国家一个城市是否宜于“法人”居住，难道不能通过言论自由的受保障程度、法治的独立性、企业平均寿命、政治制度约束“人祸风险”的效率来判定？ 既有的商业机构，早已与各国政府建立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作为利益相关方，它们显然难以承担这方面的重任。 例如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在中共国的子公司在中共的政治压力下，在客户的强烈要求下，是否能象在欧美环境中一样坚持原则？恒大清算人已经在起诉普华永道，答案想必会在法庭上揭晓。 但不论案子的结果如何，指望既有的商业机构把对政治风险的客观评估当成新业务来发展，并成功建立和长期保持公信力，并不实际。 现实的做法是成立新的机构，要靠建立公信力吃饭，必须专注于这一领域的机构。 而这样的机构要招募的人才，则是各国因政党轮替、任期短暂大量“下岗再就业”的退休政要、坚持新闻理想并拥有查核事实能力的记者、有意研究敏感课题却频繁遭受干扰的社科专家。 政治风险的评估，和与之相应的分析、管控和规划，这将是一个新兴行业，但它从诞生之日起，就会拥有许多现成的资源。 因为人们需要它。 市场需要它，潜在的从业人员也需要它。 对个人身体的科学治疗，依托人们对健康的需求，已经催生出产值以万亿计的医疗行业的持续发展。 对社会的治疗，对国家的治疗呢？ 我们难道能一代又一代的忍受“医国”这件事被交给各路赤脚医生、蒙古大夫？ 民主制度能让国家的命运由选民决定。 但它能否保证政客们向选民提供的选项足够靠谱？能否减少选民们被迫在劣质选项中不断试错的概率？ 从产业链逻辑的思路出发，政治家，从事的是服务业。在现代不断涌现的服务业分支中，它算得上是新兴产业，它有待发展，它有待成熟，它的行业标准有待建立，它的从业人员保障有待完善。 但它已经有了渴求它的市场，它已经有了无限希望，有了广阔的未来。 人类社会，我们的文明，是时候在政治上成熟起来了。 是时候让激发了物质领域的生产能力极大发展的那些行为模式，那些成功经验，被应用到精神领域了。 地球村不能也不该永远是幼儿园。 美国模式，繁荣模式，需要通过产业链逻辑最擅长的方式成熟起来，传承开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