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正被迫与中国经济脱钩，因为世界必须与中共脱钩。 如果中国经济不割去中共这个毒瘤，那么不斩断与中国经济联系的国家就会和中国人民一样，被中共病毒一样源源释放的毒素侵害。 中共中央，正是这毒瘤的核心。 所以我们需要一台手术。 在日益严峻的财政形势面前，因习近平而“学渣化”的中央决策圈层 已束手无策。 推出“砸锅卖铁”口号的他们显然并不想砸自己的锅，他们要求砸的，是各地方政府的锅。 在财政危机深化之时，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当然会日益凸显。试图挣扎求生的地方不可能不对倒行逆施的中央生出反感，不把“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当成护官符，不努力经营好自己的势力范围，不与中央争夺对辖区事务的掌控权。 海外独派目前在“割去中央毒瘤”一事上，并没有足够的资源。但墙内的形势，中央与地方不可避免的矛盾升级，会把地方势力、改开派官僚一步步逼到独派这一边。 而中共中央在习近平的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下，不可能有逆转形势的能力。 如果习近平身边还有头脑清醒的人，他能做的，也只有眼睁睁看着习近平一步一步把中共中央拖入死地。 中共各地方政府的官员，论起来也未必有多强的本领，但你要看这是和谁比。 多年浸淫于实务的地方官员再怎么颟顸无能，在图穷匕现的时刻也绝不会干不过由习近平这个缺乏现实感的纨袴率领的学渣小分队。 在中央权威还没有崩塌的时候，地方官僚和各部门首脑、军队将领一样对习近平的“各个击破”无力抗拒。但当中央权威因财政枯竭而崩塌，当地方政府被要求“砸锅卖铁”，却又已无锅可砸，看不到未来的一丝希望时，地方将只能把来自中央的压力看成“无理取闹”。 地方将在形势格禁下，在中央不断的逼迫下，在同级地方官员一个个被“反腐”的恐慌情绪下，不得不成为一把挥向中共中央这毒瘤的手术刀。 局势发展的脉络就是这么清晰明了。 海外独派没有资源，新欧洲方案没有资源，但象“1+1=2”这样的道理不需要资源就能成为占据所有人头脑的共识。 皇朝周期律，从人口增长到人均资源不足，从资源争夺战烈度升高到贪腐横行民不聊生，从中央政权的财政危机，到中央权威的崩塌——到地方势力的兴起，这套路在中国历史上循环往复，岂止发生过在中共这一个朝代。 即将挥向中共中央的手术刀，正在官场怨声中锻造，在民怨洪水中磨洗。 即使没有世界各国对中共中央毒瘤的“脱钩”诉求，中共中央也会象中国历史上每个朝代的中央政权那样走到自己生命周期的尽头。 但有了这份诉求，有了产业链阵营诸国在外部提供的经贸需求，有了尽快恢复经济民生的希望，这把刀将更形锋锐，而亿万人民能通过这台手术获得的也不再仅仅是社会机体的重生，还是沦陷区各族各地在独立建国后，从伤害链逻辑转向产业链逻辑，从传统伤害链国家转向现代文明国家的新起点。 新欧洲方案试图凝聚的共识是和平共识，是每个新兴国家都以和平发展为追求，以把自己打造成欧洲式国家为追求，不谋求成为“新中央”，不寻求征服邻邦重建帝国的承诺。 这是新欧洲方案的提出国，上海共和国，对所有邻邦提出的期望，也是沦陷区每个刚刚摆脱了中共中央凌虐的新兴国家都会对自己的邻邦提出的期望。 我们没有资源。 但我们有资本。沦陷区内部每股政治势力基于人性都必然会有的对安全感的渴求，就是我们的资本。沦陷区外部每股政治势力基于人性对战略利益、经济利益的渴望，也是我们的资本。 作为海外独派，理性、务实的态度，基于常识和逻辑、贴合形势展开的方案设计能力，就是我们的资本。 这资本会让资源流向我们。 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流向我们的方案。 上帝会打造出我们虽然无力制造却十分需要的政治形势。 然后，我们会接住这“天上掉下来的馅饼”，会抓住历史机遇，会作为一个在海外有意识地打磨过自己的独派组织，在“促成和平共识的凝聚”这项工作上，做出我们能做的贡献。 也会作为一个参与过、体验过美国选举政治的现代政党，在促成上海完成独立公投，支持沪民党推举的总统候选人参加独立后的首场竞选时，做我们能做的事。 世界正在被迫与中共脱钩，中国也正在逐渐走向与中共脱钩，在这样的时刻，关心沦陷区民生、关心中国未来的人们，也需要与中共脱钩。 我们需要一台手术，中国社会，需要一台与中共中央切割的手术。但我们需要的不止是一台手术，我们还需要后续的治疗。 这治疗就是在与中共中央脱钩之后，从社会、从族群、从国家，从党派到个人，都要摒弃旧的行为模式。 从不再把“重建大一统帝国”、“取得和中共一样的执政地位”列为政党的终极目标，列为自己作为政治人物的人生目标开始，摒弃旧的行为模式。 从学会接受中共中央权威崩塌后，地方分治、各族各地自治的既成事实开始，摒弃旧思维，切换到以民生为优先，以经济为优先的和平发展思路。 这治疗就是在获得和平发展的机会后学会和平共处，国家学会象一个个真正的欧洲国家那样施政，政党学会象一个个真正的欧洲政党那样活动，个人则学会象一个个真正的欧洲公民那样参与公共事务。 然后沦陷区新兴各国将象一个个真正的欧洲国家那样得到文明世界的接纳，并因此欣欣向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