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及顺着去读了David Wengrow早几年写的另一篇更短的文章，谈的是何为“文明/civilisation”，也写得很好。而且我觉得他无意中非常准地踩正了国内对于“文化”和“文明”的自我标榜和洗脑的死穴：文明不是关于所谓“不朽”的monuments(e.g.金字塔、神庙、长城、宫殿、陵寝)的，也不是关于所谓“璀璨”的arts(e.g.各种精美的壁画、石窟、雕刻、古典乐、唐诗宋词、戏剧电影)，也不是关于所谓“先进/发达/第一”的科技/发明/成就的(e.g.四大发明、冶金陶瓷)，至少不仅仅关于这些，而是很大程度上关于人怎样生活和对待其他人(e.g.自由、平等、mutual-aids)。

David Wengrow | A history of true civilisation is not one of monuments
aeon.co/ideas/a-his...

David Wengrow | Beyond kingdoms and empires
aeon.co/essays/an-a...
(方括号里是一些原文对照和注释，有些词句很难在翻译过程中保留全部意思or中文语序很难表达清晰，又或者有的专有名词还没有标准译法，有的涉及到相对专业的知识。文章中的文献引用链接在翻译里省略了，请参照原文。)

超越王国与帝国

I

当代历史学家告诉我们，在公元伊始，世界上有大约四分之三的人口都居住在仅仅四个帝国里（我们都听说过罗马和汉朝，或许很少人知道帕提亚/安息[Parthians：位于中东西亚的土耳其伊朗一带]和贵霜[Kushans：位于中亚的巴基斯坦和印度一带]）。想一想吧，如果这是真的，那意味着绝大多数曾经存在过的人类从生到死都处于帝国的统治之下。这样的说法一点也不新颖。但对于那些赞同小汤因比[Arnold Toynbee]的论断、认为历史应当不止于“一桩事件跟着另一桩的事件”简单叠加的人们来说，它们有了新的重要意义。

对于今天的有些学者而言，这个说法证明了帝国是人类组织生活的直观且自然的结构形态，甚至是一种有吸引力的政治工程[political projects]——一经发现，我们就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重复着它。他们说，即便假设过去时代的帝国之民“可以”出逃，那样做也是不明智的，而且反正大部分人都会更乐意选择待在帝国牢笼里的生活，而不是帝国以外的什么地方，比如山野沼泽、森林丘陵、或是广袤草原。这种思维由来已久，或许也部份因此而甚少被质疑。

18世纪末，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著有《罗马帝国衰亡史/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从古代作者如塔西陀[Tacitus：古罗马时代人，著有《历史/*Historiae*》和《编年史/*Annales*》]那里得到灵感，将（“衰亡”前的）罗马帝国描绘为囊括了“地球上最美好的地方、人类最文明的部分”，周围则环绕着一群蛮族，其自由不过是他们原始落后生活方式的附带产物。吉本笔下的蛮人是一个直脑筋的无所事事者：确实自由，但只住在分散的小屋里，穿着兽皮，或是跟着他的“可怕的畜群”。“他们的贫困保障了他们的自由”——吉本如此描写古代日耳曼人。

正是从这样的资料中，我们不单得出了我们那“帝国是文明的使女”的概念，还有今人对在帝国之前时间和之外空间的生活的想像：小规模、混乱、大部分都没什么生产效率——简而言之，“部落式”这个词目前所暗喻的一切。部落之于帝国（以及它们在学术界的摇旗呐喊者）基本上就是吉本那个时代的儿童之于成人——偶尔是可爱有趣的造物，但总体上是一个破坏性的力量，其命运注定要被管教[disciplined]、被用于正途、被治理[governed]，至少是在他们终于可以用类似方式治理自己之前。要么是这样，要么是被禁锢、被惩罚、如有必要的话被从历史的书页上清除出去。

实际上，像这样的想法和帝国本身一样古老。在可以追溯到三千多年之前的古埃及和叙利亚统治者的外交书信中，他们喋喋不休地抱怨着被叫做ʿApiru的群体的破坏行为。研究古代近东的学者曾经把ʿApiru当作是希伯来人的早期代称，但现在认为它是一个统称[umbrella term]，几乎无差别地指代任何叛逃者、异见者、反抗者、难民——总之威胁到了埃及在迦南一带附属国的利益（就类似当今某些现代政客广为人知地用“恐怖分子”这个词作为一种修辞话术[rhetorical effect]）。

而在巴比伦，这些群体在没有被贴上具体部落或族群标签时会有各种各样的表述：“散居者”、“疯子们”、或者简单就是“敌人”。在公元前几个世纪，汉朝的使节们以类似的方式书写他们以南的热带沿海地区反叛统治的湿地居民。历史学家现在透过汉人的眼睛将这些广东和福建的古代居住者视为“百越”，据称他们剃发刺青、人牲献祭夷神。我们读到，百越在几百年的抵抗和游击之后屈服了。根据汉武帝的诏令，他们大部分被流放做苦工，土地被分给北方来的殖民定居者，其中包括许多退伍兵。

II

一直以来，帝国总在创造关于它们边境上部落生活的生动的血腥暴力图景[images]，又以一种不同的、大家长的面目将暴力置于它们自己的政治工程核心。在这种方式下，我们让自己相信这些之间有某种深层关联，暴力[violence]与支配[domination]是“文明”[civilisation]的必要基石，或者是罗马衰亡后的欧洲通过坚决打破古代的帝国循环并筑就一条通往自由繁荣的奇径达成了某种无双成就——甚至是超越自然规律的、全球范围内的独一无二。这种思维方式一旦嵌入了我们对世界的想像[imaginations]，就如附骨之疽难以去除。即使是以实证为基础的学科里经验丰富的学者也可能会基于极不可靠的信源去推广这种言论。

按照斯坦福大学古典学与历史学教授Walter Scheidel的说法，本文开篇引用的人口数字“体现了一种特殊形态的国家——由强大的攫取型精英们拢合起来的庞大帝国结构[far-flung imperial structures held together by powerful extractive elites]——的某种竞争优势”。他在《The Great Leveller》一书(2017年)中告诉我们，这种形态“从数量上看被证明极为成功”。Scheidel继续上溯到最初的“国家的起源”，进一步宣称“三千五百多年前，当国家级政体只占据了地球上或许不超过1%的陆地（南极洲除外）的时候，它们已经拥有了我们这个种群多达半数的人口。”

毋庸置疑，人类历史上的任何时期总会有在等级体系下最如鱼得水的人。正如艾蒂安·德·拉·波埃西[Étienne de La Boétie：著有《论自愿为奴/La servitude volontaire》]在16世纪就已经指出的，“自愿为奴”的由来[source]恐怕是所有政治问题中最重要的那一个。但又是从何而来的统计数据在支撑这些宏大的论断？这些数据可靠吗？如果大胆顺着那些脚注深入探寻，你就会发现所有的人都在引用同一个来源：一本出版于1978年的《世界人口历史图集/Atlas of World Population History》；公允地说，Scheidel确实还提供了另一个出处：Joel Cohen的《How Many People Can the Earth Support?》(1995年)，但这本书里一张估算历史上人口数量的表格中前现代的所有数字又全都是来源于《世界人口历史图集》或是基于它的后续出版物。

鉴于这一点，今天任何初读《世界人口历史图集》的人都一定会大吃一惊。这是一本并不做作的大部头，也是一本在这个主题上已经很陈旧的书。其中包含了易读的世界不同地域人口图表，附带洗炼到有时近乎微言大义程度的短文。书里还有一篇关于“可信度”的附录，这样开头：“历史人口学家所做的假设以目前的技术水平还无法进行检验[testable]，因此谈论它们在统计学意义上的可靠性没有什么意义[the idea of their being reliable in the statistician’s sense is out of the question]。”

稍后我将再次回到这个重要之处。

III

首先，谈论由攫取型精英[extractive elites]治理的国家的“竞争优势[competitive advantage]”意味着什么值得深思。这最起码会引出一些关于某些特定形态社会的长期优点和可行性、以及其它社会的固有缺陷的疑问。人们认为，只有“胜者”可以去筑造能通往未来的道路。然而这些只是观点，并非统计数字。它们对那些会让人不安的问题一带而过，比如“有多少人受益于生活在帝国结构中？”或者“到底什么是能通往未来的道路？”试问，一位被奇里乞亚海盗[Cilician pirates：泛指地中海海盗]抓住并在古罗马时代提洛岛[Delos：位于希腊]奴隶市场上出售的少女，与另一位在科尔多凡[Kordofan：位于苏丹]南部的努巴山岭中自由生活的少女相比，谈何得到“优势”？提洛岛上每天被交易的奴隶据说有一万人次之多，而在罗马帝国早期奴隶的总数量可能介于六百万到一千万之间。凭什么把这些人算到“胜者”的那一边？

“从数量上”思考并不能真的让我们跳过这些问题，至少不该如此。疑问依旧存在。如果需要靠巨量的暴力、破坏、强徙来维持运转，那么古代帝国究竟在什么方面“成功”了？在今天来看，世界要是再来两千年的“强大的攫取型精英”治理很有可能会导致地球上大部分生命的毁灭。而许多专家认为如果我们简单继续现状，毁灭甚至会在那之前早很多就发生。站在那一刻回望——如果还能有人做到的话——那谁又会看起来是历史的“胜者”？历史会不会让我们所有人都成了败者？会不会“适者”已经找好了出路，比如用某种方法将太阳系其它地方改造得宜居、在火星或者金星上建立酷似帕罗奥图[Palo Alto：位于硅谷中心，毗邻斯坦福大学，生活成本居于美国之首]或者甚至是麻省的殖民地？如果那里有学校（或者至少有TED talks），或许未来的人们会在回望过去后问：我们是否或许从那些已消逝的有着其它生活方式的文化群落[traditions]中学到了什么。假如没有后备星球[Planet B]呢？又或许，到那个时候一切都无关紧要了，因为“过去”本身已经被自动化了。我们将会有基于算法和数据库的“历史机器”来取代历史学者：更多事实存档在案——这些机器由官僚主义对曾经被亲切称为“人文学科[the humanities：也有人性的意思]”之物发起的终极攻击下的幸存者设计[注：这里可能有点不好理解。bureaucracy迷恋文书档案这些所谓的facts，而且视机械的规则高于一切(当然包括人/人性)，"more facts on file"和"designed by survivors"就是隐晦的嘲讽了噗]。

让我们回到《世界人口历史图集》中的数字上。该书给出了四千六百万罗马臣民和五千万汉朝臣民的估计值。我们暂且认为这个数字没什么问题。照说，再加上同时代的其它帝国的数字，总共就是“当时活着的所有人口的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引用Scheidel的原话）。但关于古代世界里剩下所有那些强大的攫取型精英鞭长莫及的地方，《地图集》又告诉了我们什么？那些地方真的如此空旷吗？

要保证历史论断的质量，其中一个方法是使用严谨并且最新的资料。在社会科学方面，将重要的论述建立在1978年的资料上多少有些太落伍了（我们正在探讨的这本《地图集》出版时我才六岁）。如此重要的课题肯定是持续研究的对象，不是吗？在过去的四十五年里，学者们对古罗马帝国和古中国人口学的认知或许没有那么大的改变，毕竟它们被正经研究已经有几十上百年了。然而我们无法说关于世界其它地方的知识没有相应的、甚至是至关重要的进步。在我自己所属的考古领域尤为如此。

过去几十年来，一度在地图上被空置、或是作为“一潭没有变化的旧石器时代死水”被忽略（正如我们1978年的《地图集》对澳大利亚原住民地区[Aboriginal Australia]的评述）的地理区域涌现出了大量的新数据。考古学在其中做出了重要贡献，尤其得益于定居考古学[settlement archaeology]和调查[survey：特指考古学上寻找新遗址和搜集区域信息的活动，通常覆盖面积较大，不同于更精细的发掘/excavation]方法的突飞猛进。在过去从没有人怀疑过地方，这些新技术揭示出不止一处延续了几百甚至上千年的完整城市生活群落[traditions of urban life]。它们全都在过去五千年的范围内，但能被确凿可信地认定与官僚等级制王国和帝国兴起相关的少到让人惊讶。

在《地图集》出版后的岁月里，在Middle Niger[位于非洲马里/Mali地区]的内陆三角洲工作的考古学家发现了指向一个繁荣的城市文明的证据，但没有迹象显示存在统治[rulership]或中央集权[central authority]。它主要位于Jenne-jeno[目前是一个UNESCO世界遗址]，比迦纳帝国[Ghana]、马里帝国[Mali]、桑海帝国[Songhai]早几个世纪。中国也在帝国之前有很长的城市[cities]历史，从黄河下游到山西的汾河谷，还有江苏浙江一带的“良渚文化”。同样如此的还有秘鲁的沿海地区，考古学家发现了比印加帝国早四千年的巨大定居群落，这些聚居地有着下沉式露天广场[plaza]和大型平台[platform]。在乌克兰被俄罗斯入侵前，位于黑海以北的草原上——曾被古希腊的作者们描绘为“野蛮人的草原”、彪悍游牧者的地盘——考古工作产出了关于一个在希罗多德之前三千多年的失落的城市文化群落的详细证据，包括不同的遗址，比如Nebelivka。

正如大卫·格雷柏[David Graeber]和我在《万物黎明/The Dawn of Everything: A New History of Humanity》(2021年)一书中的观察，我们对这样的地域及其深厚历史的了解认知在近几十年里指数型增长着。那么，为什么要如此仓惶地退缩回1978年的知识水平、错过所有这些新信息？接下来我们将更清楚了解到这样做意味着什么，以及事情会不靠谱到什么程度。然而首先，关于可信度还有一些值得说的地方。实际上，《世界人口历史图集》的作者Colin McEvedy和Richard Jones对于他们数据的质量坦率到近乎可爱：“我们不会试图掩盖自己对更早时代基于假设的处理方式……我们没有凭空捏造数字。呃，没有经常这么干[we haven’t just pulled the figures out of the sky. Well, not often]。”他们自己对于其中一些数字的暂时性和假设性的承认态度很有意思——鉴于Scheidel可不是唯一将极为宏大的论断建立在这个过时的孤证上的人。

IV

去年，耶鲁大学的经济学荣誉退休教授[professor emeritus]Timothy Guinnane决定对《地图集》吹哨。

在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剑桥大学经济史协会旗下的刊物，创刊于1941年，是经济史领域中的顶尖刊物之一]上的文章中，Guinnane评估了《地图集》的学术价值。他称它“不可靠”——比一本充斥着僵尸统计数据的百科全书好不了多少。Guinnane指出《地图集》犯的大错在于有时没有任何明显证据支撑就甩出一个人口数量估算，或者完全没有写明某个特定资料如何被转化为可用的统计数字。他建议历史学家们应当停止使用它，因为基于《地图集》的全球史论述只会像一块典型放久了的瑞士奶酪[Swiss cheese：上面很多洞的一种奶酪]：大部分地方空缺，而有东西的地方则不准。他提到，该书的作者们对于自己著作里的欠缺之处和人口图表的猜测属性经常比还在使用他们数据的那些学者们更诚恳。

在最近的一个Long Now Foundation访谈中，Guinnane解释了他是如何在看到一个又一个学者“引用这种类型的数据”后有了写那篇文章的念头。他一次又一次地读到对我们关于世界历史、包括人类使用土地的长期历史和环境变化的认知理解有着重大影响的统计数据，于是顺理成章想知道这些人口数字从何而来；就好像我们会问：怎么能凭空就说在公元伊始地球上的大部分人都生活在帝国的统治之下。我们为什么会那样想？用Guinnane自己的话说，探寻的结果令他“惊呆了”——他的调查经历显示“根本不存在这样的数据”。于是，他的期刊论文标题是：“我们并不知道过去两千年内世界上每个国家的人口数量”（更何况是过去五千年）。

在不久的将来，有智慧的历史学家或许会迷惑不解：为何像《地图集》这样让人叹气的资料在出版了半个世纪后变成了一个没救的人口学研究的唯一根据。为何我们基于如此不坚实的基础就将一些想法灌输进了自己的脑袋，比如生活在统治者对臣民们任意施行权力的社会里是再自然不过了[there is something natural about living in societies where rulers exercise arbitrary authority over subjects]？或者是异见者很可能要面临酷刑、囚禁、流放甚至死亡的社会，又或者是除此以外仅有的选项就是类似吉本笔下古日耳曼人的“自由”：自在的生活，但同时贫穷、无知、全方位的匮乏。

Guinnane点名了还在以不同方式使用着《地图集》的著名经济史学者们。但正如他所正确强调的，指责不应该停留在学者个体身上。他同样正确地指出，只要有名望的学术书籍和期刊出版社还继续接受基于这种资料的稿件，我们就不会看到多少进步：“估算数字的质量不会有所改善，除非我们对于好数据的关切达到了停止盲目使用旧数据的程度。”我认为，考古学在此举足轻重。

V

让我们以亚马逊雨林为例。它覆盖了超过六百万平方公里，在被欧洲人征服前的历史上没有过帝国。《地图集》将它定性为又一潭人口死水，零星分布着非定居的采集者，其生活方式（按照作者们的揣测）完全无法支撑密集人口。在今天看来还是如此吗？

并非如此。在过去的十年里，使用机载激光系统[airborne lasers]去窥探到森林的树冠之下，考古学家们忙碌地彻底改写着这个画面。曾拒绝地面调查[terrestrial survey]的热带地貌正吐露出自己的秘密。在过去地图的空白之处，我们现在能看到高度开垦过的地貌以及大型基础设施，可以一直追溯到公元前几个世纪。道路网、露台、仪式性建筑、经过规划的住宅区、以达到几何精度形状分布的区域聚落系统[regional settlement systems ordered into patterns of geometrical precision]，都能在亚马逊地区的各处找到，从巴西到玻利维亚，远至安第斯山脉的东麓。在亚马逊地区的某些部分，森林本身被发现是过去人类与土地互动的产物。随着时间，这种互动产生了被称为terra preta de índio（“印第安人的黑色土壤”）的肥沃的“人为[anthropogenic]”土壤，其丰饶程度远远超过一般的热带泥土。科学家现在相信整个亚马逊地区还有一万到两万个大型遗址待发现。类似的惊人发现也在东南亚出现了，以及我们可以合理预期非洲大陆的森林覆盖地区也是如此。

当然，同样的手段方式也在改变着我们对热带那些确实见证过大王国乃至帝国兴衰地区的认知图景。考古学家目前相信，在公元500年有一千万到一千五百万人生活在尤卡坦半岛[Yucatán：位于墨西哥东部]低地和危地马拉北部的玛雅。与之相比，《地图集》对同时代的整个墨西哥只给出了两百万人口的总数，其中还包括墨西哥高原[Altiplano]的原住民城市（我们现在知道其中至少有一些并非以帝国甚至王国的形式组织，而是高度自治共和[fiercely autonomous republics]，比西班牙人入侵还要早很久）。

我们很容易在《地图集》这样作品的鼓励下把古代历史想像为王国和帝国的棋盘。但这也是非常误导的。在玛雅低地和东南亚的古代政体们有着不严密[porous：也有可渗漏的意思]的边界，持续变化，并且可以有争议。权威从中央向外随着距离衰减。战争与进贡大部分是季节性的事务，之后强权就退缩回首都的城墙内。正如考古学家Monica Smith所指出，只有最天真的历史学家会以为帝国纪念碑上篆刻的壮语豪言是在地面上发生的政治现实的如实写照。古代统治者们当然乐于将自己展现为“四方之王”，“已知世界之主”，诸如此类。然而当今随便哪个小独裁者或政治寡头所享受的那种监控力，也是超乎任何古代世界帝王想像的。

在世界范围内，我们正见证着一场对古代人口认知的革命。无视它，在当下就是沉溺于一种近乎残忍的学术恶作剧[intellectural prank]，让对原住民人口的种族灭绝——过去五百年里全球性对自由的背叛[planetary revolt against freedom]的直接后果——被自然化[naturalised]为从来无人存在。我们也不能自以为要理解我们现代世界的未来可能性，只有那些关于帝国的才是值得讲述的“大”故事。

我们现在生活的世界并非仅由古罗马的提比略[Tiberius：古罗马帝国第二任皇帝]或者汉武帝那样的人创造。直到非常晚的最近，在我们星球上的大量地方存在着人类自由的空间。上百万的人们生活在那里。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姓名，因为他们没有把名字刻在石头上，但我们知道，曾有很多人过着可以期待比仅仅维持生存或是重复着别人的“国家起源”说辞更多的生活——在那样的生活里，人们可以离开，可以不服从，可以去尝试实验另外的过生活的方式[other notions of *how* to live]，甚至是去创造新形态的社会现实。

有些时候，不自由的人也做到了这些，然而要面对更多的艰难险阻。回到那时，有多少人比起非帝国的自由更倾向于帝国的控制？有多少人被给予了选择权？我们今天又有多少选择？似乎没有人真正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至少现在还没有。而在将来，仅凭僵尸统计数据已无法阻止我们去提出这些问题。在地下埋藏着被遗忘的关于人类政治与价值的历史。地球的土层[soil mantle]，包括泥土本身，并不仅仅是我们种群的维生系统，还是一份刑侦法医档案[forensic archive]，包含了可以挑战关于不平等的起源、私有制、父权制、战争、城市生活、国家的过时叙述的宝贵证据——那些叙述直接产自帝国的经验，由那些可能会带来让我们所有人都成为败者的未来的“胜者”书写。

以这种方式研究人类的过去并不是在寻找乌托邦，而是让我们可以更自由地去思考人类存在的各种真正可能性。没有了陈旧的理论假设和对过时数据的教条式解读，我们能否以全新的目光去看像“文明[civilisation]”这样词汇的确切含义？我们这个种群已经存在了大约三十万年。今天，我们站在断崖上，面前是一个被环境崩溃、民主遭受侵蚀、战争破坏力空前所定义的未来：一个新的帝国的时代，可能是一连串这种时代的最后一个，而我们所真正知道的是，这种时代或许只代表了人类经验中非常少的部分。

对于那些寻求改变的人，这种对人类自由范畴的不确定[uncertainty about the scope of human freedoms]或许本身就是一个解放的源泉，为其它的未来开辟了道路。

#并非如此

翻完了！虽然还要再多校对1.5遍，但是！翻完了！

翻译进度3/5。

很久没做相对长一些的翻译了，觉得蛮好玩的是真正要逐句翻译的时候才发现我自己现在已经非常非常熟悉英文essay式的行文造句方式了，理解看似复杂的从句基本靠结构定式和一些特殊的词汇cue就直接一遍过了，不需要像早些年那样停下来拆从句去重新组合再理解。写得好的英语文章里句子虽然长但hierarchy和各种指代关系是非常清楚的(David Wengrow这篇就是)。反而是重新用中文习惯的语序撸出来很麻烦。中文比较多用短句，一旦长了就很难有特殊的词或者标点形成rythmn去anchor相对复杂的hierarchical结构。把意思完成复述出来是可以，但很难保全那种compact的行文。

翻译进度：2/5

搜索"extractive elites"有没有固定译法的时候误打误撞发现这篇在豆瓣上已经有人翻译了。刚在想是不是可以躺平了，就看到"head-banger"给翻成“匪首”，excuse me?? 不懂就去查字典啊啊！然后把文中反复提到的一本厚达三百五十多页的书说成是“一本不起眼的且古老的小册子”(原文是"an unassuming tome, and a very old one at that")。

行叭，不能偷的懒就别偷了，继续翻吧 :aru_4041:

David Wengrow (The Dawn of Everything/万物黎明的另一位作者)的新文章好棒啊啊啊啊～感觉是书的某种延续，讨论了“帝国vs蛮荒”的概念是怎么被帝国自身长期宣传然后变成现在人们的所谓“常识”的，以及用“历史上世界上大部分人口都生活在王国/帝国社会”来证明“帝国创造文明”的论述多么站不住脚(考古学数字狠狠打脸无中生有但被奉为圭皋数字太爽了哦呵呵呵)。(还提到了汉武帝、蛮夷百越等等中国自产的帝国论述，一起debunk了<-我喜欢！)

David Wengrow | Beyond kingdoms and empires
aeon.co/essays/an-a...

(立个flag：我要把这篇翻译出来嗷)

读一篇关于生物学在人类基因组计划后发展的文章，讲DNA并不像人们之前想像的那样是生命的唯一“蓝图”，相反大量非转译蛋白质的RNA和其它机制承担着生命运转。文章里有一个类比很on the spot：在体量上，DNA之于整个生命运作大约相当于整个宇宙中的物质，而我们现在知道宇宙中的暗物质大大超过了物质。

还有一段纠正基因只有“开”“关”的二元状态(也正是数字时代的0和1)，也写得非常妙：
“On the contrary, it’s not hard to see why, the more complex the organism, the *fuzzier* its molecular mechanisms have to be. A huge machine that works only if all its countless components interlock in precisely coordinated ways is far too fragile – especially if those parts are, like molecules, constantly moving about randomly in a warm, wet environment. By the same token, if life relied on the accurate readout of innumerable genomic instructions in exactly the right order, it would be far too vulnerable to errors. It’s for these reasons that we are *not* machines – not, that is, like any machine humans have ever built.”

而把人视为机器(或以机器作为人应该具备的理想形态)恰恰是这么多年来经济学也好、管理学也好、社会学(可能多少有所醒悟了)也好的预设/底层逻辑以及终极目标(如果“统治”也是一门“学”，那更是如此)。真是莫大的讽刺。

Aeon | We are not machines
aeon.co/essays/we-n...

最近试了下跟着一个本地组织去fruit gleaning，吃到了顶顶新鲜的Saskatoon berry、桑椹、酸樱桃。果子很好吃，过程很有趣，但更有意思的我觉得是整个组织运作方式。

整个activity的参与者分成三类：tree owner/提供果树的人或组织(住家前庭后院、学校和各种机构、市政的公共空间……)，platform/提供协调工具和后续redistribution，volunteers/志愿者(每次包括一个pick-leader和若干harvesters)。原则上摘到的果子分三分，每个group一份，拿回去自己爱怎么处理怎么处理，彼此都不发生金钱交易关系。而且实际操作其实更灵活：有的时候tree owner压根不要(比如学校或者机构)，于是剩下的两方可以平分；有的时候tree owner和一些volunteers拿得很少就是随便吃吃；有的时候一些volunteers喜欢/很会做果酱做甜品于是拿得相对多一些……主打一个除了保证platform至少得到三分之一外剩下的人彼此满意觉得fair就行，直接实现“按需分配”啊哈哈哈。

Platform方是一个local beneficiary organization，它自己有一个给本地低收入老年人提供廉价供餐的communal kitchen，会消化处理一部分果子，还会再分配给其它的本地food bank、社区等等。

它提供的调度协调infrastructure主要是一个类似google calendar的网页/站，完全不fancy，但作为一个码农，我得说这个网站实现得非常优秀：用最简洁明了的方式达成了所有需求，跨平台/浏览器和对旧版本的backward compatibility很好，不提供也不需要装app(节约维护成本)，浏览和填volunteer申请、submit果树信息不需要注册/登陆，tree owners和volunteers只需要提供最基本的必要信息(名字<-可以不用真名，email，电话号码)，并且没有乱七八糟的cookie之类暗搓搓搜集隐私信息或者自动订阅的spam。网站主要有两个入口，一个是tree owner提交property信息的表格，除了基本联系信息和果树信息之外，还有对需要人手的估计、果树如果枝条伸到邻居家是否可以去隔壁摘、是否可以提供工具、是否有垃圾桶、是否可以出借工具给附近的harvest等等一些practical并且基于collective/environment-friendly/sharing的问题。感觉设计表格的人对整个流程有非常清楚的认知，完全不是建立在想当然上。另一个给volunteers的入口是一个类似google calendar的页面，每个events里写了要摘的果子种类、日期时间(一般是2-3小时)、大致区域/neighbourhood，状态用三种颜色区分：黄色是开放申请状态，显示需要的人数和已申请人数，可以点进去填写申请；蓝色是申请人数已满状态；绿色是摘完的archive状态，显示收获的重量。但除此以外，每个event发布信息里包括多少额外的details和什么时候截止申请完全取决于写/管理发布的那个pick-leader：有的人会写得非常详细，比如在哪个地铁站/交叉口附近(但不会提供具体地址)、需不需要爬梯子登高，有的就只写了很泛泛的横跨三个neighbourhood的大区域；有的会提前一个多星期发布申请，有的会只提前一天甚至当天突降；有的会在申请人数刚到的时候立刻截止，有的会选择多容纳一些人预留有人不来的空间，还有的会在有人cancel导致人手不够的时候重新开放申请；有的会提早好几天联络安排，有的就比较last minute……后续pick-leader和volunteers确认信息是完全在这个网站之外完成的，由pick-leader自己选择是email还是手机短信去沟通，并且随之而来的各种复杂情况(包括但不限于有人想cancel、临时改时间、活动被迫取消的通知等等)全部offload给了已经非常成熟的email和手机短信infrastructure，网站一点也不越俎代庖，反而保证了最大的flexibility。以及我观察网站背后是有admin在做maintenance的，会隔一阵子清理一些误操作的event items，频率大概保持每周到每两周之间，也不会没必要地过于频繁。

每次harvest的pick-leader有相当大的自主空间(ta们也经常在别的harvest作为普通volunteer参与)，负责跟tree owner协调、找工具(有的自己从家里扛梯子或者从附近借梯子)、把属于platform的那份果子带回去、管理calendar上的event状态，但具体怎么做除了最最基本的规则，完全是个人风格发挥。

而且整个harvest过程都散发着一种会让现代资本主义/Taylorism/bureaucracy(以及大部分打工人哈哈哈)抓狂的自由散漫和“不靠谱”。我填了五次申请，摘了三次果子，每次都很不一样。有的是pick-leader直接告知地点并说如果你去不了麻烦提前告诉我一声，有的是要24小时左右回复确认否则当自动弃权的，有的是申请了9个人但最终只出现了3个人并且pick-leader也不知道其他人怎么了，有的是几乎全员出现的，有的是有人迟到的，有的是有人需要提前走的，有的是安排了三个钟头但摘了两个钟头觉得差不多了就提前收拾散了的，有的是临时改时间的，有的是递上了申请但后续被拒了，有的是都确认好了之后tree owner联系pick-leader说果子被鸟和松鼠啃得七七八八觉得不值当跑一趟于是干脆只提前一晚临时取消了，有的pick-leader准备超级充分带了专门的采摘用小篮子、运输用大筐，有的pick-leader经验不足忘记提醒volunteer自带容器带走自己那份果子or带了吊秤但容器全是没提把的(我出借了自己的小桶哈哈哈)……从“最大化效率/产出/利润”的角度看大概是各种各样的灾难，但每次harvest实际上所有人都挺chill并且have fun的，“能摘就摘(不能就算了)”，“摘多少是多少(摘不完就算了)”。Tree owner有的年纪挺大了，完全没那个体力精力去摘所有的果子(e.g. harvest了一颗巨大的桑椹树之后还得洗刷用来铺在地上接果子的被染色大塑料布，后来我胳膊酸了一整天)，有的是上班族没那个时间处理(e.g. 单从一棵樱桃树上我们就摘出了35磅樱桃，而且还有好多没熟的感觉过一两个星期至少还能再摘一轮)，有的是掉在路上还要保洁去打扫(e.g.大学校园路边)。Volunteer如我则一方面想吃点最新鲜的但又穷得去不起farmers market，另一方面想摘果子玩但又讨厌山长水远去郊区的交通极为不方便的农场(这个都是市区内的，大部分还是公共交通覆盖得挺好的地方)，而且有些果子像桑椹这种娇嫩无比的根本运输不到超市(新鲜的酸樱桃我也没在超市见过)，以及自行决定需要多少就带走多少也不会浪费。而platform也整个夏天和秋天都有源源不断的免费水果供应。但另一方面，这又是靠所有人对nature和“things happen”的尊重和对“完全控制”的放弃才能达成的：什么时候果子熟了能摘、可以摘到多少是树自己说了算、也是看tree owner和pick-leader的沟通(并不像商业农场的那些fruit picking活动是配合游客时间的)，能抢到哪次的harvest也需要一些运气(有的比如甜樱桃非常抢手，几乎是秒杀)，有的harvest因为时间或者地点不方便又会招不满人手，有的时候volunteer申请了但最后又没出现……充满了各种意外和fluctuation，拒绝被streamline和optimize，但反过来这又让自动化管理和高效剥削变得更难实现。

我觉得在“想像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分配/社区自治”上，这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experiment & viable solution(而非纸上谈兵的乌托邦)。

对这个感兴趣的可以搜搜所在城市有没有类似的组织，关键字：urban fruit harvest, gleaning, fruit rescue, city fruit, harvest sharing, surplus fruit, etc.

跟朋友一起debug一个做出来不怎么好吃的番茄奶油炖鸡，结果发现一半的锅是recipe本身不太靠谱。凭自己的做饭经验写了个改进版。因为里面还稍微写了下每一步操作背后的原因和解释一些常用基本操作，觉得可以作为一个case study for beginners，象上也发一份。我们的口号是: Don't panic, 做不好饭至少一半的锅不是你自以为的能力问题！

原菜谱： www.xiaohongshu.com...

改进版+讲解：
鸡肉用盐和黑胡椒腌至少一个钟(up to隔夜)，盐要给够，不怕多(多余的盐在炖的时候会自己进入汤汁里)。腌肉的过程有两个效果，一个是入味，另一个是用盐改变蛋白质的形态，这样受热时蛋白质分子就不会立刻蜷缩(肉又干又硬的元凶)，盐还可以分解一些组织进一步让肉里出现后面容纳更多酱汁的“空隙”。但盐进入肉靠的是渗透压，需要充足的时间。越厚越tough的肉需要越久提前腌。整片的鸡腿肉至少要腌一个钟头。

中火热油，鸡肉两面煎黄。中火的目的是表面煎香但不焦的同时内部还来不及全熟，半生的肉就有后续炖煮入味的空间。煎的时候不要频繁翻面(翻面会让鸡肉降温，就要煎更久，内部就熟得更多)。如果肉连着鸡皮就鸡皮朝下先把鸡油煎出来(煎鸡油的时候初始火力要稍微小一点，在煎香/美拉德反应开始之前给鸡油足够流出来的机会，即所谓的rendering fat)。如果用不连皮的就要稍微多给一点油，直接热油快速开始美拉德反应。煎好了盛出来放一边。

(洋葱和蒜是好搭档，原菜谱没有蒜我还蛮惊讶的，以及一般会给点chilli提味。)不洗锅(保留油煎过鸡肉的香以及鸡肉残渣，这些后续会进入酱汁让酱汁味道更丰富)，视乎情况可以补一点油。洋葱片炒到软但没变色/焦糖化，5分钟左右，我一般从中火炒到中小火，一开始的大火力让冷洋葱迅速升温出香，然后降低火力让它里面的水分蒸发变软但不焦(所谓的sweating：不加水，在炒的过程中让洋葱啊蒜啊自己释放出水分蒸气沏熟自己)。然后给蒜片和一点chilli flake(不是为了明显的辣，而是提味，类似少许糖的提鲜作用)，再炒个一分钟左右出香。

给半tbsp的tomato paste再炒几下(因为现在的超市番茄一般都没什么味道+时间不够番茄的味道炖不出来，炖肉一般会给点tomato paste帮忙/cheating)。然后给番茄、少许盐(宁少勿多，后面还能补)、黑胡椒、葡萄酒(我经常省略)、水(鸡肉不怕冷水，但炖猪肉务必加开水否则肉会紧缩变硬)、heavy cream(35%的cream脂肪多蛋白质少，不怕煮，可以乱来。新手不要尝试用牛奶或者half-half之类的代替)、鸡肉。如果用的是不锈钢锅就把锅底铲铲，让那些粘着的fond溶进酱汁里(酱汁味道更丰富，后续洗锅更容易)。盖上盖子，大火煮开然后转最小火炖25-30分钟(所谓的simmer：水面像香槟酒那样有连续的小泡泡但没有大翻滚。小火慢炖是让肉和汤汁入味的关键，火大了肉里的蛋白质就会蜷缩变硬，外面酱汁的味道进不去，里面肉汁的味道也出不来)。隔一阵子看一眼，水不够了就加点(不熟练就少量多次。目的是肉炖好的同时酱汁也足够粘稠，最后不需要太多大火蒸发，即所谓的reducing。Reducing因为是大火，必然会让肉变硬，所以放在最后肉已经熟了的阶段，并且尽量迅速，这样造成的伤害最小。水实在给多了也不需要panic，把肉和其它比较脆弱不经煮的蔬菜比如整块的土豆茄子什么的先捞出来，把酱汁煮粘稠了再倒回去)。炖煮的时间主要取决于肉的大小，整片的鸡肉大约半小时，bite-size的鸡块就只需要十到十五分钟(同样是肉越大块，需要越久入味)。

炖得差不多了去试试咸度，不够就再加点盐。也是少量多次(加盐进去容易，拿出来就难了)，尝到刚刚能带出菜肴的鲜度就果断停手，但也不要为了盲目减盐就没放够不出味。

(菠菜是比较娇嫩的东西，经不起久炖)炖到差不多的时候去给菠菜焯水，用“咸到像海水的”盐水焯(盐能让蔬菜入味并且保护绿叶菜的翠和脆)3分钟左右，丢炖锅里继续跟着炖个三五分钟不能更久了。如果提前焯水就缩短个半分钟左右，把捞出来之后菠菜上余热继续煮的量算进去，就不需要过冰水了——少一个步骤是一个步骤。

黄油这一步可以偷懒，要放就最后关火了马上丢一小块刚拿出来的冷黄油丢进去，晃锅让它自己被汤的热度融化，这样可以让酱汁更浓稠(所谓的mounting with butter)。

最后可以撒一把切碎的parsley(欧芹罗勒香菜这些大片绿叶的fine herb经不起久煮，thyme、oregano、rosemary这些叶子比较结实甚至直接就是用干的可以跟着菜肉一起炖)。如果想加柠檬汁也是最后加(煮久了就没有那种清爽明亮的酸和香了)。

有时候觉得语言作为表达工具被赋予了过高的采信度，实际上它常常既不精准又遮蔽。有一个phenomenon我直接经历和间接观察到了好些次，但至今无法准确用语言表述，姑且称为“好人的残忍”(残忍在这里是一个不准确的表达)：一个日常道德水准不低并且对自己的道德水准有所要求的正常意义下的“好人”(不是指那种国内社会新闻里的所谓“老实人”)，在某个突发事件中，如果perceive(但不一定“客观”)自己的“好人”identity/自我认同遭遇了重大危机，会向外表现出一种几乎让人错愕的aggresive(可能是非常伤人的话/行为)，与你根据日常相处对这个人建立的profile反差巨大。但用熟知的词汇“自私”/“冷漠”/“怯懦”/“伪君子”/“假面具”去描述也不准确，这种突发状态下的反应并不比日常状态下的言行更“真实”/“本质”。我觉得这可能跟我们一贯认为自己/他人是并且应该是always coherent and stable有关——自我认知里自己是个“好人”，因此任何时刻都需要是个“好人”，否则就不是“好人”了。这种思维方式下的自我认识/identity是非常fragile的。当突然发现自己可能fail someone的时候，立刻进入了一个identity unstable的状态，为了迅速逃离这种integrity crisis (需要强调的是，这不是一件小事，integrity对大多数人是foundation级别的)、重回stable状态，比起需要更漫长时间和忍耐不适的细致处理(e.g. 承认自己也会fail others但可以尽力做出补偿并且自身的integrity仍然是“安全”的)，很多“好人”会下意识地选择a quick route with minimal cost：把问题反过来reframe成了someone fails me。此刻language的performative属性(active and world-making rather than passive and descriptive)展现出来了：通过blame对方，语言“创造/改变”了“现实”，而这个改变如此巨大(从I fail someone到someone fails me的逆转)，难怪需要如此强力、甚至看起来饱含“恶意”的言辞。在这种情况下，说话的人并不是真的相信自己说出的话而是在make believe，但在那个言之凿凿的情绪感染下听话的人又会对言辞更加take as face value，造成的伤害是非常真实的。这个瞬息万变的过程又很难用static的descriptive语言去捕捉/描述到底发生了什么，听话的人往往只能在“真的是我做错了”和“我错看了对方，ta其实(一直都)不是好人/自私/冷漠”之间选择，而后者带来的沮丧和reaction可能会让说话的人更加desparately去捍卫自己的“好人”identity、造成更多伤害，ironically进一步confirm了对方的“ta其实不是好人”的belief。

做饭的时候一时大意，徒手切了个jalaperno pepper，切的时候没感觉，吃完饭才开始爪子火烧火燎。查了一圈hot pepper burn的remedy，酒精、baking soda、冷牛奶都泡过洗过，还是辣得不行。最后wiki了一下元凶capsaicin ，发现是溶于酒精的，于是用酒精反复搓洗好多次，终于好了。又是wiki拯救世界的一天，阿门！

经过亲身痛苦尝试出的有效方法如下：倒一小碗高浓度酒精(75%左右)，把爪子浸进去搓洗一下，然后在水龙头下冲洗，甩干后如果觉得还继续burn就重复以上步骤，直到不burn了(需要很多次)，最后涂点护手霜补水补油 :aru_4041:

#长毛象安利大会

这条读得很感慨 weibo.com/781372875... ：系统制造出的困境和对立“让被压迫者之间的团结几无可能”。这不仅发生在反战流亡的俄罗斯人和乌克兰难民之间、乌克兰难民和巴勒斯坦难民之间、美国的黑人和移民之间，也发生在同一屋檐下的母亲和女儿之间。制造陷阱、施加暴力的系统/民族国家/爹则继续高高在上。

哇，“The Ecology of Attention”里这段把媒体平台和银行类比太精妙了！用“金融借贷”解释清楚了为什么网红或许能挣钱，但平台永远是最大赢家(比如小红书所谓的新人benefit放在“放贷”的视角下就非常容易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

“The media, within the attention economy, are what the financial sector is in money capitalism. The media are capitalizing attention: they receive attention with such regularity and certainty that they are able to offer it on credit as starting capital; they make use of fortunes by reinvesting attention wealth into attraction; they list the market value of fortunes by measuring their power of attraction. [...] In the same way that a bank tries to balance its investments between safe bets and riskier start-ups, a television channel shows prominences, who are sure to bring in large attention revenues, alongside some less well-known figures to whom it loans its guaranteed pulling power. ‘The reinvestment of the attraction return creates mental currency, in the same way that a credit bank creates money.’”

当然反过来的情形也不是没有，新创立的平台往往会拉已经established的网红去站台，“借贷”这些人的流量作为自己的“启动资金”。

一觉起来，到处都在说门罗的事。不少人幻灭了，觉得无法接受她一方面以写关于女性在家庭中困境的小说知名、另一方面对自己女儿被自己丈夫性侵不闻不问。关于她对女儿造成的二次伤害和作为母亲严重失职这一点没有什么可争议的。然而我也不认为她这是“用几十年的时间和读者之间建立的信任的瓦解”或是“人格破产”。

微博上有人整理了相关事件的时间线( weibo.com/178260606... )，还有人提到了她在得知女儿被时任丈夫性侵后有几个月消失的空白期( weibo.com/165746511... )。一种可能的解读(当然不是唯一的也无法证真/伪)是把这个事件在自己的小说里被“重述/转述”对于她自己是一个coping mechanism：通过文学的书写去宣泄了自己在现实中没有/不能/选择不去有所行动的苦闷/愧疚，但另一方面这种排解又形成了好像这样一来自己也不是完全在逃避/漠然的假象(并且这种假象恐怕更多是为了自欺而非欺人)，最终两者互为因果/交织之下是日子可以as status quo继续过下去。微博上这一条和我的观点比较类似，展开得更细致： weibo.com/178243951... 在这个意义上，门罗的相关小说和《洛丽塔》的“不可靠的叙述者”确实是不一样的(btw我不认为后者仅仅是美学手段)，作为一个integral但并不处处coherent的写作者(以及，我们每个人都是如此)，她扭曲的书写同时既是对自己(无)作为的安抚(“也不是全然那么糟”)，又是对自己所犯罪孽的提醒(“就是这么糟”)。这种矛盾性进而要求读者既不能完全信也不能完全不信文字(which并不是我们通常习惯的阅读方式)。

以及最近的各种“塌房”(从更早的艾伦伍迪到前几天的盖曼性骚扰事件到现在的门罗)，让我察觉到虽然具体领域不同，但“塌”的方式和内娱塌房有着高度的相似性，或者可以换句话说，横跨整个社会运作着同一套“造星”机制(e.g. 门罗的成功不是单靠她一个人的才华，后面还有编辑/出版社/文学评论/文学评奖机构等等的大量共同推手)。学术明星也好、影视明星也好、文学明星也好……都是用相似的手法produce出来的(自然“塌”起来也是相似的)。其中一个heavily used的strategy就是制造人和作品之间的“移情”：文如其人/人如其文最常见于作者型明星，而人与角色的合一更多见于演员型明星(e.g.好莱坞黄金时代的顶级女星们各自有一套设计好的完整persona)，学术明星则一般是学术能力、学历背景和道德品质的互相兑换。这甚至可以顺着艺术史本身追溯到更早：流传下来的传统文学和艺术作品描述/描绘中，德行与美貌总是并存且互证的。“人和文/作品要分开”并不是对这个机制的challenge，而往往是对正向strategy出问题后的补救，通过这个高度controversial的说法让一部分人继续死心塌地追随明星、让剩下的人愤而去寻找新的明星追随，保全了机制本身的intact，是同一个造星机制的一体两面(这个机制真正出现裂痕可能是在比较难以界定的“德行问题”上，e.g.比起海德格尔，(中国)人们更不知道怎么对待周作人)。但现实与作品的实际关系更像是白天的生活和夜里的梦：有关连但不是明确清晰的关连，以及其中充满了扭曲和变形——既不是“人如作品”也不是“人和作品要(完全)分开”，而是take some distance while seeing some connection。

至于“塌房”后的明星之前的作品还能不能、该不该阅读/观看，我觉得在这方面读者本身的agency和critical thinking的能力经常被严重低估。罗兰巴特说过“作者已死，读者诞生”，(active)阅读/观看的过程是读者在进行create，ta可以选择顺着作者的conscious设计走，也可以选择read against the grain，还可以选择弃了，甚至可以选择以后再revisit (以及如何阅读problematic作品也是一种需要学习并可以被学习的skill)。作者本人的现实生活是contextualize这个过程的一部分，但也只是一部分。并且随着作者现实生活更多信息被reveal，contextualization也不断发生着变化，就像考古挖出了新东西就会推动历史知识的updating一样(同时也共享历史研究的各种pitfalls，比如扭曲evidence去fit theory啦动辄“颠覆认知”啦)。

分享一些勤俭持家：挑什么临期打折(原价贵的)食物买&如何安全地吃临期/过期食物。

“保质期”/“best before”指的是厂家在实验室测试过的食品安全&风味保存期限，可以解读为一个免责声明：在正确的保存方式下，这个时间点之前开封吃掉肯定没事&风味正常，至于之后，不知道。食物过了包装上的“保质期”/“best before”不代表吃了一定出问题，是否安全取决于食物本身性质、保存方式、“过期”多久……

在判断食物是否可以安全食用之前，需要知道食品为什么会变质/变得不安全。有害细菌微生物繁殖到让人吃了拉肚子的程度需要合适的环境(温度、湿度、它们的“食物”等等)和时间。极度干燥、高油/高糖/高盐、隔绝空气、deep freeze低温等等都是它们不喜欢的。反过来就可以推导出什么样的食物“过期”后吃出问题的概率低一些(但风味可能还是会受影响)。

有些食物在正确保存方式下几乎不会过期，代表是干燥的(e.g.意面、干面条、燕麦片、大米、各种spice)或者高糖的(e.g.蜂蜜)。

下一档的是过期几个月之内问题不大的，比如高油高糖的饼干、黑巧克力、方便面、硬芝士、真空没开封的果酱和铁皮罐头。

再下一档是过期几天一个星期内基本都还安全的，主要是冷藏的腌制和发酵类的，比如酸奶、buttermilk、cream cheese、软芝士，酸或糖腌渍的果蔬，高盐的咸肉/ham/salami之类。但这些需要注意用干净的容器密封保存。

而普通的牛奶、鱼虾肉类这些蛋白质丰富的则是高危区域。如果是会彻底煮熟了再吃的可以稍微冒个险拖几天，生吃的那些就还是放弃吧，别去省不该省的。

以上这些是理论，实践的时候永远是自己的鼻子和眼睛、手有更高的优先级：闻/看/摸着觉得不太对劲就果断放弃吧。

顺着这个思路，买or不买临期打折食物，我一般走这个决策树：能不能在过期前吃完？->
A. 完全没问题 -> [可以买]
B. 不行
-> 能不能在大致安全范围内吃完？
B1. 能 -> [可以买]
B2. 不能
-> 能不能冷冻续命？
B2-1. 可以，冷冻不怎么影响风味和质地or冷冻有冷冻的吃法(e.g. sausage/ham/smoked meat、没有奶油或者馅料的普通面包/饼干/蛋糕、适宜冷冻的水果比如菠萝/蓝莓/蔓越莓/石榴等等、可以直接不解冻当冰品吃的甜点比如巧克力慕斯<-注意甜点里水分越多冻过后“冰渣”感就会越重) -> [可以买]
B2-2. 冷冻会严重影响味道和口感(e.g. 大部分蛋奶类比如蛋酒、奶油甜点蛋糕、带馅料的面包/三明治等等) -> [管住爪，别买]

震惊，我一定不是最后一个知道的：用buttermilk或者yogurt做种去homemade各种乳制品比如buttermilk、yogurt、crème fraîche、sour cream、cream cheese是不需要每次买一盒新的，可以用冰格冻成小块，能deep freeze保持菌种不死几个月，在这期间reculture就可以了。

以及，实践后我同意小高姐：用buttermilk做出来的sour cream比用yogurt的口感更好，而且buttermilk可以常温发酵更省事。

再以及，只用牛奶/奶油+菌种做出来的sour cream和用modified milk ingredients(奶粉)+玉米淀粉+卡拉胶+乱七八糟+菌种做出来的味道差别太明显了。我第一次用后者做斯洛文尼亚蘑菇酸汤觉得一般般，后来homemade了sour cream又做了一次结果惊为天汤。有些钱/麻烦还是不能省。

笑死，今天去二手店浣熊到了一个八寸半的塔吉锅，至少九成新，只要8刀。开开心心抱着走出没多远，就经过一家在sidewalk sale的，也摆了一些大大小小的塔吉锅(当然是新的)。我停下来看，发现有一款和我怀里的一模一样，标价28。旁边的小老板可能以为我想买点什么，就貌似随意地在边上晃悠。而我怀里的锅上面大剌剌地标签还没撕，一眼就能看到。觉得我们俩都略尴尬……

Yves Citton的“The Ecology of Attention”里讲collective attention的潜移默化和个体无法不受其影响这段很有意思，举的例子也非常直白易懂：

“Living in France and necessarily participating in the islamophobic enthralments currently resonating in the media sphere, I cannot fail to notice that a woman is wearing a veil – similarly, living in America and submerged in the long-term inertia of racist stereotypes haunting that country, it is difficult for a white person from a wealthy neighbourhood not to nurture feelings of fear and threat when passing a group of young African-Americans in the street late at night. The attention I pay to what surrounds me and to what I encounter is constrained, in the first instance at least, to follow paths opened by the images and discourses circulating among and within us. From which comes a PRINCIPLE OF TRANSINDIVIDUAL ATTENTIONALITY: through ‘me’, it is always ‘our’ collective thinking and feeling [νους /nous] who is paying attention.”
(还可以加一个例子：作为老中人，我对各种propaganda伎俩格外敏锐，我的外国朋友们在这方面望尘莫及)

我觉得这或许也是需要interdiscipline research以及跨地域的地域文化研究的原因(比如外国学者的中国文化史研究，东亚学者的西方文化政治研究)。并不是因为一定“旁观者清”或者外来者的研究一定更“正确”/“深入”(老中人对高精尖和深度有超强执念)，而是专业“出身”、所在地域/环境本身会影响个体的注意力投向的地方、会在意/看到什么、会不在意/看不到什么。这种complementary不可能通过其它方式替代。

说起来感觉科幻的一个相当主流/影响广泛的主题/背景/内核是被“过去的殖民者对自身未来被殖民的恐惧”的鬼魂haunting的：三体是这样(并且是一种更扭曲的“既害怕被殖民又幻想可以去殖民”)，黑客帝国和云图多少也是这样。

去看了一个非常美丽的展，夏威夷的Indigenous Futurist艺术家Solomon Enos的"Resist with Love"。第一次亲身看Indigenous Futurism的作品，感觉甚至是mind-blowing的：和好莱坞式的末世未来/超英、日式的机甲/怪兽、太空歌剧的战舰机械都非常不一样——Solomon Enos笔下的未来世界的“人”/赛博格是有history的，而且这个“过去”不是废土/赛博朋克美学里那种对往日人类文明荣光的恋恋不舍，而是一种带有生命力的“生长而来”。而且这种history/lineage超越了“人类”的狭隘范畴，与更广阔的生物/非生物连结了起来。画中有很多植物和海洋的元素，非常有趣——人类与植物、海洋在亿万年前分道扬镳，但未来又重新融合，这是一种多么奇妙的回归和intertwining，让我感觉到几乎是Indigenous Futurism特有的一种对harmony和interdependency、responsibility的想像。这种想像与基于colonialization (以及不可避免的racism)的“统治/拯救/反抗”想像差异太大了。

Solomon Enos在自己的instagram post上还给每张画写了详细的随笔，很多读起来就像是一篇微型科幻。贴几个我喜欢的画的地址：

非常精彩的对harmony、love、responsibility这样哲学抽象概念的representation和interpretation：
www.instagram.com/p...
www.instagram.com/p...
www.instagram.com/p...

Resist with Love
www.instagram.com/p...

Hawaiian Deities a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系列
www.instagram.com/p...
https://www.instagram.com/p/CNbgUIbjvew/
https://www.instagram.com/p/CMoECQdjg8u/

https://www.instagram.com/p/CnmvqpXPAh2/
https://www.instagram.com/p/CQ43TOSjYyQ/
https://www.instagram.com/p/CtiGAAFpRms/

怎么说呢，国家、政权、文化是不相同但彼此又有一些重叠的概念。不仅如此，古代国家和现代国家(nation state)有区别，古代政权和现代政府有区别，而且古代国家和政权这两个大类底下还有更多区别。文化也从来不是固定的，随时/永远发生着交换/影响&被影响(我讨厌“同化”这个词)。它的边界(frontier)不但是流动的，也是模糊的。

“中国”是一个奇怪的多义又含混的词。它既可以指代政府/政权，又可以指代国家，还可以指代文化(经常狭义为汉文化)。而且它既是古代又是当下。似乎所有中国人都把这个词挂在嘴边但所有人说的常常都不是一回事、所有人又都常常不知道别人说它的时候具体是哪个含义、所有人自己也不能给它一个清晰的定义——它是一个没有形状的奇怪的变形怪。这种模糊性不仅是语言固有的特质，还是此地有意识cultivate的结果：政府经常通过把自己等同为国家、把国家等同于(汉)文化、把当下政权/国家/文化等同于历史政权/国家/文化、然后把一切对当下政府的反对归为“不爱国”。在这个意义下谈“我是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几乎无可避免地连带着无穷无尽的让人疲倦的无解problem：中国人到底是谁？

以及，“爱国”这个概念本身我觉得就是problematic的。它把各种各样不同的人都均质化为了抽象的“国民”，但一个人的身份是非常多重的，并且这些多重身份之间不时会发生冲突、哪个身份take priority是非常取决于context的 (e.g. “女人没有祖国”)。“爱国”也好，“恨国”也罢，往往都是把人的多重身份粗暴简化为“国”这个单一维度，然后以此划分敌我。但“国”又是个什么不得了的东西？凭什么要以它为先为尊？

(类似地，所谓“东亚性”也是一个内部充满了异质的概念。)

Yves Citton的“The Ecology of Attention”里关于multitasking这段in terms of sampling quality讲得好简洁清晰：

“What we attribute to an ability to carry out several operations at the same time (multi-tasking) – like driving a car and talking about philosophy with a passenger, while at the same time scratching your leg and noticing an ad for a new film – in reality implies knowing how to modulate the sampling level at which we take in and deal with the information drawn from each of the spheres considered (the surrounding cars,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counter-argument that has been raised, the location of the itch, the names of the actors). What our attention gains quantitatively by considering several objects simultaneously, it loses qualitatively in intensity with each taken separately.”

觉得这里还有一重是task(s)自身proceeding的速率和人processing的速率之间的耦合。前者低的时候不需要很高的sampling quality，如果此时后者高就可以multitasking。但如果其中有前者高后者低的task，注意力的分配就会发生竞争/挤压。一种处理方案是基于优先级直接drop掉部分task(e.g.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另一种处理方案是所有task都受到sampling quality降低的影响。

而“无聊”或许一种可能是sampling quality提高也无法得到更多输入，但另一种可能是这个具体的人已经不习惯使用高sampling quality了。

听“见树又见林”聊多元性别与性别教育的一期播客。00:62左右谈到保守势力的各种性别rhetoric(e.g. 厕所问题)中往往共通的倾向：需要一个更大的权威去管制我们的行为、设立规则/准则，比如性别应该怎样附着在身体上(e.g.必须进行生殖器手术)、亲密关系应该是怎样、怎样组织家庭、怎样抚育后代……没有办法想像如果每个人都有自主权去决定自己想要的性别/亲密关系/生活的形态，认为那必将造成混乱(和堕落)。

这个观察非常有意思，“家长(管理)制”(国内语境我们有更贴切的叫法“大爹”)几乎是笼罩了保守势力的大部分议题。它既是一种傲慢(“只有权威/我认可的才是唯一的真理/正确因此所有人必须听我的”)，又是一种畏惧(“如果放任人们自行探索和尝试不同的生活/政治组织形式一定会导致天下大乱”)。这让我想起鲍曼一篇讨论道德的文章里写得非常精妙的结尾部分：
“立法者无法想象一个没有立法却有序的世界。道德准则的立法者或传教士无法想象一个没有立法道德却道德的世界。难怪他们要花这么大的力气来构想词汇，用它来构思、阐述和讨论“后道德”、“后立法”人类状况的道德问题。权力支撑起的道德准则绝不是保护道德标准不散架的坚实框架，而是一个牢笼，阻止这些道德准则延伸出去，以指导和维持人类之间的团结。一旦这个框架崩溃，它所要拥抱和容纳的内容很可能不会消散，相反，它们将获得自己的稳固性，因为除了它们自己的内在力量之外，没有什么可以依靠的了。随着人们的注意力和权威不再关注道德准则，人们将自由地、有义务地直面自己道德自主的现实。这也是他们自己的道德责任。”

见树又见林 | 想像另一种性教育：多元性别与教育
www.xiaoyuzhoufm.co...

齐格蒙·鲍曼：《没有道德准则的道德》
mp.weixin.qq.com/s/...

Fiona Nicoll在What on Earth is Going on?的这期聊gambling的挺有意思，不是关注通常的成瘾问题，而是政府和人们从gambling上获得了什么(spoiler alert: 大笔税收来自博彩业)、日常生活中非金钱的各种gambling或类gambling activity、为什么不涉及实际金钱的时候人们依然迷恋gambling比如在游戏中开遍所有的宝箱(spoiler alert: fear of missing the OPPORTUNITY to win)。特别有意思是Nicoll引述的对很多gambler的采访，完全不是国内禁赌教育里那种只有万分悔恨的千篇一律，而是各种subtle的观察和感受甚至fun(她和主播还聊到了gambling的enjoyment面向)。

以及他们聊到何为free will的问题：被大公司/赌场通过环境沉浸和宣传/暗示nudging之后做出的决定是否还是free will(因此个人承担全部责任)？觉得这也适用于消费主义和社交媒体话题：抵御消费主义狂轰滥炸和社交媒体的各种虚假信息/挑拨仇恨是个体责任吗？你面对是许多大公司雇佣的许多工程师、心理学家、社会学家绞尽脑汁用最尖端的科技去影响你的决定并让你认为自己的决定完全出于自己的free will。

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是他们聊到关于自由的positive freedom和negative freedom，比如freedom to gamble vs. freedom from gambling。主播引述Naomi Klein的书"No Logo"里关于广告牌的解释得特别好：
"Shouldn't you have the freedom to NOT see billboards? Shouldn't you have the freedom to be NOT advertised to all the time? Shouldn't that be a freedom, or is it just the freedom of the corporations to put a billboard in front of you? Is that the only freedom there is?"

What on Earth is Going on? | ... with Gambling
www.youtube.com/wat...

读Yves Citton的"The Ecology of Attention"。前言里提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往往被忽略的关于资本主义的点：“a Janus-faced capitalism, which simultaneously advocates relentless productive discipline and limitless consumerist hedonism”

可以说是一种“既要又要”：工作的时候要求你必须超专注(最大化生产效率)，而为了引诱你消费又把你浸泡在一个全方位无孔不入让你分心的环境里(最大化消费潜力)，最后指责你作为个体fail或者disorder，e.g. 需要学习时间管理、承认自己executive dysfunction、吃药等等。人不是机器，没有一个“开关”能做到资本主义期望的这种无缝切换。

看这一阵子的国内新闻，相关commentary经常引用管仲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突然在想，在现代读者的reading里，这个“知”或许不是认知上的"know"而是行动上的"practice"：在物质和精神的基本保障之上有余裕/budget了才可能去长期practice所谓的“礼节”“荣辱”(“舍生取义”是偶尔短暂事件)。所谓“礼节”“荣辱”虽然在长久上能让族群稳定、个体受益，但都有可能在当下让具体当事人“吃亏”“被坑”的，愿意去practice它们需要本身的生活具有一定容纳“亏”和“坑”的空间、偶尔被“亏/坑”了也不会造成生活水平出现严重滑坡，否则必然是unsustainable的(再怎么宣传也没有用，人又不傻)。反过来，如果人已经长期处于物质或精神上朝不保夕的状态或威胁之下，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是彻底压垮生活的最后一根稻草，整个mindset就会是防御型的。这个认知状态里没有任何可以暂时吃个小亏、被坑一把的空间，跟精神境界高低没有关系。

这个“吃亏”“被坑”的空间一方面和个体生活水平有关，另一方面和群体的负责任程度有关。作为间接长期受益者的整个群体对于个体为“礼节”“荣辱”受到的亏损的有相应的补偿(物质和精神上的justice)，也让这种practice得以sustainable。

如果两者皆无，那整个社会都“不知”礼节荣辱就不是什么意外的事。不要把人逼成禽兽(这话辱禽兽了)。

Alexander Avila聊gender的这期好棒！开头比较慢热，但后面讲到biological sex和gender的概念在历史上怎么被发明/生产(invent/produce)而不是发现(discover)、解释Judith Butler经常被误读的gender的performative属性、gender attachment是如何在所有人的成长过程中经由experience乃至trauma成型的新理论就非常精彩流畅。而且他把trans的gender affirming讲解得非常好：不是脑子里天生有个声音告诉自己是个男的/女的，而是在成长的过程中发现自己不能在assigned gender (role)下be at home。顺着这个角度继续推进一步，性别也好性向也好，描述的不是什么人的“本质”/essence，而是人(在当下)想要的某种生存/生活的方式。但我们现在的社会把生活中不同面向的细节给捆绑打包了(e.g. dominant、violent、主外、不参与育儿等等打包成了”男性“)，而想要过一种大体上接近被定义为normative male的生活就必须是或者成为一个被社会/政府/医学认证的男性，女性亦然，性向亦然(在这个意义上，变性手术是一个得到“认证”的途径而非自身就是目的)。这个视角还可以进一步扩展到其它的维度：并不是最近突然大量发明了各种不同的identity/身份，而是在现代社会/政府/资本主义对人的高度governance和control之下，人必须把自己fit进一个被“认可”的category才能被允许过某种生活。在这种bureacracy分类管理思路笼罩下，新的identity被不断发明出来是sympton/coping mechanism而不是source problem。Queer和trans以及fluid gender和sexuality的“危险性”就在于ta们无法/拒绝被干净地归类、与既定的categories并不aligned，ta们的存在本身暴露了当前categorization的“不完美”/可疑之处(因此要被“消除”或者声称“不存在”)。也是在这个意义上，LGBTQ+运动和女权运动是相通的：从根本上拒绝这种打包分类。

还有一个我觉得聊得很有意思的是他对“知识”和各种“现代科学”(包括biology)光环背后的梳理分析——“知识”是怎样被produce(而非宣称的discover)出来的，什么样的“知识”被允许/鼓励生产并被认证为“科学”：
“Did the rules for knowledge production actually improve from the Medieval to the Classical Age? Well, not really. You could even say that *Nature History* lost a lot of valuable information even if the actual collected facts became more accurate over time. The method of organizing and understanding these facts changed in ways that were neither nor worse than what proceeded them. The Classical Period didn't get better or worse at creating knowledge. The rules just changed for a mess of sociological and historical reasons. Knowledge is not an objective and linear pursuit of truth, but a contingent changing and socially negotiated process. [...] Much of our lives are governed by these invisible relationships and patterns of thought. That doesn't mean that these aren't real and powerful relationships, but they are not inherent and universal. The frameworks we use to understand the world are given to us by language and culture. [...] When we apply biological thinking to human beings, we start to project our cultural ideas onto human body. We take invisible abstractions, like function, and combine them with our own cultural assumptions to give those assumptions the scientific mark of approval. But biological functions, organic systems, scientific legitimacy, they are just ideas. They're ideas that can be used in the service of creative liberating theories or repressive regimes.”

“But suddenly there is a conceptual shift in the 19th century, a society transition from the Classical to the Modern Period as society industrialized and capitalism became the ruling social feeling. People began to understand the world in a different way. The modern lens saw the world in terms of systems, functions, hierarchies, and instruments. And when it turned that lens onto living beings, it birthed the modern concept of Life, and with it, the study of Life, Biology. [...] It is not coincidence that the creation of capitalism coincided with the biological science. The two fit together perfectly. Capitalism at the level of both governance and industrial expansion requires bodily control, the non-sexy kind. The capitalists and the nation-states to maximize productivity and governance wanted to understand how the human body works, how it could be standardized and instrumentally controlled to work in the service of profit and power. So in the 19th century, governments and capitalists turned to new scientific disciplines for an answer, sociology, psychology, biology, economics, among others. Alongside powerfu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nstitutions, these new scientific disciplines produced knowledge with the aim of understanding and controlling populations in the service of powerful interests.”

现代科学并不“神圣”，它只不过接过了过去神学的“神圣”而已。神学曾经是统治工具，科学依然是统治工具。

Alexander Avila | How Conservatives Created (and Cancelled) Gender
www.youtube.com/wat...

看Alexander Avila聊gender的一期，突然就吐槽了龙虾教授哈哈哈哈，"Michel Foucault dedicated a lot of his time to write books that Jordan Peterson didn't read about how scientific knowledge is historically and socially constructed."

按Christine Ferber的方子做果酱中途突然明白了关于通常超市果酱配料表和形态的两个事：加果胶主要不是为了减糖(能减但有限)而是为了能hold住更多水于是同量水果能做出更多果酱；如果水果还基本保持了原本形态(e.g.完整的草莓、成片的苹果/菠萝)，稀释效果很容易被发现，但切碎煮散后就很难估摸给了多少水果；以及切碎煮散后也没法知道水果当初的状态，可以称之为水果的ground meat，和超市卖的肉碎拥有同样等级的可疑(喂

不过像Christine Ferber那种最大程度保持了水果形态的果酱操作起来要各种gentle，基本没法工厂生产……

说起来现代的分工高度细化+产业链转移理论上更高效+低成本，但对人本身产生了很多意想不到的影响。

即使把著名的“异化”和剥削暂时放一边，高度分工和产品在完全看不到的地方被生产让人们大量缺失了通过practice来习得tacit knowledge的机会，对很多事物的认知只来自codified knowledge，甚至更糟糕，来自“(最低)价格”。比如当铺天盖地的HM、Zara的T恤卖5刀10刀(temu和SHEIN可能更低)，没有做过剪裁缝纫的人只会问为什么别家居然敢一件T恤卖50刀甚至100刀，但有过做衣服经验的人会审视卖得超便宜的除了剥削劳力之外还可能在什么地方偷工减料了。

Practice甚至不需要非常多非常久就能产生很大的认知区别。我之前做过一阵子陶艺，从揉泥到上釉全过程操作过(烧制本身是technician做)之后，对日用瓷器的价格认知判断就清晰了太多，知道什么是真的手工制品、什么样的产品大致需要什么样的工艺和复杂程度、什么样的工艺是真正新奇/成本高的，结果是对local artisans的作品愿意付相比工厂货更高的价格，但也知道那些鼓吹窑变品报废率超高因此卖超贵的大部分就是个噱头。

另一个拥有tacit knowledge和只有codified knowledge的区别是前者的经验能帮助认出tacit knowledge转化为codified knowledge过程中(over)simplify掉了、甚至distort了什么。这一点在transmedia上尤其重要。之前上过几个学期的古希腊艺术史的课，一个贯穿的梗就是不要完全相信雕塑上那些繁复美丽的衣褶，尤其是希腊化时期所谓baroque的那些，就像诗人为了押韵什么都干得出一样，雕塑者为了surface effect也敢什么物理原理都不要(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们同理)。一门心思只搞艺术史理论和历史复原的人没有相关的artisan的tacit knowledge很容易就被文字/图像欺骗了，会去过度追求所谓“形制”、“百分百复刻”。而有过相关practice经验的人会推测古人最初是为了解决什么实际问题、practical如何随着时间推移变成了aesthetic甚至是固定的“形制”/symbolic(e.g. 古希腊建筑的triglyph)、其它media的工匠为了适配自己的媒介特性(e.g. 绘画、雕塑)又可能做出怎样的改动(e.g. 古希腊的陶瓶画和雕塑上那种超细密贴身的褶子以当时希腊的布料上根本做不到，只不过是为了represent布料的轻薄和布料下的人体做出的夸张，visual spectacle是重点，faithful不是)。

在这个意义上，高度分工的区隔对于一个具体的人的成长一点也不高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