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觉得语言作为表达工具被赋予了过高的采信度，实际上它常常既不精准又遮蔽。有一个phenomenon我直接经历和间接观察到了好些次，但至今无法准确用语言表述，姑且称为“好人的残忍”(残忍在这里是一个不准确的表达)：一个日常道德水准不低并且对自己的道德水准有所要求的正常意义下的“好人”(不是指那种国内社会新闻里的所谓“老实人”)，在某个突发事件中，如果perceive(但不一定“客观”)自己的“好人”identity/自我认同遭遇了重大危机，会向外表现出一种几乎让人错愕的aggresive(可能是非常伤人的话/行为)，与你根据日常相处对这个人建立的profile反差巨大。但用熟知的词汇“自私”/“冷漠”/“怯懦”/“伪君子”/“假面具”去描述也不准确，这种突发状态下的反应并不比日常状态下的言行更“真实”/“本质”。我觉得这可能跟我们一贯认为自己/他人是并且应该是always coherent and stable有关——自我认知里自己是个“好人”，因此任何时刻都需要是个“好人”，否则就不是“好人”了。这种思维方式下的自我认识/identity是非常fragile的。当突然发现自己可能fail someone的时候，立刻进入了一个identity unstable的状态，为了迅速逃离这种integrity crisis (需要强调的是，这不是一件小事，integrity对大多数人是foundation级别的)、重回stable状态，比起需要更漫长时间和忍耐不适的细致处理(e.g. 承认自己也会fail others但可以尽力做出补偿并且自身的integrity仍然是“安全”的)，很多“好人”会下意识地选择a quick route with minimal cost：把问题反过来reframe成了someone fails me。此刻language的performative属性(active and world-making rather than passive and descriptive)展现出来了：通过blame对方，语言“创造/改变”了“现实”，而这个改变如此巨大(从I fail someone到someone fails me的逆转)，难怪需要如此强力、甚至看起来饱含“恶意”的言辞。在这种情况下，说话的人并不是真的相信自己说出的话而是在make believe，但在那个言之凿凿的情绪感染下听话的人又会对言辞更加take as face value，造成的伤害是非常真实的。这个瞬息万变的过程又很难用static的descriptive语言去捕捉/描述到底发生了什么，听话的人往往只能在“真的是我做错了”和“我错看了对方，ta其实(一直都)不是好人/自私/冷漠”之间选择，而后者带来的沮丧和reaction可能会让说话的人更加desparately去捍卫自己的“好人”identity、造成更多伤害，ironically进一步confirm了对方的“ta其实不是好人”的belie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