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在后奥斯曼时代的叙利亚，民族主义场域包含不同的活动家、组织和支持者，他们通过不同的话语来表达各自的民族主义志向。如果奥斯曼帝国是同质的、不存在阶级和教派差异的，如果扩大市场关系的影响和奥斯曼行政改革的成效是统一和一致的，在假定一个统一的意识形态来回应变化的条件时，历史学家的描述可能才是合理的。但是，情况并非如此。这两个过程是不均衡的，对不同地区和社会阶层的影响既不同步，也不平等。因此，尽管所有民族主义言论都反映了在中东产生作用的全球进程，但是其程度和方式却不尽相同。此外，由于奥斯曼帝国和埃米尔数萨尔的阿拉伯政府的软弱，也因为经济和政治转型的幅度，没有一个单一主导的民族主义话语可以被劝诱或威胁。」

「从传单样本中，我们可以更清楚地了解民族主义讨论中术语的演变。从1918年10月到1919年4月，在法国、英国、叙利亚和美国的档案中，55％的传单受众是阿拉伯人，16％是叙利亚人。此外，16％的受访者呼吁阿拉伯的统一，9％的人呼吁“彻底独立”，没有人提到叙利亚的天然边界。在接下来的5个月里，只有5％的传单是针对阿拉伯人的，23％是写给叙利亚人的，没有呼吁阿拉伯统一的要求，45％的传单提到了叙利亚的
天然边界，68％的传单包含“彻底独立”（istiqlāl tāmm）的要求。」

「此外，叙利亚流亡者在埃及的独特地位可能促使他们认为自己是独特的叙利亚人，因此可能会劝阻他们中的许多人支持阿拉伯起义和“阿拉伯”独立的前景。虽然许多流亡者在埃及社会中拥有特权地位，但是他们仍然没有被同化，在政治上也受到孤立。埃及被一个欧洲大国占领的经历，迫使本土民族主义者面对的问题不同于奥斯曼帝国其他地区的民族主义者。埃及的民族主义运动与北方新兴的民族主义运动相互独立发展，大多数情况下对寻求共同的阿拉伯身份无动于衷。许多流亡的叙利亚民族主义者被排除在埃及的民族主义政治之外，并因其“叙利亚属性”而受到埃及民族主义者的不信任，因而很多叙利亚民族主义流亡者转而寻求将共同的自我定义作为归属。」

「穆塔纳维尔在促进这一进程中发挥的作用不仅是通过建立相应的制度，而且是引导叙利亚人接受其现代民族国家的愿景。因此，“宗教属于真主，国家属于全体”这一口号的传播只是一个更为广泛的进程的一部分，通过这一进程，穆塔纳维尔试图向人民灌输一种“公民”国家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公民身份的纽带、共同的法律实践和政治理念将取代种族和宗教的纽带。有这样一种观念：国家脱胎于历史性事件和紧急外交状况中。自觉的政治精英将这种观念强加于人民，用埃米尔费萨尔的话说，这些人民“就像儿童一样……不理解民主主义、自由或独立的含义”。」

「正如各种非官方文本所表明的那样，从涂鸦到传单再到未经授权的示威游行中高呼的口号，穆塔纳维尔倡导的公民民族主义计划以及加入“文明国家”行列的目标对许多叙利亚人都缺乏内在吸引力。文本证实，阿拉伯政府及其支持者在与叙利亚民众沟通时使用的大部分话语（以“宗教属于真主，国家属于全体”为代表的话语）是米哈伊尔·巴赫金（M.M.Bakhtin）所说的“专制的”（authoritative）话语。与“有内在说服力的话语”（internally persuasive discourse）相比，专制的话语不能通过顺从（concurrence）或逐渐同化来整合先前为人们所持有的信念。相反，因为专制的话语与宣扬这一话语的当局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一话语获得支持仅仅是因为它和当局之间的联系（而不是基于其内在优势），因此这一话语能否为民众所接受，取决于其观点说服力之外的情境或与先前持有观念的关联性。」

「在1918年10月至1919年6月期间分发的传单样本中，有14％出现了“宗教属于真主，国家属于全体”的口号；在金-克莱恩观察团离开大马士革之后，没有一份传单印有这一口号。在前一时期的传单中，有32％呼吁维护少数民族权利或所有叙利亚人不论宗教信仰一律平等；1919年6月后，这一数字下降到7％。」

「欧美观察家将政治话语的伊斯兰化归因于叙利亚民众中返祖（atavistic）特征的重新抬头，以及受呼吁伊斯兰世界团结起来对抗共同的基督教敌人的凯末尔主义宣传的影响。虽然有证据表明土耳其起义者确实向人民委员会和隶属人民委员会的游击队提供了财力和宣传方面的支持，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伊斯兰符号的使用并不是返祖的。伊斯兰符号并没有将民族主义符号从大众文本中剔除；相反，在大多数文本中，两种符号是充分结合的。」

「尽管正如一位当代观察家所抱怨的那样，即大马士革的行会甚至无法保证其成员拥有最低水平的专业能力，但是它们仍然履行着各种支持和福利职能，并且为街区内部和街区之间的交流提供了网络。例如，大马士革每种手工艺的大师（arbāb）充当了传播新闻和消息的重要渠道。他们在跨越社区或街区的环线（dawr，复数为adwār）中往返，每周在不同的行会成员家中举行会议，讨论私人和公共事务。」

「IO L/PS/10/802/P1896，Allenby to FO，7 March 1920.艾伦比接着说：“如果他拒绝召集国民大会，或拒绝接受王位，这意味着他（费萨尔）认为自己将被人民抛弃，他将立即开始对英国和法国的敌对行动。”费萨尔的军事顾问和密友努里·赛义德同意艾伦比的分析。在与一位英国代表的谈话中，赛义德表示：“费萨尔看到了整个叙利亚陷入不满的巨大危险。正是为了引导公共舆论朝正确的方向发展，他才同意在大马士革召开国民大会，但在这样做之前，他一直努力劝说他们不要集会。直到他意识到自己将失去作为叙利亚阿拉伯人统治者的地位时，他才不得不同意大会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