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这些历史学家选择什么样的资料和路径，他们都忽视或掩盖了阿拉伯事业支持者之间和他们主张的意识形态之间的根本差异。作为结果，阿拉伯中东的民族主义在他们的作品中获得了现实中难以实现的回顾性的同质性（retrospective homogeneity）和连贯性。」

「根据阿尔伯特·胡拉尼（Albert Hourani）的描述，对于活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民族精英，“独立意味着被欧洲国家平等接受，意味着废除不平等条约（Capitulations）给予外国公民的司法特权，意味着被国际联盟所承认；现代意味着拥有类似于西欧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但是因为这些民族主义精英将诸如“进步”和“世俗主义”这样模糊的概念融人他们的话语，以及其话语所代表的狭隘的利益范围，他们的意识形态不仅呈现出“进口的”和“模仿的”特征，而且很难让许多叙利亚人产生共鸣，许多叙利亚人更容易与他们（指埃米尔费萨尔政府中的精英）在民族主义趋势中的竞争对手的话语产生共鸣。」

「当协约国部队进入叙利亚时，多种硬币和纸币都在流通。为了结束货币混乱的局面，艾伦比将军强行将以英镑为后盾的埃及镑作为法定货币。这是一个符合逻辑的选择：在与占领叙利亚的以埃及为基地的英国驻军交易时应该使用埃及镑，如果仍保持奥斯曼货币作为合法支付手段，这意味着授权使用一个已经不再存在的政府发行的货币，而且这一货币的后盾是毫无价值的德国马克。但是艾伦比的命令造成了一系列没有预料到的问题。因为英国当局最初限制通过埃及货币的流通来应对通胀，所以这一货币在大马士革和巴勒斯坦城市地区之外很稀少。此外，叙利亚人对新货币并无太多热情：很多人在从一种定价体系向另一种定价体系转换的过程中遇到种种麻烦，与安纳托利亚和沿海地区进行贸易的商人害怕同叙利亚以外的市场切割开来。更为糟糕的是，在1919年秋天巨幅贬值之前，战后一年内，埃及镑在本地一直在持续贬值。」

「叙利亚人仍然继续使用奥斯曼货币和外国货币，因为这些货币的价值是建立在其金属含量之上的。然而这也是不切实际的：相对货币价值大幅波动，经常受到伦敦、巴黎、伊斯坦布尔甚至巴格达的决策的影响。例如，当英国在伊拉克的行政机构宣布土耳其银币和镍币流通为非法的时候，这两种货币大量涌入大马士革，这导致这些货币的突然贬值，据一位英国观察者所见，这带给“民众极大的苦难”。」

A report on Syria, Palestine and Mount Lebanon for the American Commissioners, prepared by cCaptain William Yale, Technical Advisor to the American Sec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Mondates in Tur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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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政府在后奥斯曼时代的叙利亚政治权力斗争中并不是一个中立的观察者，相反，它只是几个竞争者中的一个，这使得阿拉伯俱乐部凌驾于政治之上的计划被削弱。此外，由于界定阿拉伯民族主义本质的竞争与争夺政治权威的斗争同时进行，有关西式的进步、阿拉伯文化的本质和阿拉伯统一的基础、三大一神教的共同根源，以及可以从个人经济倡议获得利益的讨论和讲座，几乎都没有规范的内涵。事实上，它们代表了费萨尔时期政治辩论的本质。因此，阿拉伯俱乐部远远没有成为“民族”的代言人，它必然会卷入每一个争端之中，这些争端不仅导致民族主义者与非民族主义者之间的分裂，而且也分裂了那些有民族主义倾向的人。」

「正如菲利普·库里所指出的，将大马士革富裕的“穆斯林商业资产阶级”与更低社会阶层的商人联合起来的是“传统”的街区教育经历。这自然使他们不同于那些在西方或奥斯曼职业学校受过先进教育的民族主义运动的参与者。因此，他们不仅具有大众的偏见，而且由于其社会地位，他们不得不在市场的迫切需要和当地居民的需求之间取得平衡，因此，他们对大众冲动保持着回应，他们对呼吁国防的回应就表明了这一点。此外，通过家庭和职业关系以及基于地位产生的义务，他们得以与一系列社会关系相联结，包括与更为贫穷的同胞之间建立联系，这一关系网络促进了大众动员。」

「委员会的出现证明了19世纪改变奥斯曼帝国进程的成效。这些进程使许多叙利亚人得以能够“想象”一个民族共同体，他们期待人民委员会来实现这一想象。但是，民族共同体的“想象”对权力关系结构造成了影响，人民委员会提供了一种替代传统权力结构的办法，这种传统结构已被证明不适合20世纪初叙利亚的许多居民所面对的局势。虽然人民委员会经常利用当地的庇护网络，但同时它们也破坏了这些网络，因为它们通过使政治权力联系理性化，组织了超越地方范围的网络，并绕过地方网络为支持者提供服务。曾经赋予地方显贵的职能现在成了广泛界定的政治领域的责任，被庇护者成了“民族”的成员，服务的提供与一种意识形态密不可分，这种意识形态以公平（equity）这一流行的符号和概念为人所知。」

「这两篇报道之间的差异凸显出导言中提出的一个问题：在理想主义框架下进行研究的历史学家的一种倾向，即在描写中东民族主义情绪演进时强调统一性，淡化多样性。使用阿拉伯民族主义（Arab Nationalism）这一术语来表示所要研究的东西，明显局限了参照体系。」
「然而，奥斯曼帝国解体初期的证据并不能证明“阿拉伯”身份较其他身份的历史优越性，也不能将其他身份视为“真正”阿拉伯身份的反常误差。1918年10月至1920年7月间，在大马士革散发或张贴的传单和海报中，“阿拉伯人”的称呼不到三分之一，这些传单和海报可以在欧洲和中东的各种档案馆或在同时期出版的报纸中找到。其他称呼有“叙利亚人”，或者使用多种或更多模糊的称呼（“公民”“公民同胞”）。对于叙利亚居民来说，“阿拉伯”身份代表的不仅是几种可能身份中的一种，而且在下文中还将看到，它还代表着一组对社区间关系、团结社区成员纽带的性质、政府与“国民”之间的关系、谢里夫家族在叙利亚未来所扮演的角色，以及与汉志、土耳其和伊拉克之间关系及其他各种问题的态度。」

「此外，在赋予“阿拉伯民族主义”优越性的过程中，历史学家赋予了他们挑选出的一群知识分子和活动家、政治协会和机构以优越性，事实上，这些人不一定代表费萨尔时期民族主义政治中大多数参与者的志向，更不用说大多数叙利亚人的志向。虽然民族主义阵营中的一些人（阿拉伯政府成员与随阿拉伯军进入大马士革的埃米尔费萨尔、汉志人、巴勒斯坦人和伊拉克人结成的联盟）自诩为来自穆斯林和少数民族社区的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但是他们的经历使他们有别于大多数叙利亚人，他们的民族主义可能根植于哲学思考，或者更通俗地说，根植于政治权宜之计或协约国战时所作出的民族自决承诺。其他人（包括许多非精英的叙利亚穆斯林，他们支持诸如卡米勒·卡萨布领导的人民委员会）的民族主义意志则根植于一套截然不同的经验和习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