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串 #reading 分裂的忠诚：帝国末期叙利亚的民族主义与大众政治 Divided Loyalties Nationalism and the mass of politicals in Syria at the close of Empire

「在上述事件发生后的第5个月，国际教育协会（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主管斯蒂芬·P.达根（Stephen P. Duggan）向美国历史学会（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发表演说，在演说中，他概述了19世纪末法国占领后最初几个月里叙利亚民族主义的发展。在达根的讲演中，存在海登·怀特（Hayden White）在诺斯罗普·弗莱（Northrop Frye）的作品中所发现的问题，怀特将其描述为悲剧的“预设情节结构”（pre-generic plot-structure）。」

「达根的讲演以追溯“阿拉伯民族主义”（19世纪的阿拉伯文学复兴、呼唤“民族和代议制政府下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原则”）的美好起始和早期承诺作为开头，之后开始论述一些虚假的希望（1913年的阿拉伯代表大会、阿拉伯起义、1918年11月的英法宣言［the Anglo-French Declaration］金-克莱恩观察团［the King-Crane Comission］）和考验（联合与进步委员会［The Committee of Union and Progress］的镇压、秘密社团运动的防御政治化、“赛飞勒博力克”［seferberlik］、叙利亚烈士的激情），最后以详细叙述背叛和灾难（各种战时协议、犹太复国主义［Zionism］和《贝尔福宣言》the Balfour Declaration］，以及英国的遗弃和法国的占领）作结。」

「达根的讲演之所以重要，不是因为其多么新颖，而是因为其再现了从“纳达”（nahda，19世纪末阿拉伯文学复兴）到整个托管统治时期一直被用来阐述阿拉伯中东地区民族主义的主要策略。事实上，不仅达根的同事，诸如托马斯·爱德华·劳伦斯（T.E.Lawrence）、约翰·德·维尔·洛德（ John de Vere Loader）、汉斯·科恩（Hans Kohn）、理查德·科克（RechardCoke）和伊丽莎白·P.麦克卡勒姆（Elizabeth P. MacCallum）等历史学家和“阿拉伯事业”（the Arab cause）的支持者都使用了相同的叙事结构，而且在此后的70多年后，很多研究这一区域民族主义的历史学家仍在使用同样的叙事结构。这样做的结果是，从这一叙事结构产生的各式假定和推论为几代历史学家所共享，包括倾向于将阿拉伯世界的民族主义历史仅作为思想的（理想主义的）历史，将一群精心挑选的本土精英作为民族主义唯一的创始者（originators）、传承者（carriers）和传播者（disseminators）。」

「无论这些历史学家选择什么样的资料和路径，他们都忽视或掩盖了阿拉伯事业支持者之间和他们主张的意识形态之间的根本差异。作为结果，阿拉伯中东的民族主义在他们的作品中获得了现实中难以实现的回顾性的同质性（retrospective homogeneity）和连贯性。」

「根据阿尔伯特·胡拉尼（Albert Hourani）的描述，对于活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民族精英，“独立意味着被欧洲国家平等接受，意味着废除不平等条约（Capitulations）给予外国公民的司法特权，意味着被国际联盟所承认；现代意味着拥有类似于西欧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但是因为这些民族主义精英将诸如“进步”和“世俗主义”这样模糊的概念融人他们的话语，以及其话语所代表的狭隘的利益范围，他们的意识形态不仅呈现出“进口的”和“模仿的”特征，而且很难让许多叙利亚人产生共鸣，许多叙利亚人更容易与他们（指埃米尔费萨尔政府中的精英）在民族主义趋势中的竞争对手的话语产生共鸣。」

「当协约国部队进入叙利亚时，多种硬币和纸币都在流通。为了结束货币混乱的局面，艾伦比将军强行将以英镑为后盾的埃及镑作为法定货币。这是一个符合逻辑的选择：在与占领叙利亚的以埃及为基地的英国驻军交易时应该使用埃及镑，如果仍保持奥斯曼货币作为合法支付手段，这意味着授权使用一个已经不再存在的政府发行的货币，而且这一货币的后盾是毫无价值的德国马克。但是艾伦比的命令造成了一系列没有预料到的问题。因为英国当局最初限制通过埃及货币的流通来应对通胀，所以这一货币在大马士革和巴勒斯坦城市地区之外很稀少。此外，叙利亚人对新货币并无太多热情：很多人在从一种定价体系向另一种定价体系转换的过程中遇到种种麻烦，与安纳托利亚和沿海地区进行贸易的商人害怕同叙利亚以外的市场切割开来。更为糟糕的是，在1919年秋天巨幅贬值之前，战后一年内，埃及镑在本地一直在持续贬值。」

「叙利亚人仍然继续使用奥斯曼货币和外国货币，因为这些货币的价值是建立在其金属含量之上的。然而这也是不切实际的：相对货币价值大幅波动，经常受到伦敦、巴黎、伊斯坦布尔甚至巴格达的决策的影响。例如，当英国在伊拉克的行政机构宣布土耳其银币和镍币流通为非法的时候，这两种货币大量涌入大马士革，这导致这些货币的突然贬值，据一位英国观察者所见，这带给“民众极大的苦难”。」

A report on Syria, Palestine and Mount Lebanon for the American Commissioners, prepared by cCaptain William Yale, Technical Advisor to the American Sec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Mondates in Turkey

ohio5.contentdm.ocl...

「阿拉伯政府在后奥斯曼时代的叙利亚政治权力斗争中并不是一个中立的观察者，相反，它只是几个竞争者中的一个，这使得阿拉伯俱乐部凌驾于政治之上的计划被削弱。此外，由于界定阿拉伯民族主义本质的竞争与争夺政治权威的斗争同时进行，有关西式的进步、阿拉伯文化的本质和阿拉伯统一的基础、三大一神教的共同根源，以及可以从个人经济倡议获得利益的讨论和讲座，几乎都没有规范的内涵。事实上，它们代表了费萨尔时期政治辩论的本质。因此，阿拉伯俱乐部远远没有成为“民族”的代言人，它必然会卷入每一个争端之中，这些争端不仅导致民族主义者与非民族主义者之间的分裂，而且也分裂了那些有民族主义倾向的人。」

「正如菲利普·库里所指出的，将大马士革富裕的“穆斯林商业资产阶级”与更低社会阶层的商人联合起来的是“传统”的街区教育经历。这自然使他们不同于那些在西方或奥斯曼职业学校受过先进教育的民族主义运动的参与者。因此，他们不仅具有大众的偏见，而且由于其社会地位，他们不得不在市场的迫切需要和当地居民的需求之间取得平衡，因此，他们对大众冲动保持着回应，他们对呼吁国防的回应就表明了这一点。此外，通过家庭和职业关系以及基于地位产生的义务，他们得以与一系列社会关系相联结，包括与更为贫穷的同胞之间建立联系，这一关系网络促进了大众动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