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上海文艺界的“黑帮人物”，叶以群、孔罗荪等这回是在劫难逃了。他不得不低头交代与“异己分子”潘汉年、与“阎王殿”的周扬等等的关系，以及他自己的那些“历史问题”。

1966年6月，上海文艺界开始揪斗“黑帮”；7月，开始批判以叶以群为首的电影《鲁迅传》创作组；8月，叶以群专案组成立……终于，叶以群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

8月的一天，在与专案组谈话后，他给家人写下了绝命书。翌日清晨，叶以群走到阳台上，在徘徊了足足三个小时之后，他鼓起了最后的勇气，毅然告别了尘世。

叶以群跳楼自杀身亡之后，上海作家协会仍然对他进行缺席批判大会。据说张春桥听到这个消息，悻悻地说：一条线索断了。显然，他以为从叶以群身上是可以挖到曾在国统区领导文化斗争的周恩来等人的。

叶以群自杀时，巴金还在杭州。当他忽然听到从上海传来的消息时，如同五雷轰顶，巴内心的冲击无法用语言来形容。不久，巴金回到上海，他忽然明白了叶以群为什么要这样做——整个上海已经让他完全陌生了。

后来，他在《无题集·二十年前》中表示，冤死的我的朋友中，叶以群是第一个，可是一直到今天我还弄不清楚他被迫跳楼的详情……在“文革”中冤死的知识分子何止千万……人要是不顾全面子，那么在生死关头，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天保佑！我还没有遇到这样的机会，亡友们又接连不断地给我敲响了警钟。

这里，巴金控诉了“文革”的暴虐，也对自己进行了忏悔。自然，以群不是他害死的，但好友的死让巴金安逸的灵魂在忏悔中重新洗涤，给他敲响了警示钟。

叶以群死后第二个月，单位就停发了他的工资，遗孀刘素明独自抚养着他们的五个孩子，她每月只有几十元的收入，生活之艰辛可想而知。

自那以后，巴金从来没有中断过对这母子六人的资助。在“四人帮”的迫害下，这位坚强的母亲默默地坚持着，把五个受歧视的小孩培养成才，实在值得我们尊敬和歌颂。

“文革”中的巴金态度谦和，依然得人心，未遭到什么大规模的揪斗，巴金也安逸于此。但“叶以群之死”，让晚年巴金的大脑“比较清醒了”，用他自己的话说，他不会再喝“迷魂汤了”。这就是写下了不朽的《随想录》的那个我们所熟悉的巴金。（引。今天k哥说叶以群的后人出了本回忆录，问我知不知道他，我茫然。他就转来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