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没有告诉过任何人，只是在睡觉的时候独自惊恐一段时间。如果母亲想做什么，我怎么阻拦她呢。任何人想做任何事情都没有我可以改变的空间，父亲执意要从南方回来的时候我只能和她们一起挤进那辆轿车，三天三夜开回北方。我再也没有见过我的朋友们，没有时间和她们告别。我花了好长的时间适应北方的生活，花了好长时间不再想念那个对比明显的生活。但是所有的这一切我都没有告诉过任何人。我的父母大概也并不觉得我会需要有这样的一个过程吧。我已经做了所有我能做的去让他们“不操心”，不给大人添麻烦，我一直记得从南方回来之前妈妈语重心长地说——那是她少见地有笑容地和我说话的时候，即使我会提出不同意见——不要乱要东西，要省钱。所以我整个童年唯一的一个芭比娃娃是那些来蹭生日蛋糕的同学带给我的，当时很流行的五块钱的盗版拓麻歌子（我们都叫它“宠物机”），我犹豫了很久很久也没有给自己买过一个。还是那个送我芭比娃娃的同学，把她自己的借给我玩了几天。于是我跟自己说这东西也没那么好玩，好像挺劣质的。不管她当时是单纯为了想表示友善，还是她知道我有多想“像普通的小孩”那样，我会感谢她，即使我们不再有那样亲密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