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启蒙老师》【他说：“你们成年了，要知道中学时代接受的很多知识是不可靠的，现在要用自己的头脑思考，去伪存真。”】那年，我高中毕业，勉强算没有落榜，被分配到教师进修学校学习，结业去中学当语文老师。除了我们一个班应届生外，其他学员都是脱产培训的民办教师。学校只有一栋旧楼，教学、办公、行政和党务都在里面。 那座简陋的学校有位了不起的老师——徐北文先生。他教古代文学，来上第一课，满头梳理整齐的灰发，穿着褐色西装，打着领带，是八十年代初少见的装束。他在讲桌后坐下，点上一支烟，看看我们，然后站起来，拿一根粉笔在黑板上淡淡地写下：“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 写完，他转身面对我们，用乡土气浓郁的济南话说，这不是通行的断句，但有助于理解本意。他好象看透了我们这些准落榜生的心思，用《孟子》的话勉励我们自信自强。他又说，“你们成年了，要知道中学时代接受的很多知识是不可靠的，现在要用自己的头脑思考，去伪存真。” 徐先生讲华夏先民的歌谣，那是中国文学的源头。当时，教科书采用来自苏俄的“文艺起源于劳动”说，文学理论课老师照本宣科。徐先生不赞同这种理论，认为正好相反，文学起源于休闲，至少是劳动之余的产物。我们充满好奇，也充满不解，心中隐隐掠过一丝叛逆的欣喜和惊恐。 徐先生不讲《楚辞》，让一位大学刚毕业的助教代劳，他坐在讲台边的椅子上跟我们一起听。有次课下，我鼓足勇气问他屈原的事。记得他说，历史上可能有过这个人，也可能是汉儒虚构出来的人物，在先秦典籍中看不到记载的痕迹。从他那里，我第一次听到了胡适“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说法：如果没有证据，最好存疑。 第二学期是魏晋文学。徐先生说，要理解传统文人的精神世界和行为方式，一定要熟读《世说新语》。他讲嵇康、阮籍的诗文，也讲他们的命运。多年以后，我读到先生的《祭妹文》，了解了他更多的身世遭遇，方才领悟他在魏晋名士和作品中所寄托的悲情。他人生的黄金时段在冤抑和羞辱中度过。 1955年，他被划为“胡风分子”，隔离审查八个月；1958年，他被划为“右派”，下放林场劳动；文革中，他又被揪斗游街，关入牛棚。《祭妹文》作于1963年，正值反右跟文革两场风暴的混沌间隙，他忆及幼年读相共、肩相随的妹妹徐北玉，悲歌当泣。 徐先生是家族中的独子，小时候集祖父母宠爱于一身，比他小一岁的妹妹倍受冷落。虽然妹妹成绩比他好得多，但师长亲朋却在家长面前只夸奖他如何聪明好学。1937年秋，小学毕业升初中，2000名学生应考，只录取百名。他妹妹考了第一名，他则勉强被录取。直到那时，徐先生的父亲才知道女儿有多优秀。不久，日寇侵占山东，他们全家逃往乡下躲避战火，12岁的妹妹患病，缺医少药，不治离世。 临终前的早晨，妹妹让母亲为她梳洗，恍惚中说：“我平生最钦佩哥哥了。”25年后，徐先生慨叹：“兴妹早亡，不得见落拓今日之吾。今余一事无成，屡获世遣，年龄徒增，顽劣倍昔，仰不能慰父母，俯不足与畜妻子，吾妹睹此，必自责童年之无识，曰：‘是无目也’矣。而余又每私臆吾妹尚在，必慰我勉我……”每读至此，耳边总响起先生抑扬的乡音，心中起伏，难以自已。 在进修学院时，我们偶尔能听到关于他在文革遭批斗的旧事。有位老师说，徐老师想得开，白天被押出去，戴上高帽子，游街批斗完了，回家不忘嘱咐爱人做点好吃的。那时候能有什么好吃的哟！一介书生，命运随时代飘摇，荣辱生死都不由己，除了用超常的忍耐和乐观守住内心的尊严，还能拿什么抵挡噩梦般的荒诞呢？ 进修结业后，我在中学当了两年语文老师、两年工人、一年借书室管理员，然后去北大念研究生，徐先生特别高兴，原来他父亲徐芝房先生早年也就读于北大。读书期间，我写了篇回忆徐先生讲课风采的短文，刊发在家乡报纸上。来美国前，我去跟他道别。他患哮喘，戒烟了，说话不时为急促的喘息中断。徐先生又引《孟子》，说“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勉励，抑或是安慰，沙哑的乡音中透出悲凉和无奈。 那年，他已经75岁，头发全白了，依旧梳得整整齐齐，依偎在宽阔的额头上像柔软的水草。2005年末，得知徐先生去世的消息。他的大儿子发文说，整理遗物时，在一个册子中发现了父亲从报纸上剪贴下来的我那篇短文。 往事如烟，大都淡漠了。比起徐先生经历的坎坷，我们这代人走过的多是坦途。但人生总免不了磕绊，也有歧路徘徊的时候，手足无措，怀疑自己，困顿中常想起先生用粉笔在黑板上淡淡书写《孟子》的场景。他穿着褐色西装的背影，渐渐清晰起来，浮现在眼前，催我振奋。 几十年弹指一挥间，年轻时的希望和梦想，大都付诸流水。时移势易，物是人非，如今念及先生临别时的话，愈加被他言语中的悲凉和无奈刺痛。在我懵懵懂懂的人生时段，他让我看到了我眼界之外的世界，给我思考和前行的勇气。这就是启蒙吧。 天地悠悠，人海茫茫，生命中有些因缘际会，长辈不经意的几句话，悄无声息地改变着我们的人生轨迹。去国二十余年，异乡忆故人，挥之不去的是绵绵亲情与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