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门的权利：当一位残疾人摔倒在家门口的坡道上】张辰，25岁，北京海淀区中关村一家互联网外企的实习员工，同时是一名腓骨肌萎缩症患者，日常完全依靠轮椅出行。他已经两次重重地摔倒在家门口。家门前的坡道太陡了，远远超过国标标准，他每次坐轮椅下坡，“像溜冰从山上滚下去”。过不了坡道，就无法出门通行，他联系了街道残联、社区、12345……如今，维权即将满一年，坡道的改造因法理和观念问题陷入僵局。对于张辰这样严重的肢体残疾青年而言，坡道是与社会连接的唯一一座吊桥。他想要的，不过是“出门”的权利。
摔倒时，张辰会想起那些没能站起来的人。2019年，北京无障碍出行推广者文军，在云南因酒店附近无障碍通道被私家车违规占用，绕行酒店停车场出入口时，从车库顶部跌落意外身亡；2021年，深圳公益残障人士陈小萍因路口人行道缘石坡道坡度远大于规范，不慎从轮椅上跌落受伤，后送医不治。
张辰来自新疆博乐，他的疾病遗传自母亲。3岁开始，他的四肢发痒厉害。到10岁的某一天，他下床时腿撑不住，猛地跪倒在地，再也无法站立行走。
张辰初中的学校只有楼梯，为了送他上下学，父亲背了他三年。高一父亲过世后，由于没有人能背他上学，校方提出退学。后来，班主任带着几个同学去找校长，一起作保会照顾好张辰，他才得以继续读书。
因无障碍设施的缺失所带来的生活上的困难，遍布在他的人生中。最严重的一次是被退学。2017年，他考入新疆石河子大学，一所“211”大学。轮椅比卫生间门要宽，又是蹲坑，每次都是同学背他上厕所。有一次摔倒，张辰受了重伤。张辰说，那次摔倒之后，过了两三天，在辅导员和教导处主任的要求下，他签署了退学申请书。当时他仅读了半个月大学。
这次上大学被退学让他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和健全人不一样，“即便我拿着这么高的分数去上学，即便我做这么多尝试，没有任何用处，我会因为这个身份被猛烈地否决或者丢弃掉。”
如果不是性命攸关，张辰可能不会走上维权的道路。
第一次摔倒，他打电话给社区工作人员，又一次表达希望在坡道左侧加装扶手的想法。但社区工作人员回复装在左侧会影响商户搬运，最后扶手装在了右侧。
第二次摔倒后，他在北京残联小程序通过“无障碍随手拍”一栏反映了坡道的问题。未获答复。随后，张辰又向12345反映问题。
今年3月7日，社区工作人员来到现场测量。两周后，单元楼的入口处张贴了一张告示，预计动工时间为今年4月中旬。眼见着预计动工时间到了，却没有动静，张辰向社区工作人员询问，得到的回复是，根据《民法典》规定，需征得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同意。对方称，他们正在入户征询业主意见。6月11日，施工期又过了一个月。社区工作人员告知张辰，目前已经有40%的居民不同意，改造无法实施。
那次沟通的最后，张辰记得社区工作人员问他，“你还准备住这儿啊？”他确定坡道改造的事情“凉了”，感觉自己成了那个“麻烦”。
在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教师李静看来，换地方住是一个消极的处理方式。她担忧，这次如果街道、社区和物业都不积极处理这件事的话，以后张辰会在住房的问题上遭遇更多困难。
“老和残在很多的需求上是有共性的。”清华大学博士研究生金安园说，无障碍设施不仅关乎残疾人的权利，也关乎老年人、孕妇等行动不方便群体的权利。截至2022年末，全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8004万人，占总人口的19.8%，他们也有无障碍出行的潜在需求。
这一思路在建筑学中被称为“通用设计”，它的底层逻辑是“权利上的平等”。 北京一家工程设计公司的总工程师、无障碍研究中心主任张屹发现，我们国家的无障碍建设经常是作为一种福利赐给残疾人和弱势群体，但在国外是残疾人和健全人平等共享的权利，“如果你不给我修设施，你侵犯了我的权利，这是不可以的”。
张辰说，由于残障身体带来的障碍，他不享受活着本身。他说，他到北京务工挣钱是为了家人。自从10岁那年双腿无法行走后，青春期似乎也跟着结束了，他开始常常宅在家里，来到北京后，只一次公司团建他去了环球影城。
如果说他在北京生活了一年留下了什么印记，可能是房间地面上那一道道轮胎的痕迹、床底下十来个他无法捡起的塑料瓶、为了他装在坡道右手边的扶手，以及那个一成不变的陡坡。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原文>> :sys_link: 网页链接 3g.k.sohu.com/t/n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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