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吹又来了：

近来，为了寻找新的资源，区域性小说转向了像D.H. 劳伦斯和乔伊斯这样不同的作家。如果说超现实主义为米格尔·阿斯图里亚斯开辟了新的视角，斯堪的纳维亚文学则吸引了鲁尔福。在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作品中，毫无疑问地存在着深受福克纳、海明威和加缪影响的一片区域、一种民间传说。在巴尔加斯·略萨的区域之内，同样也居住着福克纳的影子。事实上，过去的二十年里，在对我们所有的文学——不管是地域性的还是城市性的——产生的所有的影响中，最令人瞩目的是福克纳。福克纳是一种典范，是有远见的艺术家的绝对典范。而随着我们叙述的成熟，它逐渐继承了这个永恒的使命。无论它反映的是埃内斯托·萨瓦托的生存痛苦，还是巴尔加斯·略萨的现象学，或是奥内蒂和鲁尔福的异化，这都体现了它不仅对一个地区或是一个时间段的责任，而且对人类的普遍需求承担了责任。随着它作为一种职业的沉淀，它变得更为深入，也显得更为变化不定。它向世界开放，欢迎来自各地的茁壮的种子。这就是博尔赫斯和科塔萨尔如何通过沾染东方主义的色彩，在我们的大陆复兴了应该的奇幻文学传统；卡彭铁尔则转向了西班牙的巴洛克风格；而富恩特斯则认同北美小说的无政府主义潮流。

《我们的作家》写得好好——

“所以，就算我们的作家在整体上仍未开始反省，他们也已经有能力做到优秀文学作品所需要的专注和持续努力。他们已经开始超越观察和见证，走向启示和发现。他们不仅记录已经存在的东西，还会增加新的东西。他们已经注意到，深入自己的人性是向他人伸出援手的方式。因此，他们与社会的关系要比数年前暧昧和复杂得多。例如，我们大多数年轻的小说家都像他们的前辈一样参与政治，但他们知道如何区分行动主义和艺术。对于今天年轻的小说家来说，拉丁美洲经验的核心事实之一是古巴革命。但对于那些支持革命基本原则——阶级平等化、种族平等、文化自决——的人来说，那并不是一次天真的政治经历。1965年的革命并不是一种学说，而是一种精神。这是一个开始以不同方式定义自己大陆内部社会文化转型的意识。小说家对这样的意识形态不感兴趣，而对想象力感兴趣。在每个作家的孤独中，都会产生一种新的共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