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撤职的社科院经济所副所長朱恒鹏认为，我国社保支出应限高补低，向低收入群体倾斜。即限制机关事业单位、垄断性国有企业和发达地区不断提高保障待遇，将更多财政资金投入到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养老保险和欠发达地区，这也就要求我们不断提高社会保险的统筹层次，同时通过多种途径限制地方的道德风险与预算软约束。 他指出，从财政的支出端来说，我国社保支出仍然处于较低水平，且支出结构不平衡。经过二十余年的建设，我国已经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社保制度，养老、医疗基本上实现应保尽保，但分群体来看，只有城镇职工群体具有较高的保障水平，城乡居民的养老和医疗保险在消除后顾之忧、释放消费方面的作用还较为有限。 在养老保险方面，机关事业单位、企业职工和城乡居民三个群体的待遇差距较大。从绝对水平上来说，2020年，我国机关事业单位、企业职工和城乡居民每人的月均养老金分别为5767元、2906元和174元，三者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从相对水平来说，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的替代率能达到80%~90%，企业职工的替代率则只有45%左右，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甚至不足以满足最低生活保障水平。 在医疗保险方面，机关事业单位职工的医保实际报销率达到90%，而10多亿城乡居民医保参保者实际报销率则只有50%左右。与美国相比，虽然其社保支出水平较低，但社保支出主要用来为低收入人群提供保障，中高收入人群则主要通过购买商业保险来满足保障需求，这样既释放了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潜力，也满足了中高收入群体的差异化需求，促进了保险业及相关产业的发展。我们的情况则与之不同，主要以财政资金等公共资源支撑的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和垄断性国有企业职工等中高收入群体的社保待遇较高，而中低收入群体尤其是农村居民获得的社会保障水平则明显偏低。 这种社保支出结构很大程度上抑制了财政和社保支出提振内需的作用:一方面，中高收入群体社保待遇偏高，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另一方面，中低收入群体收入低，社保待遇亦低，扩大消费支出的能力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