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就“深圳日本人学校一名10岁学生被刺”答记者问

“从吃的方面看，粮食人均消费量1966年为381斤，1976年为383斤，比最高的1956年409斤分别低28斤和26斤，食用植物油人均1966 年为3.5斤，1976年为人均3.2斤，1956年则为5.1斤。从穿的方面看，1966年棉布人均消费量为20尺，1976年为23.7尺，而 1956年则为29.2尺，1968年每人平均只发9尺布票。从住的方面 看，一五期间住宅建设投资占非生产性投资的百分之9.1，而文革中只占百分之 4。” ──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

毛泽东与北大有宿怨，早年他在北大图书馆登录室勤工俭学时，曾受到代理馆长张申府的冷遇，有一次，因为毛的字体潦草，张要他重新再填写一本图书卡片，看到了毛的脸上有不豫之色。延安时期，凡是有北平到延安的，毛都要询问张申府的情况，解放之后，他几次提到“张申府、张老板面色很难看啊”。所以，张 申府于建国前因为第三条道路被开除民盟成为人民公敌，1957年又被打成右派，都与此有关联。 1957年反右时，北大成为重灾区，教职工被打成右派的90人，学生右派421人，共计511人。但毛泽东不高兴了，嫌北大当时的校党委书记江隆基手太软，就把铁道部的陆平派来担任校党委书记。到了这年10月以及来年春季，不少的单位就已开始对右派进行甄别了，也就是给明显搞错的、不是右派的人摘帽，可北大却反其道而行之，偏偏又搞了一场三个月的“右派补课”，补划右派173人，总数达到了699人（一说是716人），其中教职工110人，学生589人；占到了学校总人数的百分之七。 聂元梓说道，文革初起，有人在北大历史系贴出一副流布很广的对联：“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被监督北大文革的李讷汇报给毛泽东听，毛泽东说了：“什么池浅王八多，要改一个字，明明是池深王八多嘛！”并且让女儿李讷向聂元梓传达了这句原话。一个“深”字不要紧，运动又火上浇油似的升级了。尽管如此，毛还是感到不满意，到了1968年7月28日，毛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四大领袖”，直接对聂元梓说：“最近有些学校斗了些黑帮，画了像，新北大才搞了十几个，就那么点黑帮？我看不止那一点吧。”到了这年年底的12月18日夜，北京大学副校长、历史系主任翦伯赞夫妻双双吃下大量安眠药自杀身亡，也是熬不过去的结果。 ---90岁的聂元梓还会不会拥护毛泽东 作者：韩三洲

打倒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

@历史影像录： 1961年12月，三门峡工程施工现场，大坝的建设进入了最后的攻坚阶段。

过去可以逃荒，但在那个时候不仅不可以逃荒，还不能求救。中共信阳地委让邮局扣了12000多封向外求助的信，有一个党支部23个党员饿死了20个，剩下3 个党员给河南省委写了一封血书，请求省委救救农民。这封信也被省委秘书长扣压，并下令查处。为了防止饥民外出走漏消息，各县县城四门持枪守卫，公路要道 设岗把关，汽车站由警察把守，长途汽车要求党员队长驾驶，非党员不能开。公社派民兵在村头设卡，如发现有人外出，就夺走随身携带的东西，甚至剥下衣服，进行拷打。外流社员一律称作“流窜犯”，强行收容关押劳改。信阳市设立了数百个收容站，先后共堵截外流人员19万人，被强制收容后又不给饭吃，饥饿、拷打和虐待，使各收容站人员大量死亡。光山县白雀公社杨砦大队，组织10名基干民兵拦截逃荒群众。从1959年11月到1960年春节，共殴打来往社员40多人，其中打死12人，剥掉了195人的衣服。潢川县设立收容所67处，把外逃者抓到里面后审讯，搜查，毒打，强制劳动，不给饭吃。共收容外逃人员9330人，在收容所里毒打致死、致残2195人。防止外人知道挨饿，群众饿得走不动，连个拐棍也不让拄，干部调查时，要挺着胸膛走路，要装成没有挨饿的样子。 ---杨继绳：1958-1962—中国大饥荒

毛尸能永久保存吗？ 为了遗体长久保存，在死後两小时就要进行解剖，取出内脏；用冲洗液把全身血管，包括最细微的小血管冲净；然後注入福尔马林和凝固剂。毛去世後，对毛的遗体最初只进行了一般性处理，血液没有及时放掉。以後再想按部就班去做，已经不可能了。这就给遗体的长期保存留下了难以克服的隐 患。由此看来，毛尸的保存可以说是“先天不足”。 毛的水晶棺虽说是密封的，但工作人员不时需要将手伸进去替毛的遗体整理衣服，因此难免有细菌渗入。加上遗体长期暴露在气态中，更会加速细菌的污染。 据参加过毛尸保存的全国政协常务委员朱培康透露，1999年，毛的遗体曾经差点腐败变质，纪念堂因此暂停开放。经过全力抢救及修补，毛尸总算恢复了原来的模样。 毛尸的保存，实质上是专家们同细菌和氧气的长期斗争。细菌和氧气无时无处不在，又无孔不入；而专家们只能处於被动防守的地位。套用句辩证法的术语，遗体的保存是相对的，而遗体的腐烂则是绝对的。因此，毛的遗体不可能千秋万代地保存下去。保存技术再先进再完善，也只是延缓遗体的腐败而已。朱培康认为，按照中国现有的技术，可以将毛的遗体保存50年。 从上述政治和技术两个层面来看，现在还不是重新决定毛尸命运的时候。毛泽东的遗体，摆在北京的中心已经二十多年。且让它摆在那里，以後再说吧。 但愿从今往後的中国，再也不要劳民伤财，搞什么保存领导人遗体的“一号工程”了。果能如此，则中国幸甚，民族幸甚，百姓幸甚。 ---中国一号工程——保存毛泽东遗体 作者  王自勉

纪念堂里的毛尸 1977年8月20日，位於天安门广场的纪念堂完工，毛的遗体及几罐浸泡在福尔马林里的内脏，被转运到纪念堂内。经过适应性处理後，遗体被移入水晶棺内。 毛的遗体保存在纪念堂地下室一间无菌、无尘、恒温的密室内。盛放毛尸的水晶棺其实是一个水晶罩。当毛的遗体供瞻仰时，就用电动升降机 将其从地下室升上来。遗体在水晶棺内采取气液相结合的保存方法，毛遗体的衣服里包著液体，只有面部处於气态环境中。瞻仰结束後，遗体降到地下室一个密闭的容器内。毛的颈部插了一根管子，以便向毛的遗体灌注福尔马林液。 每年毛的生日即12月26日後，毛的遗体都要停止瞻仰一段时间，作年度性的保护。这段期间，工作人员把毛的头部和双手也浸到液体中去，以补足水份。 人们大都以为纪念堂里只供奉著毛的遗体，殊不知还有另一位男性死者陪著毛。这位死者姓甚名谁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他的年龄、体重、体型及死因，都同毛相近。除了不供人瞻仰，这位死者享受著与毛几乎一样的待遇。这位死者在生前，做梦也不会想到有幸为毛伴驾。凡是准备在毛遗体上施用的保存技术，都要先在这位伴驾身上施用，成功了再用於毛身上。每隔一段时间，就从毛和伴驾身上分别取下若干小颗粒，送到相关研究机构去，检查遗体组织结构的保存情况。 负责检验的科学家只知道小颗粒的编号，却不知道哪些取自毛身上，哪些取自伴驾身上。检验结果送给另一批科学家，由他们来解读，决定下一步的保存措施。 和毛尸同在地下室的，除了那位伴驾，还有一具毛的蜡像。中共政治局决定永久保存毛尸後，时任政治局常委的叶剑英，就指示北京工艺美术学院“制作一个毛主席的蜡像，要做得完全和真的一样，等以後必要的时候可以代用”。为此，两位研究员专程前往英国蜡像馆，学习蜡像制作。後来，他们的水平大大超过英国，制作的毛蜡像栩栩如生，看上去活像毛泽东本人。 毛尸被运进纪念堂供瞻仰，至今已有23年。毛尸的保存工作并未结束，只是转入了长期阶段。为此，专门成立了“毛主席纪念堂管理局”，由参加过遗体保护的组织学专家徐静出任局长。遗体保护的具体技术已逐渐规范，科研工作也在继续进行，每年年终还要举行学术讨论会。 ---中国一号工程——保存毛泽东遗体 作者  王自勉

各省饥荒程度不一样，从1960年死亡率来看，四川为53.97‰，河南39.60‰，贵州52.33‰，安徽68.58‰，山东23.60‰，甘肃 41.30‰，青海40.73‰，湖南29.42‰等。有些省一开始灾情就很重，由于揭露得较早，到1961年就开始好转，如山东、河南等省。有的省的盖子长期捂住，继续推行大跃进的政策，饿死的人 就多。如四川省，1958年就开始饿死人，一直到1962年还有饿死人的现象发生。这五年四川的死亡率（‰）为：15.17；46.9；53.97；29.42；14.82。 为什么各地不一样呢？哪里“三面红旗”举得高，哪里饥荒就重,。高指标、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个红旗，也就是三个万岁是不能反对；哪个省留下粮食最少，哪个省饥荒就重；哪个省问题揭露得早，饿死人总数就少；哪个省捂盖子时间长，哪里死人就多。 也就是说，哪个省对毛泽东的向心力最强，哪个省饿死的人就多。像四川饿死1000多万人，安徽饿死500—600万人。 ---杨继绳：1958-1962—中国大饥荒

@那些珍贵老照片： 1924-1927年期间美国人西德尼·戴维·甘博在北京景山拍摄的一棵树，据说这是崇祯皇帝上吊的那棵歪脖子树。

1967年7月16日，颐和园举行纪念毛泽东畅游长江活动。画面上可以看到佛香阁上的毛主席像，据颐和园的工作人员后来说，这是为了防止红卫兵破坏佛香阁建筑而绘制上去的。至少到1969年夏这幅画像还存在，以后曾短暂地出现林彪的一段题词，九一三事件后又被一条语录覆盖了。 ---图片摘自《中国记忆，1966》 文 | 杨浪

北京，1967年 （MAX SCHELER）

@故国旧影4th： 围观老外画速写的孩子们，福建，1988年11月摄。

彻底砸烂旧市委

一旦发生饥荒农民就会起义，揭竿而起，为什么大饥荒没有发生动乱？虽没有发生过大的暴乱，但小规模的还是有的。部分地区都有，抢粮食，劫火车等。刑事案件增加，当时的刑事案件都是因饥饿造成的。 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动乱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对社会控制极其严密。还因为前几年的肃反、反右，不仅消灭了反 对者，也使更多的人恐惧，不敢反抗，导致社会没有结社自由，一旦出现政治组织，很快就被扑灭。无组织的群众难以对付有组织的政府和军队。而且，每一个人都生活在共产党控制的组织之中，他的一切言行都受到集体控制。 过去说“普天之下，莫非黄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是帝王的一种理想，很多荒蛮之地他们的权力是达不到的，而现在政府掌握了现代化武器和现代交通、通讯工具，任何啸聚山林的造反者，都在政府武器的射程之内。对任何边远地区的“根据地”，政府军都可以借助现代交通，迅速到达。所以现在不可能有宋江的梁山泊，也不可能有毛泽东的井冈山。在现代极权制度下，民间造反很少有成功的可能。 ---杨继绳：1958-1962—中国大饥荒

毛尸的最初处理 毛去世当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要保护遗体，以供吊唁和瞻仰，时间定为15天。毛的保健医生李志绥说，保存半个月容易做到，只需进行一般性的遗体处理。於是，毛在中南海的住室兼病室，改作了临时太平间。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的几位解剖学和组织学专家，被连夜召 来。他们从毛的股动脉向遗体内灌注了两升福尔马林，以防腐烂。 遗体保存15天，意味著追悼活动结束後，毛的遗体将被火化。中共政治局这个决定，应该说是符合毛的意愿的。毛生前号召火葬，1956年他带头，在关於领导人死後遗体火化的文件上签了字。然而，仅仅过了不到一天，中共政治局又改变决定，要对毛尸作永久性的保存，并建立毛主席纪念堂，以供“子孙万代永远瞻仰”。当时的中共政治局，包括了华国锋、叶剑英，也包括了江青四人帮。这班人究竟为何朝令夕改，内情尚待披露。 搞政治的人改变主意容易，却给医务人员出了个天大的难题。李志绥当即表示，遗体永久保存根本就办不到。1957年，他随同毛去莫斯科，瞻仰过列宁和斯大林的遗体。两具遗体看起来很乾瘪，列宁的鼻子和耳朵都腐烂了，只好用蜡来代替，斯大林的胡须也脱落了。苏联的防腐技术先进况且如此，毛的遗体又如何能保存呢？他对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汪东兴说：“连钢铁和木材都要生锈腐烂，何况人体？怎么能不腐坏？科学发展到现在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几位解剖学和组织学专家听到中共政治局改了主意，也都怔住了，纷纷说：“这不可能办到，而且也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李志绥说：“现在没有法子也得干，可以先查查有没有这方面的文献。”结果，只查到一篇论述较长时间保存遗体的文献。其要点是，在死亡後四到八小时内，往遗体内灌注福尔马林。按体重不同，用量大约为12升到16升，灌到肢体末端摸上去饱满就可以了。但是专家们对此没有把握。李志绥请示华国锋，华说：“政治局现在不能马上开会，就是开会也没有用，大家都不懂。你们就这样做吧，没有别的方法。” 於是，专家们给毛的遗体继续灌注，为了确保不腐烂，一共用了22升福尔马林。结果毛泽东的脸肿得像个大球，脖子跟头一样粗，表皮光亮。防腐液从毛孔中渗出，像是出汗，两个耳朵也翘起来，模样古怪，完全不像他本人的样子了。 毛的服务人员们看到毛的外形大变，十分不满。毛的贴身秘书张玉凤指责说：“你们把主席搞成这个样子，中央能同意吗？”面对巨大的压力，有的专家吓得几乎虚脱。李志绥忙说：“身躯和四肢肿胀没有关系，可以用衣服遮住，主要是脸和脖子要想办法。”於是，专家们用毛巾垫上棉花揉挤毛的脸和脖子，试图将液体挤到深部和胸腔里去。有个年轻医务人员用力稍大，把毛右面颊的表皮擦掉了一小块，吓得混身发抖。多亏了有经验的专家，用棉花棒沾上凡士林和黄色颜料，涂在破处，总算看不出来了。 经过揉挤，毛的面部肿胀消下去不少，两耳外翘也不明显了，但颈部还是很粗。毛的服务人员又来看，认为还肿，但也将就可供瞻仰了。 ---中国一号工程——保存毛泽东遗体 　作者  王自勉

向越南讨教 在遗体瞻仰期间，成立了遗体保护小组，由黄树则、吴阶平、林钧才、李志绥、徐静等医务人员组成。他们意识到这项“政治任务”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且耽误不起，没时间来从容讨论和试验。因此，他们决定立即采用国外经验，对毛尸作紧急处理。 按说遗体保存技术是应当向苏联讨教的，苏联是这项技 术的发明者，又有保存列宁遗体半个世纪之久的经验。然而当时的中国与苏联，如同水与火一般格格不入。毛生前最痛恨苏联“修正主义”，他宁肯同“美帝国主义”打交道，也不与苏联来往。毛去世前几年，中苏两国还在乌苏里江的珍宝岛打了一仗。在这种情况下，从苏联得到遗体保存技术是不可能的，只有转而向越南求教。 此时的越南，刚攻占了南越，正在志骄意满之中。对於中苏的长期争斗，越南的态度一向骑墙，两面不得罪，有时还充当和事佬，目的是同时得到中苏两国的援助。打胜了越战之後，越南便逐渐暴露出亲苏反中的真面目。到了1978年，中越两国终於出动数十万人马，大打了一场，不过这是後话。1976年毛去世时，两国还没有最终翻脸，越南对於中共仍然虚与委蛇。中共提出讨教遗体保存技术，越南碍於长期受毛恩惠的情面，只得答应传授。於是，毛去世的第三天，北京医院院长林均才等六位专家就飞赴越南，学习遗体保存技术。 苏联的遗体保存技术，分早期、中期和长期三个阶段，各期都要作不同的处理。越南传授给中共的只是早期技术，对中期和长期技术则秘而不宣。越南此举，既算报答了毛的多年援助，又不至於被莫斯科指责，实在是煞费苦心。 ---中国一号工程——保存毛泽东遗体 作者  王自勉

解剖毛尸 毛的追悼会结束後，他的遗体转移到一个代号“769”的地下室。1969年中苏交战後，毛发出“深挖洞”的指示，全国大挖防空洞。北京城下也挖了一条沟通天安门、人民大会堂、中南海的秘密通道，一直通到西山，林彪生前居住的毛家湾也有一个入口。9月20日凌晨，华国锋、汪东兴及遗体保存小组的医务人员 ，护送著毛的遗体，从林彪家的入口，进入这个地下世界。 时任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的泌尿科专家吴阶平，参加过毛尸的保存。他回忆道，汽车在大铁门前停下，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步行进入地道後，吴阶平发现里面十分宽阔，足以容纳四辆汽车并排通过。地道里霉味很重，显然通风不良。又走了100多米，才来到遗体保护室。 遗体保护室原来是解放军301医院的地下手术室，设备完善。按照遗体保护的要求，又进行了改造，使其密封、隔氧和低温。在保护室中央，放著个巨大的金属钛容器，里面盛满了防腐液，毛的遗体就被浸泡在里面。 从1976年9月到1977年8月，专家们在此地下室工作了整整一年，执行这代号为“一号工程”的天字第一号任务。 首先是解剖毛的遗体，专家们取出了毛的心脏、肺、胃、肾、肠、肝、胰、膀胱、胆囊和脾脏，把这些内脏分罐浸泡在福尔马林液中。躯干的空腔则塞满浸泡过福尔马林的棉花。毛的脑子没有被取出，因为专家们不想剖开毛的头颅。 ---中国一号工程——保存毛泽东遗体 作者  王自勉

非典时期的检查站，一个小姑娘记录着准备进村的汽车的车牌号 At the SARS inspection station, a small girl records the license number of the car ready to enter the village

中共建政第五期（1989年及之后） “六四”屠杀中到底有多少人丧生，至今中国政府没有公布。上述纪思道和伍洁芳合著的《中国觉醒了》谈到“六四”死亡人数时说，根据北京一些医生提供的信息，估算遇难者在400到800之间，几千人受伤。纪思道对此感叹说，即使按保守的400人估算，也超过整个19世纪中国政府所 杀的抗议学生总数。纪思道书中引述美国国务院的数字是约3千人在六四事件中丧生。 1996年出版的加拿大《环球邮报》（Globe and Mail）记者黄明珍（Jan Wong）的回忆录《神州怨》（Red China Blues）中的数字∶“在六四后的6月8日，我进入北京工人医院，那里的医生说，太平间里堆积至少100具尸体，医院又增加了一些冰柜，每个能装4具尸体，也都塞满了，但仍不够用。” 1996年12月18日，美国参议院就天安门屠杀举行听证会，在会上做证的前《时代》周刊驻北京采访主任艾克曼（David Aikman）说∶一位合众国际社记者在六四之后三天内，曾打电话给北京的几家医院询问死亡人数，最多一家医院说有323人死亡。 1996年12月12日美国《田纳西论坛报》（Tennessee Tribune）的社论引述国际红十字会的估计说∶“六四之夜，至少有3千7百人死亡。” 1998年6月4日莫斯科出版的周报《绝密的说法》刊载了俄国著名东方问题专家达佛洛夫斯基谈“六四事件”的文章。达佛洛夫斯基在1989年曾作为顾问陪同戈尔巴乔夫访问北京。该文说，“根据当时苏联情报部门的估计，六四事件中死亡人数约3千多人。” 1999年，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丁子霖已经具体调查到“六四受难者名单”有155名，还有65名伤残者名单（《见证屠杀，寻求正义六四伤残者和死难者家属证词》，纽约“中国人权”1999年6月出版）。 “六四”屠杀之后，不仅有立即的处决，而且像以往一样，每年中共都处决大批人，其处决的数量，超过全球其它国家处决的人数总和。 ---曹长青：不能忘记，不能饶恕：中共杀人记录

异常死亡人数可能多达8千万 自中共建政以来，到底有多少人被迫害或由于饥饿致死？据上述夏威夷大学教授拉梅尔1991年出版的专著《中国的血腥世纪：1900年以来的浩劫和大屠杀》（China’s Bloody Century：Genocide and Mass Murder Since 1900）中的研究推算：毛泽东时代，中国共有4500万人因异常原因死 亡，其中2700万人死于“饥荒”，1800万人死于无产阶级专政。 据前述北京“朝华出版社”的《中国“左”祸》一书的数字∶“自1949年至1992年，在中共发动的历次运动中被迫害以及因饥饿原因死亡的人数约5千万。”（该书使用了很多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和中共中央文献史研究室等部门的原始资料。该书出版后即遭当局查禁）。 据纽约大学“瑞玛克研究所”（Remarque Institute）主任朱迪特（Tony Judt）1997年12月22日在《纽约时报》发表的文章“通向地狱的漫长之路”（The Longest Road to Hell）中的数字∶“在共产中国，可能有6千5百万人异常死亡。” 据前述法国学者考特斯和克雷默编写的《共产主义黑皮书》一书中的数字∶“中共建政后中国丧生的总人数，在4450万到7200万人之间。” 据前述《华盛顿邮报》记者邵德廉的长篇调查报导“毛时代的大众死亡”（据各方面调查研究的数字推算出）∶“自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中国因饥饿、迫害和枪杀而死亡的人数可能有8千万或更多。” ，，，，，， 除了那些永远消失的生命之外，还有多少人成为终生残废，多少人精神失常，多少人荒废了青春、年华。而那种残酷的洗脑和非人的环境，更使几乎所有在那块土地上生活过的人都在不同程度上感染、发展了兽性的部分。那种对灵魂的扭曲，对人性的摧残，更是永远无法用数字统计和衡量的。 面对这样一个罪恶累累的政党（且至今毫无任何悔意、更绝不向人民认罪、道歉，并且还在继续屠杀！），那些期望它还能改革从善的人们，简直是在做一个和共产主义同样的美梦。 对八千万死者，历史永不会忘记；对于中共的暴行，人类绝不会饶恕！ ---曹长青：不能忘记，不能饶恕：中共杀人记录

@如果历史有颜色： 1939年5月崇文区东晓市街 药王庙

@王言它： 恐怖片

《人民日報》 1968年9月18日

北京第一家个体餐馆开业 1980年9月30日，改革开放后北京第一家个体饭馆——位于北京胡同里的悦宾饭店应运而生，当时的北京翠花胡同堪比大栅栏，挤满了看热闹的街坊四邻。 合众社报道了这个消息，慕名而来的外国使馆工作人员越来越多，饭店包桌甚至排到了68天之后。 ---四十年时代变迁在舌尖

@故国旧影4th： 老宅院内，鼓浪屿，1988年11月摄。

@那些珍贵老照片： 1976年北京天安门广场

@走出周期率2： 真主党寻呼机集体爆炸事件，是战争技术史上的重大事件，将影响深远。 搜索得知，真主党所用的寻呼机，很可能配备的是3.6伏、16000mAh锂电池。理论满格电量0.06度电，极限爆炸能量约相当于50克TNT炸药。 通过匪夷所思的远程篡改程序，竟能造成数千台寻呼机同时爆炸。 而一辆新能源汽车 的电量，一般能达到这种电池的1000倍左右，也就是50千克TNT的爆炸能量。约等于8发155重型炮弹。

根据多方面估计，我觉得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大约3600万人，应出生而没有出生的人数大约4000万人。大饥荒使中国人口损失大约7600万人。 3600万人是一个什么概念？ 这个数字相当于1945年8月9日投向长崎的原子弹杀死人数的450倍； 这个数字相当于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死亡人数的150倍； 这个数字超过 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死亡数字。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只有一千多万人，发生在1914－1918年，平均每年死亡不到200万人。中国1960年一年就饿死1500万人以上； 大饥荒的惨烈程度远远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亡四千万到五千万之间。这四五千万人是在欧洲、亚洲、非洲广袤的土地上、七八年间发生的,中国这3600万人是在三四年间死亡的，多数地区死人是在半年之内集中发生的。 这是中国历史上所有的灾荒都望尘莫及的数字：中国历史记载最高的灾荒死亡数字是1000万人。 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人间惨剧，这个悲剧掩盖了五十多年。当时，报纸、所有的官方文件都极力掩盖。逃往香港的难民和海外侨民的国内亲属传出了一些消息，一些西方媒体据此发出了零星报道。中国政府一概斥为“恶毒攻击”、“造谣诬蔑”。中国政府邀请了一些“友好人士”来华访问，希望借他们的笔“澄清事实真相”。对这些来华访问的人士，中国政府精心安排了行程，包括访问地点、接触人员以及接待外宾的台词等等。外宾访问时，与老百姓高度隔离，有的地方有意布置丰衣足食的假象。 英国记者格林（Felix Greene）在他1965年那本谈中国的名著《无知的帷幕》（A Curtain of Ignorance）中说，1960年他走遍严格实施粮食配给的中国，却没看见大量挨饿的事。 在中国家喻户晓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就是受骗后再骗别人的外宾之一。这些外宾的文章又被新华社翻译过来，成为“出口转内销售”的产品，在《参考消息》和《参考资料》上发表，作为统一思想，压制国内的不同看法的工具。直到50多年后的今天，还有人说我的《墓碑》是造谣。政府还将它列为禁书。从香港是不让带过来的，带过来就要没收，所以我也只有这一本，我带不进来。 这么一个惊天惨案，被掩埋了50多年，到现在很多年轻人还不知道，不知道什么叫挨饿。 在极度饥饿的状态下，人体的各种机能活动能力下降，而在一段时间内，其本能的饥饿反射极度强烈。由于生存本能的需要，他会不择手段地去搜寻一切能吃的东西。这时，生存压倒一切，动物性压倒了人性。饥到极点的人们，为了找到吃的，不考虑亲情、道德、人格和其它后果。据不完全统计，全国人吃人的记录超过数千起，其中有吃自己亲人的。 ---杨继绳：1958-1962—中国大饥荒 (在燕山大讲堂的讲座 时 间：2010年8月21日)

百姓大批饿死，干部却搞特殊化。公共食堂为干部们侵吞公物和生活特殊化大开方便之门。群众吃稀的，干部吃干的，群众吃菜，干部吃肉。 垫江县城西公社春花管理区在公共食堂无米下锅，干部们尅扣克扣口粮，大吃大喝。1959年下半年，管理区的几个干部把小春剩余的2000斤种子私分了，一部分拿回家，一部 分放在管理区任其挥霍。1959年中秋节前后，他们从副业队提回几十只鸭子，专供几个干部吃。 长宁县桃坪公社12名总支委员中，有贪污挪用行为的有9人。全公社干部中有贪污挪用、私分行为的干部占干部总数的60％以上。大足县土桥公社多吃多占的干部占干部总数的67．9％。小河大队支部书记蒋某1961年为父亲祝寿，办了20桌酒席，请了160人，碾盘大队53名干部1962年1到8月就多吃多占粮食1661斤。社员在死亡线上挣扎的时候，干部经常私下“打平伙”、“加餐运动”，还把粮食、糖拿到家中。群众说：“社员饿得光骨头，干部吃得肥油油”、 “社员面黄肌瘦，干部肥头大耳”。 安徽凤阳小溪河公社山河大队干部几乎人人都多吃、偷吃、吃好。“一天吃一两，饿不死小队长；一天吃一钱，饿不死管理员。” 这些都是从档案材料馆看到的，这些档案里大部分都是基层干部怎么贪污盗窃，没有高级干部的，后来我到四川调查，李井泉住在重庆潘家坪招待所的时候，几乎每天吃了晚饭后先看电影，再打牌，或者先看戏再跳舞。看电影是专场，看戏是堂会。跳舞、打牌到凌晨再吃夜宵。 甘肃省委书记张仲良，到下面考察工作时，同兰州饭店每天派专车送饭。这送的不是一般的饭。 1960 年7月信阳地在鸡公山召开会议，开会是为了掩盖死人真相，肯定“大好形势”，缩小信阳事件的影响。鸡公山在湖北和河南交界的地方，鸡公山是著名的避暑胜地，风景很好，在饿殍遍地的夏天，省、地、县的官员们，一边避暑，一边为自己开脱责任。面色红润的领导干部们是面有菜色的农民用滑杆抬上山的。吃的有鸡鸭鱼肉，每天睡够了午觉，吃饱了西瓜再开会。权力极其腐败，当时干部的权力那么不受制衡，所以许多吃的时候，当然会腐败，这也正常，这是制度造成的，并不是品质的问题，品质再好，在那种情况下，也很难自制。 ---杨继绳：1958-1962—中国大饥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