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哈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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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社会主体性危机】:
🇯🇵 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政治经济以集体成就为基石。二战前，军事与经济是衡量标准；战后，经济成为唯一尺度。个体与家庭牺牲被视为合理，以实现集体繁荣。
🌏 国家影响力不仅在政治经济，更在价值观层面。自由主义有利于集体的就被采纳，同时传统等级、忠诚和民族意识得以保留。
🧘♂️ ikigai（人生目的）与ibasho（归属感）是由社会在外部赋予的，但当社会未能兑现成就承诺，个体面临意义与目的的危机。
📉 社会定义的成就是：经济回报、兴旺、增长、稳定和可靠，但经济停滞暴露了空洞承诺。只剩下对人生目的和归属的持续追求。
👶工作与机会的匮乏，老龄化社会的医疗福利依赖于不断减少的年轻一代，而年轻一代在退休时则不太可能享受到同等水平的福利（假设有工作的前提下）。
🇯🇵日本社会和政治经济是如此整体和统一，它缺乏其他许多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可替代或非标准化角色和生态位的可供性，使得这种挣扎更加艰难。
🏭 这种主体性危机也因此是一种意义和目的危机，这样一场危机会对系统中最脆弱的日本群体产生最强烈影响。
因此，这并不是恢复经济重建乐观并终结孤独和自杀的空洞。相反，日本的经济停滞揭示出其政治经济赖以维系的空洞承诺，也是牺牲合理性的空洞承诺。现在的日本年轻人看到被抛下的空洞，他们几乎没有社会资源来建构意义与找到归属。在这样一个承诺已挫败的语境下，对牺牲的要求变得令人不快、难以接受。
#存在主义咖啡馆
加缪的«西西弗神话»能在法国战败的1942年间成书，归功于他发现“即使在虚无主义的边界之内，也有可能找到超越虚无主义而继续前行的方法”。加缪问道：如果我们发现生活其实就像西西弗的工作一样徒劳，如何回应？
如同萨特在«恶心»中指出的一样，我们不明白人生的根本问题，是因为我们没有停下来思考它。但偶尔，我们会突然精神崩溃，出现一个“钱多斯时刻”，心头一颤，关于目的问题出现了：我们究竟为什么要继续活着？
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加缪版的海德格尔的存在问题。海德格尔认为，当一个锤子坏了的时刻，存在的可疑本性就出现了，于是我们就会开始追问生命中最重大的问题。海德格尔认为答案就是一种决定，而不是一种说辞：放弃，还是继续前行。如果继续，我们就必须接受我们所做的事并没有什么终极的意义。因此，“你必须把西西弗想象成很开心”。
但加缪的主要影响来自克尔凯郭尔，而不是海德格尔。克尔凯郭尔在1843年的论文«畏惧与颤栗»中通过一个故事阐明了“荒诞”----上帝命亚伯拉罕用他挚爱的儿子以撒献祭，没想到亚伯拉罕毅然决然地答应了，在献祭的最后一刻上帝放过了他们，亚伯拉罕和以撒安全地回家了。克尔凯郭尔震惊于亚伯拉罕与以撒还能像没事人似的回到从前的样子。于是意识到：为了在生活的缺陷暴露后继续生活，我们必须做出这种不可能的跳跃----信仰的一跃。
不过在加缪看来，这无关上帝。或许是与被占法国的生活相关。一切都在妥协，一切都迷失了----但一切似乎都还在。消失的是感觉，没有感觉，你该怎么生活？
加缪和克尔凯郭尔会大声地告诉你：保持冷静，继续前进（Keep Calm and Carry On）……
疫后遗症：
新冠带来的肉体隔离，由此造成的无论是个体还是集体的丧失，都不仅仅是种悲痛与孤立。它们还会造成创伤和道德伤害。
创伤是因为它们从根本上威胁着我们的安全感。道德伤害是因为它们违背了我们所期望的正义：我们对生活有公正、有序和公平的观念。创伤与道德伤害都会让人们以及社群感到孤单、孤立和孤独。
幸福的四个经验维度：
在《追求幸福》（Pursuits of Happiness）一书中，麦高登和伊兹基耶多提出幸福的四个经验维度：
（1）生理维度（如健康、生理能力）；
（2）人际维度（如家庭关系、社交网络）；
（3）存在性维度（如思想、给予人们人生意义的价值体系）；
（4）结构维度（文化制度的支配性维度）。
幸福的概念在不同文化中有所不同。麦高登写道，在欧美语境中，幸福与个人成就的关系比在东亚更密切。东亚的幸福概念被理解为人际关系。曼彻莱特和霍尔索斯认为，幸福甚至可以被感知为潜在的消极因素，因为个体的幸福会危及东亚人的社会和谐，导致“对幸福的恐惧”。
利己型自杀及其两个亚型：
日本互联网集体自杀的许多特点充满了涂尔干的“利己型自杀”(egoistic suicide)概念，即自杀源于个体没有充分融入社会。涂尔干关于个体与社会密不可分的见解更符合日本人的观念。
亚型一，知识分子的利己型自杀：
涂尔干举出拉马丁笔下拉斐尔的例子，这位主人公进入了“精神的与世隔绝”（spiritual isolation）状态，但我们同样可以把存在主义者置于此类型中，因为他们通过越来越多的内省，得出人生没有意义的结论，并想以一种戏剧性的、往往是暴力的方式来结束它，从而表明存在的荒谬性。
亚型二，伊壁鸠鲁式自杀：
这类人不会悲伤地反思自己的处境，而是愉快地作出自杀的决定。他们没有怨恨或愤怒，但同样也没有知识分子自杀时的病态满足感，甚至比知识分子更缺乏激情。他对自己走向的结局并不感到惊讶……他只是尝试尽量减少痛苦。
按照涂尔干的分类，伊壁鸠鲁式自杀很有意思，因为它可以解释由学校霸凌、对父母愤怒等情况导致的互联网集体自杀问题，却不能解释许多自杀者表现出直截了当、被动性和明显缺乏愤怒的情况。
心中（shinjū）：
这个术语并没有确切翻译，而且它所具有的特殊历史和文化内涵，使之与我们最初理解的“结伴自杀”不尽相同。
一方面，所有死者的知情同意并不是将死亡视为shinjū这结果的先决条件。例如，“一家心中”（ikka shinjū）、“家族心中’（kazoku shinjū）和“亲子心中”(oyako shinjū）描述的是家庭成员一起死去，但不一定是一起决定自杀。相反，它们通常涉及父母之一或父母双方决定全家人必须都要死去。他们会杀死配偶和孩子等其他家庭成员，然后自杀。
在日本，此类案件通常被认为是父母担心自己死后的其他家人无法继续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人们倾向于将“心中”视作不幸的自杀。但在西方情况通常并非如此，未经家人同意而杀害家人则是谋杀。
因此，我们应该清楚的是，“心中”一词不应被译为“结伴自杀”，而更接近于“一起死去”(dying together)。
长期以来自杀在日本具有社交性质。“一起死去”的文化历史悠久。
日本的四次自杀高峰（明治政府从1899年左右开始收集自杀数据）：
1. 1913～1921年。
日本史学者弗朗西斯卡·迪·马可（Francesca DiMarco）指出，这一时期的许多人将自杀视为对现代性和西方化的抗争，是西方思想与日本传统家庭观念之间冲突的结果。
2. 20世纪50年代末。
被认为是反映出二战后由社会、经济和意识形态变化所引发的日本社会紧张局势，其中包括1947年新宪法下传统家庭制度(ie)瓦解以曾是日本国教的神道教的角色改变。
这一时期日本年轻人和老年人自杀率都很高。1958年，日本的自杀率为10万分之25.7（男 52性为30.7，女性为20.8）。
3. 20世纪80年代末。
1986年自杀人数激增至25523人，是二战结束以来的最高数字。这一增长在年轻人中尤为显著，他们的自杀率增长了30%。
4. 1998年及其后二十年。
1998年之后，自杀在日本历史上首次被公认为一种公共健康问题，预防自杀措施开始逐渐出现。
1990s以来，日本长期的经济停滞，政府引进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让企业可以轻易地解雇正式员工，并雇佣临时工取代他们。企业的价值观和实践发生了变化，经济挑战变成社会与文化的挑战。失业不仅失去经济来源，也失去了尊严和自我价值。
认识论的局限与美德理论的扩展：
对于亚里士多德而言，美德伦理并不适用于或无法扩展到所有人，而是为特定类型的人（城邦公民，通常是男人）所设计的规范和标准，它甚至没有扩展到其他城邦的公民。
古典和现代哲学和理论一而再、再而三地将男性、成年人、运用理性和语言作出决定的这些特定类型的人放在优先位置，这些人没有身心残疾，处于中心地位而非边缘（比如享有特权、受过教育、不是酷儿以及未被奴役）。应该清楚的是，这幅图景无法代表全人类，这是一种认识论的无知。
作为这幅图景的一部分，认知和理性发挥核心作用，而情动被挤到一边。至少部分原因恰是情动更为普遍，也是享有特权的男性与女性、儿童、奴隶、其他边缘文化和社会的人、精神或认知障碍的人、非人的动物等共有的特点。女权主义研究、残疾研究、底层研究、批判性种族理论和其他领域都反对这种关于“人”之含义的规范化与不容置疑的观点。
成为一个有生命、有感情的存在就是有感受的能力，这是我们所有人的共同点，而非复杂推理或使用某种语言的能力。情动转向就是转向比“理性”更基本、更具包容性的人性维度。
定义孤独：
卡乔波、詹姆斯·福勒（James Fowler）和尼古拉斯·克里斯塔基斯（NicholasChristakis）简洁而颇具见解的定义，即孤独是“被感知的社交孤立”。
《美国医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JAMA）的特刊中，孤独被定义为“一种所期望社会交往水平与实际社会交往水平之间令人痛苦的差异”。”
慈子・小泽对孤独的定义：“对自我与他者或环境的关系所产生的不满的诸多感受。”用诸多感受来体现孤独的多种形式和表现，以及时刻处于变化的状态中；同时强调孤独不仅是一种心理现象，而且还是一种生理和社会现象。
孤独的分类：
(1) 积极孤独
长期冥想者，自愿退出社交互动和联系的
(2) 消极且积极孤独
类似于穆斯塔卡斯所说不可避免的“存在性孤独”，如亲人离去。会使人既经历怀疑和不确定性，又经历自我成长的可能
(3) 消极孤独
人们通常理解的孤独
(4) 折磨性孤独
慈子・小泽独创，指被体验为折磨的慢性孤独，是一种感到无法忍受或非常难以忍受的事
感知孤独的能力不仅来源于我们大脑的生物学机制，也来源于我们对社会联结（social connection）的需要，更来源于我们作为一个“人”、一个“自我”的本质。
作为人类，我们经历了一场持久的拉锯战：一方面，我们渴求归属感和社交联结；另一方面，与“非我”的分离感定义了我们的意识、自我和主体性（subjectivity)。
但是，一些人不仅经历过片刻的孤独，也体验着持续的、极度的孤独。这种折磨不一定是一种精神障碍或精神疾病，不能被简化为身体或心理的病态。无论我们如何分类，它都是一种主体性折磨（affliction of subjectivity）：于个体经验而言，它真实存在，但不一定被他人看到。
#解剖孤独 [日] 慈子・小泽-德席尔瓦
全世界最能赚钱的航空公司都有谁？
在2023-24财年，阿联酋航空的净利润创下新纪录，达172亿迪拉姆（约合340亿元人民币），增长63%——相当于一天挣一个亿。在净利润上，阿联酋航空排名全球第二，但其总营收超过第一名土耳其航空的两倍。
阿联酋航空的盈利，超过了很多主要航司的总和：同为“中东三大航”的卡塔尔航空，同期净利润为23.94亿卡塔尔里亚尔（约47.67亿元），是阿联酋航空的七分之一；有”全球最佳航空公司“称号的新加坡航空，2023财年的利润是19.9亿美元（约144.77亿元）。
神奇的二斑叶螨：
这种微小的红色蛛形纲生物与句号一般大小，却凭借庞大的数量杀死了它们附着的许多植物。它是一种全球性害虫，其厉害程度也得益于它的抗药性，以及来者不拒的食性：它能吃掉超过1100种植物，从番茄到草莓、玉米和大豆。如此宽泛的口味意味着它拥有很不错的解毒技能：每种植物都有各自的化学防御物质，二斑叶螨需要一种万能的解毒方法。幸运的是，它装备了一个塞满解毒基因的武器库，一旦决定吸食某种植物，便会激活相应的基因。
二斑叶螨不依赖有助于消化食物的肠道细菌。它自己的基因组里就包含所需的一切。但即使细菌缺席这一场景，这些微生物对二斑叶螨也依旧很重要。
二斑叶螨食用的许多植物，其组织受到破坏后会释放氰化氢。这种物质对生命体极不友好。人们用它毒灭老鼠，捕鲸者把它抹在鱼叉上，纳粹把它用在集中营中。但二斑叶螨坚不可摧。它的其中一个基因可以产生一种把氰化氢转化为无害化学物质的酶。相同的基因存在干各种蝴蝶和蛾的毛虫中，所以它们能安之若素地爬过布满氰化物的植物。
二斑叶螨和毛虫破坏氰化物的基因都不是自己原生的，也并非遗传自共同的祖先。
这种基因来自细菌。
山松与甲虫的战争：
山松甲虫是一种身长不超过一粒米饭的炭黑色昆虫。它钻透松树的表皮，在树皮下蚀出一道长长的沟，一边移动一边产卵。孵化后，幼虫会钻入树皮，吸食韧皮部的汁液。
一只甲虫吸食的汁液可能很少，但是成千上万只甲虫就可以侵蚀一整棵松树。剥下一块树皮，你会看到它们的“杰作”：迷宫般的隧道沿着树干向下延伸。甲虫吸取了松树大部分的营养，从而导致松树死亡，并把死讯散播给旁边的一棵棵同类，松树林一亩又一亩地变红，大片大片地死亡。
甲虫的同谋者：
两种真菌作为膳食补充剂，如影随形地陪伴着它们。虽然甲虫的活动范围仅仅是树皮下方一层（而那一部位通常都无法获得充足的营养），但这两种真菌却可以更深入地侵入树体，打入存储着氮和其他必需营养物质的部位。而这些地方在其他情况下一般都难以企及。之后，这两种真菌再把这些营养物质抽取到表面也就是幼虫可达的范围。幼虫最终成蛹后，真菌会产生一种结实而强大的繁殖体——孢子。成虫羽化后会把孢子装入口中一个类似旅行箱的结构，然后带着它们去往下一棵倒霉的松树。
山松的抵抗：
树木遭到甲虫攻击后，它们会大规模地分泌一种名为萜烯(terpenes)的化合物，浓度很高，足以杀死甲虫和真菌。
甲虫的援军：
甲虫与一些细菌合作，比如假单胞菌（Pseudomonas）和拉恩氏菌（Rahnella）。它们出现在所有分布着甲虫的地区和有甲虫寄生的树上，几乎无处不在：附在昆虫的外骨骼上、挖出的虫道里、嘴和肠道中。它们是一组特定的菌种，多样性远小于白蚁等动物的肠道菌群，不适合承担任何消化功能。然而，它们具有大量用于降解菇烯的基因。研究表明，在实验室条件下，它们能有效地分解这些化学物质。不同的菌种处理不同的化合物，合在一起便能基本清除这些有毒物质。
由动物、真菌和细菌组成的大型联盟降临森林，虽然树木具有非常强的化学防御机制，但在这个联盟的攻击下，它们依旧陆续地开始死亡。它们的消亡证明了共生的力量。
昆虫中的素食冠军是白蚁。
1889年，一名卓越的美国自然主义者约瑟夫·莱迪(Joseph Leidy)切开了白蚁的肠道，他在显微镜下震惊地看到小小的斑点正在逃离白蚊的尸体。我们现在知道，这些逃掉的小不点儿是一种原生生物：比细菌更复杂的真核微生物，仍由单个细胞组成。原生生物的重量可达白蚁宿主体重的一半，造成其数量极其丰富的原因是，它们有一种能够消化白蚁所吃木材中坚韧纤维素的酶。
这些原生生物大多数都发现于较原始的白蚁种群的肠道内，该白蚁被略带贬义地命名为低等白蚁(lower termites)。“高端”的高等白蚁(highetemites）之后才演化出来，它们更多地依赖细菌，好几个胃中都有各种细菌，这种结构几乎与牛一样。”有一种听起来更进阶的大白蚁是最新演化出来的物种，它们采用了最复杂的策略来捣碎木质素：该策略就是“农业”。它们会在蚁穴内“种上”一种真菌，并用木屑和碎木片“喂养”这些真菌。真菌把其中的大分子纤维素分裂成更小的分子，做成白蚁能吃的“肥料”。在白蚁的肠道内，肠道细菌会更进一步地消化这些纤维碎片。在解决纤维素的消化问题上，白蚁本身并没有付出太多，它们主要为细菌提供寄宿场所，并培养那些能消化纤维的真菌。如果没有这些微生物伙伴，白蚁就会饿死。
大白蚁的蚁后在这条路上甚至走得更远。它的体型巨大，头、胸加起来大约有人类指甲那么长，腹部却有手掌那么大，是一个不断颤动、不停产卵的巨大的囊，大到无法移动。它的肠道中也明显缺乏微生物。不过，它可以依靠工蚁（和它们的微生物）喂养。它的整个领地，包括巨大的巢穴、成千上万的工蚁、数以十亿计的微生物，以及能消化木屑的真菌，都是它的肠道。
地球上出现的第一种哺乳动物是食肉动物，它们体型较小，动起来一溜小跑，吃昆虫管饱。从肉食到植食的转变，是整个哺乳动物纲在演化上的突破。植物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使得食草动物的多样性增加得比食肉动物更快，并且散布各处，填补了大型恐龙灭亡后腾出的生态位。
今天地球上的大多数哺乳动物是植食性的，大多数目下都至少包括一些食的物种。即使是包括猫、狗、熊和鬣狗在内的食肉目，其中也有吃竹子的大熊猫。所以，哺乳动物的生存成功建立在植食基础上，而植食又建立在微生物的基础上。不同的哺乳动物一次又一次地从周围的环境中获取能够针对植物的微生物，用微生物的酶充分地磨碎和消化枝枝叶叶。
经由自然选择的演化取决于三个条件：
1. 个体间必须存在差异（variation）；
2. 差异必须是可遗传的（heritable）；
3. 各差异必须具有影响其适应性（fitness）——生存和繁殖能力——的潜力。
“差异”“遗传”“适应性”，如果满足这三个条件，演化的引擎便会开启，选择出能够连续且更好地适应环境的下一代。
没那么简单：
如果存在一个所谓“健康”的微生物组，并以此为生存目标，或者如果可以用一种明确的方式把特定的菌群分类为健康或不健康的，那么问题就更容易解决。但是没有。生态系统复杂、多样、不断变化，而且与具体的环境密切相关、而这些特点都是简单分类的大敌。
更糟糕的是，一些关于微生物组的早期发现几乎肯定错了。还记得肥胖人士和小鼠与各自的瘦子同伴相比，前者均含有更多的厚壁菌和更少的拟杆菌吧？这个结果就是F/B比率（F是厚壁菌，B是拟杆菌），是微生物领域最著名的一条规律，但也就是一片海市蜃楼罢了。
2014年，有两项研究尝试重新分析过去的结果，结果发现，F/B比率与人类的肥胖不存在稳定关联。你可以在任何一项研究中区分胖子和瘦子的微生物组，但是这些研究之间并不存在一致的差异。
这并没有否认微生物组与肥胖症之间的相关性。你依旧可以把肥胖小鼠（或人）的微生物移植到无菌小鼠体内，使后者增重。这些菌群中的部分细菌的确会影响体重，但并不只是影响F/B比率，或者说至少并不总是这样。
令人沮丧的是，经过十年的努力，科学家在识别与肥胖明显相关的微生物上并没有取得显著进步，尽管这一实验引起了微生物组研究者的极大关注。主导上述重新分析的凯瑟琳·波拉德（KatherinePollard）说道：“我认为每个人都逐渐意识到，很遗憾，一个非常显著而简单的生物指标（比如某种微生物的百分比）并不足以解释像肥胖这样的复杂状况。”
膳食纤维的作用：
饱和脂肪能滋养各种可能导致炎症的微生物，两种用来延长冰激凌、冷点心与其他食品保质期的常见添加剂CMC（叛甲基纤维素）和p80(吐温80)，也有这种效果：它们会同时抑制抗炎的微生物。
膳食纤维则具有相反的效果。膳食纤维是一个统称，即指我们的微生物可以消化的各种复杂植物碳水化合物。自从爱尔兰传教士、外科医生丹尼斯·伯基特（Denis Burkitt）注意到纤维素以来，它一直是健康饮食建议中的主角之一。伯基特注意到，乌干达农村的村民摄入的纤维素比西方人高出7倍，他们的粪便比后者重5倍，但是通过肠道的速度快了2倍。“美国是一个饱受便秘困扰的国家，”他无奈地表示，“如厕事小，就医事大。”
细菌分解纤维素时会生成一种化学物质，短链脂肪酸。这些物质会聚集并激活大量的抗炎细胞，使反应过度的免疫系统恢复平静。如果没有纤维素，我们的“免疫恒温器”会被调高，使我们更容易患上炎症性疾病。更糟糕的是，如果没有纤维素，我们肠道内饥饿的细菌会吞掉它们能找到的其他任何东西，包括覆盖肠道的黏液层。随着黏液层的消失，细菌更接近肠道内衬——在那里，它们可以触发其下免疫细胞的反应。
母乳的作用机制：
截至目前，科学家已经识别出了200多种人乳低聚糖，简称HMO。”这是人乳中继乳糖和脂肪后的第三大组成部分。
但是，婴儿并不能消化它们。
线索在这里：这些低聚糖能够完好无损地通过胃和小肠，最后抵达大肠——那里生活着大多数细菌。科学家证实母乳中神秘的双歧因子与母乳中的低聚糖一样，滋养了肠道微生物。
HMO不是双歧杆菌的通用食物，那是婴儿双歧杆菌所特有的。人乳已经演化成了专门滋养这种微生物的物质，而这种微生物也演化成了完美的HMO食客。不出意外，这也是通常在接受母乳喂养的婴儿肠道中占据主要地位的微生物。
婴儿双歧杆菌占据地盘，也赚取相应的回报。它消化HMO时，会释放短链脂肪酸（SCFAs）喂养婴儿的肠道细胞。因此，当母亲用母乳滋养这种微生物时，后者也会反过来养育婴儿。通过直接接触肠道细胞，婴儿双歧杆菌还刺激它们制造黏附蛋白，密封肠道细胞间的间隙，另外也会制造调整免疫系统的抗炎分子。
这些变化，只在婴儿双歧杆菌食用HMO而生长时才会发生。如果它得到的是其他乳糖，那么也能生存下来，但不会参与和婴儿细胞相关的任何互动。它只有在接受母乳喂养时才能释放出全部的有益潜能。同样，对一个孩子而言，母乳可以提供的所有好处也必须经由婴儿双歧杆菌才能实现。
大脑的快速生长，部分取决于一种名为唾液酸的营养物质，而它恰巧也是婴儿双歧杆菌食用HMO时所释放出来的。如果好好要养这种细菌，母亲的确可能喂养出更聪明的宝宝。
肠道里云集了数以万亿计的细菌，只有一层上皮细胞（也是隔开其他器官的细胞）阻止它们穿透肠道壁，不然它们就能到达血管，并被带往其他身体部位。肠道的上皮细胞是我们与微生物伙伴的主要接触点，也是最脆弱的防线。但它们仍能控制这些共生关系。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首先，它们会使用黏液，人体而言，这些组织包括肠道、肺、鼻子和生殖器；黏液由黏蛋白大分子构成：每个分子都由蛋白质构成一条主链，然后分出千万个糖分子分支。这些糖允许多个黏蛋白缠结在一起，形成一片密集、几乎不可渗透的荆棘丛，这一道黏液长城能够阻止有害微生物穿透并进入身体。
其次，派出病毒。大多数病毒主要感染和杀死微生物。它们便是噬菌体，就是细菌吞噬者。一旦接触细菌，它们便会把自己的DNA注入其中，把该微生物变成制造更多噬菌体的工厂。最终，它们会以致命的方式从微生物宿主中释放出来。噬菌体并不感染动物，其数量也远大于感染动物的病毒。人类肠道中数以万亿计的微生物，能支持数以千万亿计的噬菌体。它们特别喜欢黏液。在一般环境下，细菌细胞和噬菌体的比例大致是1:10。而在黏液中，这个比例达到了1:40。
噬菌体（记住，噬菌体是病毒）能与包括人类在内的动物形成互惠关系。它们保证把我们的微生物数量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作为回报，我们为它们提供一个充满细菌的环境，供它们寄生。
哺乳动物的肠道其上覆盖了两层黏液：内层非常致密，直接覆盖在上皮细胞上；外层则相对松散。外层的黏液中充满了噬菌体，但也能令微生物在此立足、建立繁荣的菌落，形成一片丰饶之地。相比之下，致密的内层只含有非常少的微生物，这是因为上皮细胞会向这个区域喷射充足的抗菌肽（AMPs）——这种小分子“子弹”能够驱逐侵入其中的微生物。它们创造了罗拉·霍珀口中的“非军事区”：一个紧靠肠道内衬的区域，微生物不能在此定居。
如果有任何微生物能成功地穿过黏液、噬菌体和抗菌肽的重重防守，并愉偷地穿过上皮细胞——不必高兴得太早，因为另一边还有一个营的免疫细胞等着吞噬并销毁它们。这些免疫细胞不只停驻在一边，而是会十分主动地穿过上皮细胞去检查另一侧的微生物，仿佛透过栅栏的板条向另一边窥探。它们一旦在“非军事区”发现细菌，就会马上开始实施抓捕，再把它们带到另一边吃掉。吃多了这些不守规矩的“犯罪分子”，免疫系统也就愈发清楚哪些细菌会在黏液中逗留，从而可以提前制备抗体，准备其他合适的对策。
“厌男”的操纵大师，沃尔巴克氏体菌：
此细菌能够操纵其宿主的性生活。理查德·斯陶特海默（RichardStouthamer）发现了一组进行无性生殖、实际上全为雌性的黄蜂，它们完全通过克隆来繁殖。这种特性正是拜细菌沃尔巴克氏体所赐：当斯陶特海默给黄蜂用抗生素杀死细菌后，雄性又突然出现，不同性别的个体再次开始交配。蒂埃里·里戈（Thierrv Rieaud）在木虱中发现了一种细菌，它会干扰雄激素的产生，从面把雄性转化为雌性——
在斐济和萨摩亚，格雷格·赫斯特(Greg Hurst)发现，美丽的幻紫斑蛱蝶的雄性胚胎总是被一种细菌杀死，从而使得雌雄比超过了100:1。这里的罪魁祸首，还是沃尔巴克氏体。
这种细菌所采用的全部策略都不利于雄性，因为沃尔巴克氏体只能通过动物的卵把自己传递到下一代宿主，而精子太小，容纳不下它们。雌性给了它们通向未来的车票，雄性只会带着它们走入演化的死胡同。所以，沃尔巴克氏体演化出了许多方法，欺骗雄性宿主，扩大雌性群体占有的地盘。它像赫斯特的蝴蝶一样杀死雄性，或者像里高的木虱一样使雄性变成雌性，其至可以像斯陶特海默的黄蜂一样允许雌性无性繁殖，完全排除雄性存在的必要。这些手段都不是沃尔巴克氏体独有的，但它是唯一能够用全这些策略的细菌。
在一些地方，沃尔巴克氏体允许雄性生存，但仍然操纵它们。它经常改变宿主的精子，使它们不能成功地让卵子受精，除非卵子也感染了同一种沃尔巴克氏体。从雌性的角度来看，这种不相容意味着：与未感染的雌性（只能与未感染的雄性交配）相比，受感染的雌性会获得更多竞争优势。这样一代代地繁衍下去，受感染的雌性越来越多，它们携带的沃尔巴克氏体也会传播开去。这就是细胞质不亲和，是沃尔巴克氏体最常采用，也最为成功的策略。使用这一策略的菌种，通常能够迅速地在一个群落中传播，感染100%的潜在宿主。
20世纪70年代以降，断断续续的小规模研究已经表明，任何一种压力，例如饥饿、失眠、与母亲分离、突然碰到一个好斗之人、不舒服的温度、身处人满为患的地方，甚至周围噪声太大等，都可以改变肠道微生物。反向亦然：微生物组会影响宿主的行为，包括其社交态度和应对压力的能力。”
自闭症与微生物：
神经学家帕特森读到过，曾严重感染流感或麻疹的孕妇更可能诞下患有自闭症和精神分裂症的孩子。他认为，母亲的免疫反应可能会影响宝宝的大脑发育，但只是不知道究竟是如何产生影响的。
他们意识到，帕特森实验中那些患有肠道问题的小鼠，与真实世界中的自闭症儿童有共同点：都更容易产生腹泻等胃肠功能紊乱问题，并且肠道内的微生物很不寻常。二人推测，这些微生物以某种方式影响了小鼠和儿童的行为表征。他们甚至更进一步地推测：解决肠道问题可能改变行为。
在怀孕小鼠身上模拟病毒感染会触发免疫反应，后果是，它们产下的后代，其肠道特别容易渗漏，肠道中的微生物群落也很不寻常。这些微生物产生化学物质透入血液，再进入大脑，从而引发不正常行为。其中的罪魁祸首是一种名为4-乙基苯基硫酸盐（4-ethylphenylsulfate，缩写为4EPS)的毒素，它能使健康的动物产生焦虑症状。小鼠吞下B-frag后，这种微生物会帮助封死它们的肠道，把4EPS(和其他物质）挡在血管处止其影响大脑，从而扭转异常症状。
1665年列文虎克出版《显微图谱》(Micrographia)
1865年路易・巴斯德(Louzis Pasteur)证明了“细菌论”的正确性。同期德国的罗伯特・科赫(Robert Koch)发现了炭疽杆菌。
微生物大发现的浪潮，发生在达尔文1859年出版的《物种起源》之后。根据达尔文主义的解读，生物与生物之间的相互作用都是生存斗争，因此必须敌我分明，不允许存在模糊地带……激发了人类对微生物的敌意，力图从患病个体与群体中彻底消灭微生物。
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科学家卡尔・乌斯（Carl Woese）开始分析细菌中的核糖体分子ーー16S rRNA,发现了古菌的存在。
关于我们得以存在的创世故事：
所有的动物都属于真核生物，这其中包括所有的植物、真菌和藻类。物种间不论差距多大，所有真核生物的细胞都拥有相同的基本结构：这种细胞内的所有DNA都包裹在一个细胞核内，这也是“真核”之名的由来。细胞内部的“骨架”为细胞提供支撑，同时把分子运往各处。细胞内部还含有形如大豆的线粒体，为细胞提供能量。
真核生物的出现之前，地球上的生命分属两大阵营（域）：细菌和古菌（生活在极端环境中）。这两类生命体都由一个细胞构成，没有真核生物那么复杂。他们没有内部结构、没有细胞核、没有线粒体。
从生物化学的角度分析，细菌与古菌之间的差异就好似比较PC与MAC系统。
从地球出现生命后的25亿年内，细菌与古菌的演化路径完全不同。可是在某个决定命运的时刻，一个细菌不知为何忽然被另一个古菌吞并，失去了自由身，永久地困在了后者的内部。许多科学家认为这就是真核生物的起源。
这是我们的创世故事：两个伟大的生命域走到了一起，创造出了第三个生命域。古菌提供了真核细胞的基本架构，细菌则转变成了线粒体。
#我包罗万象 [英] 埃德・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