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台湾省有一则有意思的新闻。
由傅大为、冯建三等学者推出《我们的反战声明：和平、反军火、要自主、重气候》，反对台湾当局扈从于美国，对抗“中国”。这个声明文本在网络流传后，得到了台湾部分舆论的关注，以及绿营侧翼的批评。3月20日下午，郭力昕、卢倩仪、傅大为、冯建三等召开记者会，提出四大诉求，包括：要求乌克兰停战谈判、停止美国军事主义与经济制裁、反对美中战争并主张台湾自主并与大国维持友好等距关系，以及强调国家预算应优先用于民生社福与气候减缓等议题。据说，他们的反战声明，目前学界与艺文界已有37人连署。
从台省内部的意识形态结构以及舆论环境来说，这些学者能够立足于台湾人民福祉，反思美国的帝国主义性质，并由此反战，当然是好事，我们要支持他们、声援他们。但显然，这些教授的声明，也存在明显的问题，甚至是更为关键的问题。然而台湾媒体高度扭曲，早已无论讨论这些问题；大陆知识界与媒体，则对这些问题有意切割，视而不见，见而不谈。于是这些关键的问题，在海峡两岸几乎没有人提及，渐渐成为人们视野的“盲区”——极为重要而又高度危险的盲区。
这是本文不得不写的一个原因。
讨论两岸关系的根本前提
我们首先要明白，台湾内部固然有人“反战”，但也有更多的台湾当局及其侧翼所引导的舆论，在积极而广泛地进行战争动员。在岛内反共去中的意识形态霸权结构下，这种广泛的思想、舆论上的战争动员，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开始主导台湾的思想与舆论。
在这一思路下，他们当然早已把大陆视为“另一个国家”（中国）和“敌人”，声称“中国”在恐吓台湾人民、打压台湾发展、威胁台湾福祉，于是号召台湾人民支持台独当局，进行“反侵略”的军事动员。他们将那些对军事动员持有怀疑乃至抵触的思想，称之为“反抵抗”、“姑息主义”，认为反战无法真正止战，只有扈从于美国，忠实于美国的战略，真正做好军事武装准备，才能获得“和平”。
因此，当我们讨论台湾问题，一个必须首先加以讨论的前提就是：两岸是否同属“中国”？到底是把对岸看成“大陆”、“同胞”，还是看成另一个邪恶的“国家”乃至“民族”，这是在我们谈论两岸和平与否时，首先必须判定的一个问题。如果按照台湾主流的反共反中的思路，则对岸已经是“敌国”乃至另一个“民族”，无论大陆释放多少善意和解释，无论我们对于台湾同胞寄予多少期待和呼吁，依然会被污蔑为毫不相干的“敌国”，及其恶意的“侵略”。显然，否认历史，否认两岸一、同属中国、同属中华民族，这个话题就无法讨论。当下，台湾内部种种乱七八糟的讨论，无不源于这个根本性前提的缺失与扭曲。这个前提没有厘清，再多的讨论也是枉然。
台湾自古以来就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我对那些司空见惯的奇谈怪论，实在没有分析的兴趣。在此，可以引用陈映真先生2003年的一段话来回应，这段话源于这篇《反对“不准反美反战”和“只准聊以反战不准反美”！——此次反对美帝侵伊运动的反思》：
现在有很多人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一面又强调“中华民国自一九一二年就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这等于“台独”不能不承认台湾“主权”上属“中华民国”，她绝不曾也不是自来独立于中国的、独立建过国的“国家”。否则，一八九五年割台时日本依据什么以清王朝为对象订马关条约割台？一九四三年中美英（以及后来参加的苏联）又何所据而发表以“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自一九一四年第一次大战开始以后在太平洋所夺得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为重要内容之“开罗宣言”及其后的“波茨坦宣言”？依据这两个宣言，一九四五年公开以中华民国为对象在四川成都与台北受降书中，中国自日帝手中收回了台湾和东三省，正式将东北和台湾收回中国主权版图。韩战爆发后，美国为占用台湾为其远东冷战前沿基地，炮制了强盗式的“台湾地位未定”论，从而与蒋氏政权订立“协防”条约，派兵进驻台湾，并以大舰队封断海峡，公然非法占领台湾，干涉中国内政，造成民族分裂的形势。但从现实上，“中华民国”从此在经济、政治、外交、军事和文化上彻底从属于美国的政策与利益，成为美国的附属政权，从此而后，每下逾况，既使“台湾人”李登辉执政，一直到“政权轮替”后的今天，台湾就从来不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而只是一个美国的跟班小子。七0年代，日美等国先后撤销对台湾外交承认，台湾在国际上因坚持其所没有的身份，力主独立于中国之外而在国际社会中丧失身份的合法性。
如果还有两岸一家的民族视野、同胞视野，所谓台湾的战与和，就是中国内部、民族内部的统与独的问题，并不存在当下台湾主流意识形态所臆构的“侵略”。然而，由于当下反中去中早已成为台湾的主流意识形态霸权，在公开的舆论场合，几乎不存在讨论这一话题的空间，所有关于台湾是否可能战争的讨论，都被扭曲成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威胁”和“侵略”，这一话题早已变得无法讨论，更无法理性思考。我想，还是用陈映真先生写于2003年的一段话来做总结最好：
至于大陆东南沿岸的“四百枚”飞弹，瞄准的主要是国外必欲分裂中国、霸占台湾的“新保守派”、“鹰派”帝国主义者和少数它们的仆从。如果台湾一定有人一定要贴上一向分割别人的民族与领土，遂其分割统治的帝国主义者（中东、非洲悲惨的现状就是帝国主义为分割争夺殖民地的历史结果），就要不怕成为包括台湾人民在内的中国反帝卫国战争的陪葬人，丝毫怪不得别人。把这次反美反战的逻辑硬套上“中共威胁”，谁都可以看清拥美攻伊从而拥美反华才是他们的真心。
我实在想不出更简洁明了的话，来回复台湾内部种种乱七八糟的讨论了。
既反美又反共的所谓“反战”
要想在更大的视野下理解冯建三等教授的反战声明，我们必须拆解当下台湾主流的意识形态结构，并精确定位冯建三等人的所处的位置。总的来说，台湾主流意识形态结构有三个基本要素：
一是反共，也就是台湾社会八十年来根深蒂固的反共文化。在台湾，反共不仅仅是一种思想，也不仅仅是一种学术，通过多年的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独裁下的铸炼，以及台独多年来的反复渲染和集中灌输，反共早已成为一种囊括历史、教育、思想、学术、文化乃至情感结构的深厚文化，几乎是无须思索、也无法思索的“共识”与“政治正确”。
二是附美，也就是台湾社会八十年来对美依附，形成了极为坚实的美国“迷信”。国民党残余政权退守台湾后，依靠美国的保护苟延残喘，在冷战的结构下，不断发展附美反共的文化，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完全可以说台湾是美国的“新式殖民地”。因此，在政治、思想、文化、教育等各个层面，非常依附美国，对美国印象之佳、情感之好、忠实之深，远超世界其他地区。
在一般层面，上述两种思想，其重要的特点就是极端化、非理性化。不仅在一般民众中深有影响，就是在高等知识分子中间，也往往是无需理性思考的前提。最近，台湾学者陈弱水就撰写了一篇《反战、反侵略与反抵抗》的文章，站在台独的立场，强力鼓吹军事动员和军事对抗，这篇文章本身空洞无物，文章的核心，当然只有两点：一是极端化的反共，无需任何讨论分析，就直接将中共妖魔化，认为没有任何谈判的必要。二是极端依附美国，也无须任何讨论，只需要简单的一句“美国没有要攻击俄国或中国，是俄、中要征服他国，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军力投射正是台湾能稳定生活和发展的重要依傍”就行了，信息之闭塞、思维之简陋、观念之扭曲，令人咋舌。也就是说，在台湾的主流舆论和知识界，基本上没有认知和分析问题的能力。反共附美，是不需要进行理性思考的前提。
三是自怜和自恋，也就是绝对化的、高强度的自我悲情和自我陶醉。所谓自我陶醉、自我悲情，一方面是不断强化和渲染台湾悲情，认为台湾不断受到强权的殖民统治，而所谓的殖民，矛头当然指向“中国”，而不是对台湾有过五十年残酷殖民的日本。另一方面，在自怜之外又有高度的自恋，具体表现在完全无视于台湾各个层面多年来涌现的严峻问题，也无视台湾现实内部的多重矛盾制约，以极为简化的“民主”、“自由”指代自身，而以黑暗、独裁来指称对岸的大陆，沾沾自喜，骄傲自大，形成一种“黑白分明”的、极为扭曲和简化的思维结构，在我这样的大陆读者看来，常常觉得他们有一种莫名其妙的、“自娱自乐”的喜感，非常有趣。总体来看，台湾主流意识形态，对自身的“民主”没有任何反思的能力。台湾社会内部一旦有任何严峻的问题，都会首先将责任指向大陆这个“替罪羊”，在某种程度上，大陆（他们所指称的中国）常常背负了几乎所有台湾的根本性“问题”、“黑暗”和“罪孽”，这是一个令人吃惊的精神现象。
这三种基本元素，以“反共”为核心与关键，形成了一个坚实的三角结构，是台湾内部反中去中、进行军事动员的意识形态基础、情感基础，深入台湾的意识乃至无意识层面。反过来说，这三种基本元素的任意一项受到动摇，都会引发台湾人民对历史、现实的理性思考，影响台湾当局的军事动员效果。
在这种视野下，我们就会发现，此次傅大为、冯建三等学者的反战声明，只动摇了三个基本元素中的“附美”这一项，而对另外两项却依旧坚守着。以我对这些学者的了解，他们基本都不是统派。其中大部分人是独台的立场，不少人对台独大概也有着暗自的“同情”。在台湾的语境下，他们坚持着反共去中，这基本是很“政治正确”的事情。从他们的声明和记者会来看，他们有三个共同的、鲜明的特点：
一是都具有反共和去中的立场，他们基本是在反共去中的框架下谈反战。也就是说，他们都认可台湾主流意识形态对大陆的判断，也认可“中国”是“台湾”的威胁之源，只是“威胁”不只有一个，如今还要加上美国。
二是既反共反中，又反美，以此维持他们的所谓左翼批判立场。他们反美，是因为美国的历史确实是一部军事侵略史，史实俱在。但他们又内在于台湾主流的意识形态霸权结构之中，所以，必然会反共去中。
三是在台湾已经独立、或者台湾已经是个独立国家的立场下来谈反战，认为作为“独立”的地区和“国家”的台湾，应当保持所谓的中立，“走向一个与各大国等距离外交的新立场”，以此维持台湾“和平”。
上述三个特点，是他们在声明和记者会上，都坦坦荡荡说出来的。否则，他们也不会见容于台湾的主流舆论。我们实在没必要替他们藏着掖着，假装“一团和气”。相反，我们要替他们说出来，免得他们被台湾舆论误认为“中共同路人”，横遭“污蔑”、“打压”和“围剿”，以至于最终胆怯、退缩，连“反美”都不敢了。只是，我们也需要客观地分析——在台湾的意识形态结构下，这样一种小心翼翼的反战声明，折射出台湾内部还有多大的反战空间呢？
反战空间的猥小化
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在这些教授的声明之前，台湾内部有过一个真正的反战集会游行。那是在3月16日在台北爆发的，由两岸和平发展论坛发起、数十个统派政党和团体所组成的反“台独”反介入联合抗议行动，近300名各界代表集体表达反对“台独”、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的强烈诉求，要求民进党当局及有关部门立即停止所谓“全民防卫动员法”修法进程。
但是，这个真正的反战行动，在台湾内部由于过度的“政治不正确”，没有得到台湾舆论应有的关注，或者说，会被台湾主流舆论有意的忽视和屏蔽掉。而在台湾的意识形态结构之中，冯建三等教授由于还基本坚守着反共去中的“政治正确”，因此在台湾的所谓“民主”舆论场中，还有一点小小的空间可供腾挪，虽然马上会遭到舆论抨击；但是，真正的统派的反战，由于动摇或反对了台湾意识形态的三个基本元素，因此，早已无法见容于台湾的主流舆论，也无法进入台湾主流知识界的视野之中。
由此现象，我们可以判定当下台湾内部“反战”运动的极限：必须坚持反共反中的根本立场。我将这一极限，称之为台湾内部反战空间的“猥小化”。按照我的理解，这意味着台湾内部已经丧失了真正的反战空间。事实上，就在冯建三等人发表声明的同一天，台湾的在野党台湾基进也举行了“反侵略、要备战：抗中保和平”记者会，除了批判冯建三等人的“谬误”外，也呼吁学者摒除“天真的姑息主义”。台湾舆论内部的种种动向，似乎已经显示了他们的“反战”空间之狭窄。
冯建三等人，只是动摇了“附美”这一项，虽然声量并不大、人数并不多，影响也不广泛，却也可能打破台湾人民对现实的迷思，危及了台湾当局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军事动员效果，因此，受到台湾绿营及其侧翼的舆论批评，乃是理所当然。
一方面，我们对他们的反战宣言，表示赞许和支持；但另一方面，我们也无须讳言，他们的“反战”，依然只是台湾主流意识形态霸权下的发展，只是一时的反战，是一种机会主义的、暂时主义的反战。甚至是一种“抽象的反战”。因为从事实来看，两岸之间的矛盾显然是统与独的矛盾，这个矛盾无法逃避，也不可能长久拖延。如果依旧站在反共去中的立场上，那么，所谓“反战”也不过站在台独或独台立场上的、一时的“中立”与“拖延”，其反中去中的立场不会得到根本改变，也就还是无法直面并处理台湾内部的统独矛盾，也无法应对海峡两岸的危局。海峡两岸的分裂是不用能永远拖延下去的，台湾不能总是逃避这一问题，在反共去中的霸权中日益沉沦。因此，这种“反战”思想，从长远来看，仍然不是真正的“反战”，也不会收到真正“和平”的效果。
反战终究无法跨越统独
在台湾反战空间“猥小化”的情境下，台省内部的奇谈怪论，层出不穷。有一位台湾左翼青年，高度认可傅大为、冯建三等人的反战思路，他在网络撰文，特别提出一种“反战可以超越统独”的思路：
统派当中有没有‘反战派’当然有，高举‘和平统一’旗职的和统派就是。台湾人或许觉得‘和平统一’听来刺耳，但在两岸冲突升高的时刻，以及北京‘不放弃对台使用武力’的官方定调下，坚持‘和平’作为统一路径的主张，在对岸提出同样需要道德勇气。
独派当中有没有‘反战派’当然也有现在不大受绿营待见的吕秀莲，长期主张的‘第三条路’可谓一例，简言之就是支持台湾独立，但是既不亲美也不亲中让台湾作为中美间的「缓冲区」 成为一个中立国。
……而台湾如果不选边，扮演好中美间‘缓冲区’的中立国角色，在中美冲突升高的国际格局中，未来或许可以折冲出较好的发展。
这种想法，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是一厢情愿的“鸵鸟政策”。一是他不太了解大陆知识界的某些风气，事实上，“坚持‘和平’作为统一路径的主张”，在对岸提出未必需要什么道德勇气，而只需要一些脱离实际的天真即可。二是这种实质上的独台立场的拖延政策，只是逃避台湾内部的统独矛盾，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在“中美冲突”中，事实上已经不存在“中立国”的可能，美国首先就不会允许。这位青年还认为，“现代战争是以民族国家为发动单位，反战运动的出路，必须也只能是超越或跨越民族国家自身本位的视野，它必然和民族主义具有某种紧张关系，也因此必然是跨越统独的”，在这种莫名奇妙的想法下，他提出一些观点：
如果统派独派当中都存在“反战派”接着就要问，这两群人能对话吗？能交流吗？能合作吗？能稍稍挪动自身的民族主义本位吗？吕秀莲的记者会上可以出现和统派的声音吗？统派的抗议队伍中又有没有可能包容一幅可能是绿色也可能是彩虹色的台湾旗职？如果以上的问题答案都是肯定的，那么这将不仅是反战运动的出路，也会是反战思想的出路。
这个问题触及到了此次“反战”声明的关键。其中问题很多。一是对于所谓“民族主义”的否定。很多深受西方当代左翼思潮影响的人，动辄就会对“民族主义”不加区分，全面否定，从不会坚持唯物辩证法，从具体的历史、社会、斗争形势中来界定“民族主义”，也无法思考其中的好与坏，这种想法，不仅脱离现实，成为一种“抽线的反战”，而且，事实上是在纵容和支持台湾主流的“国族”意识的建构，进一步瓦解原本就日益微弱的中华民族意识。二是这种认为反战可以超越统独的臆想，进一步暴露了其中存在的问题——从短时间来看，统独可以暂时放下隔阂，在“反战”这一具体事项中达成某种联合；但从长远来看，统独的矛盾无法逃避，也没有拖延的时间和空间，这种臆想，注定是自我逃避的暂时的“鸵鸟政策”。
说白了，唯有直面历史、直面现实，深入台湾的困境中去思索，勇于反思和批判，才能在两岸的交流、挣扎和碰撞中，获得更大的视野，挑战台湾当下的主流意识形态霸权，在两岸走向交流合作的路途中，求得真正的和平。说的更简单一些，台湾未来的和平的唯一途径，只有简简单单、却又非常艰难的“和平统一”四个字，除此之外，都只是自我欺骗的迷梦。
在介入和斗争中推进“和平统一”
和平统一不会自动到来，需要人们的奋斗乃至斗争。
在此次声明事件中，最有意思的，是大陆很多媒体对这一声明的报道，都很不完整，他们可能既不了解、也不会报道这些教授的完整思路，而只切割这一新闻背后为大陆所“喜闻乐见”的部分。将这一“反战”声明，转化成大陆媒体所能理解的“反战”声明，于是，就掩盖了台湾内部的真正的问题。
这不免让人想起了汪晖先生在2014年的一个判断：
两岸关系和中国大陆问题是台湾社会的中心问题之一，无论了解多少，是否真实和全面，台湾对于大陆的意识带有全民动员的特征。相较之下，台湾问题，连同香港、西藏、新疆等等区域性问题，在中国大陆的社会心态和媒体环境中，始终处于边缘位置。如果说“台独”、“独台”是政治动员的产物，那么，大陆社会对于台湾的政治变迁却缺乏敏感，更不要说政治动员了。在公共舆论中，台湾只是作为台湾问题而存在；只有台湾问题专家才去讨论台湾问题。在中国历史、中国文学和其他领域，除了港台专业的学者，似乎是无须讨论台湾问题的。这不是认识论上的“独台”是什么？知识壁垒早已产生了。因此，虽然大陆社会反对台独，但在若干方面已经默认了“独台”的构造——我说的默认不是政治上的承认，而是基于知识和记忆的政治无意识。……这种舆论上的不对称意味着真正的政治交流的匮乏，势必导致政治幻觉。
汪晖敏锐地指出了真实的交流和斗争的重要性，如果没有这样一种真实的交流与斗争，则势必导致“政治幻觉”的生成。然而，汪晖当年写下这段文字已经过去了将近十年，大陆知识界和舆论界的情况虽然有所改善，但仍然没有超越这样一种“交流的匮乏”的局面，这种交流的匮乏，具体就体现在缺乏介入的心志和斗争的自觉，知识界尤其有着一种异乎寻常的“冷淡”。
统一是历史正义的复归，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没有介入和斗争，就没有“反战”，就无法推动“和平统一”的进程，就会不断丧失“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在海峡两岸的严峻形势下，我们应当尽最大的诚意和努力，来不断重新认识台湾，寻求“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大陆知识界那些号称知识分子的人，不应该将责任推给外在的环境，而应该扪心自问，好好想一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