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莫斯科和德黑兰的政权——前者代表了对领导人大男子主义的崇拜，后者则是系统性的厌女——被女性发起和领导的抗议所推翻，那不是正合适吗？

这种可能性已不再遥远。在22岁的玛莎·阿米尼——她在被指控违反伊朗的头巾法规后被道德警察逮捕，在拘留期间几乎可以肯定被殴打致昏迷——惨死后，伊朗各地爆发了自2009年反对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连任选举欺诈的“绿色革命”以来规模最大的抗议。

但这一次可能大为不同。

当年，最高领袖阿亚图拉·阿里·哈梅内伊精力充沛，完全控制着整个体制。而今，有报道说他已经病重。当年，伊朗每天出口大约230万桶石油。而今约为80万桶，部分原因是特朗普政府的制裁。当年，抗议主要关于政治，集中在德黑兰。而今，抗议关乎人权，且具有浓重的民族色彩：在阿米尼的出生地伊朗库尔德斯坦省，奥什诺维耶市在周末被抗议者短暂占领。当年，伊朗政权的民兵和安全部队似乎轻而易举就制服了抗议。而今，伊朗司法总监格拉姆·侯赛因·莫西尼-埃吉被拍到抱怨手下官员不堪重负，“觉都睡不上。”

但最大的因素还是女性。

“1979年女性抗议头巾的威胁时，她们是在孤军奋战，”青少年时期经历了那次伊朗革命的作家罗娅·哈卡克伊恩周一这样告诉我。“现在，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男性认可了女性的领导，并站到了她们这一边。很明显，这些抗议者形成了与政权相反的集体认同。他们用前所未有的平等主义对抗这个政权的厌女症。”

独裁统治是一门精细的艺术。试图用过于宽松的手段治理国家——即在政治之外基本不太干涉老百姓，可能会让自由占据太多上风。

但那些试图将政权深入到包括着装选择等等属于生活最私密层面的独裁者，也会面临另外的风险。他们要求国家监督所有人而不是少数人的行为。他们让更多人有了憎恨体制的私人理由。他们让民众得到了最简单的革命工具。如果每一位伊朗女性都必须戴上头巾，那么每一位女性都有能力发动一场革命。

多年来，普京应该明白自己不能掉进这样的陷阱：他的武器是手术刀而非铁锤，他与俄罗斯人民的交易是，只要不干涉政治，他们的生活也就不会被干涉。

普京当然有担心的理由。上世纪90年代初，由玛丽亚·基尔巴索娃领导的俄罗斯士兵母亲委员会帮助结束了俄罗斯在车臣的第一次灾难性战争。那之前，俄罗斯的母亲们曾在呼吁人们关注欺凌仪式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就是军中残忍虐待应征入伍的年轻士兵的惯例，而她们的呼吁也削弱了苏联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

现在，普京想在这场灾难性的不正当战争中将30万年轻人变成炮灰，而他们每一个人背后的无数位母亲、妻子、姐妹、女儿和女友实际上也被动员起来了。她们攻占莫斯科的机会远比俄军夺取哈尔科夫或基辅的机会要大。

在与普京的对抗中表现出色的拜登政府，如今出面支持伊朗的抗议，包括试图用伊隆·马斯克的星链工具帮助伊朗民众接入互联网，这是件好事。如果能将退出核谈判作为手段则更好，依据的原则就是一个不愿解放女性的政权也不应免于制裁。

西方也有过妇女运动和“女性大游行”。现在轮到伊朗的女性革命和俄罗斯的女性和平运动了。时机已然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