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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的现实主义文学和影视作品中有一种典型叙事，就是人物在社会化过程中经历了一个被称为“成熟”的精神腐败过程。《张医生与王医生》所写的两位医生的故事，倘若严厉地说，大致就是这样。
两位作者采访数十人，在旧报纸、老照片、建筑废墟与口述回忆中打捞过往生活图景，描摹了张医生与王医生半生的个人成长与阶层跃升之路，并审视二人知识、尊严与自我的建构过程。与此同时，本书还以工业城市、单位社会、稀缺经济、工人阶级文化、男性气概、重大历史事件和时代变迁等为经纬，呈现出兼具深度与广度的当代东北。
“走进社会”
社会该来还是要来。不管如何被保护，男孩总要长大成人。这些被母亲宠爱的男孩还是要走向社会。有几个跟社会有关的悖论，其中一个应该就是：本来保护你不接触社会，就是为了让你在社会里更容易找到生存的好位置。
春节前。护士长把王平拉过来：“给你一个病人。”王平那时刚工作，正兴奋，跟在老医生后面，没有机会独立面对病人。这是护士长想着他，应该念护士长的好。
等到看了病历，才发现不是这么回事。八十多岁，肝肠肺都不好，结肠癌，梅毒，二院不给做，转到一院来。再仔细打听，本来是给别的医生的，人家看这病人麻烦，不接。
“把我卖了，还要卖我一个好，这不当我是傻子吗？”
“你要直接说，过节了，这个病人比较重，主任不太放心，点名让你来，这是一句话，你不能当我是傻子啊。”年轻气盛的王平医生，就在早会跟护士长吵起来了。
“要不为啥我对搞行政的都很反感，时间长了都挺滑，好人不多。大染缸，好人也变坏了。”
李丽总结王平在单位里的窘迫时——他们夫妻与很多人一样，把“单位”与“社会”视为可以互相替换的名词，实际上也确实如此，他们大多数时候需要相处的“社会”就是“单位”——会像张晓刚一样讲王平的缺点，核心同样在于“不够成熟”：对社会上的事了解得少，单纯，看啥都简单；老实，不会说话，耿直，倔；再加上医生的职业身份，说上句说惯了——我们理解这里的“说上句”，就是总是扮演信息不对称中的信息占有一方。
没有人对他好。为什么要对他好呢？又不知道送礼、拉关系。
这个社会没有什么必要对刚毕业的年轻人表达太多的善意——这是他们真正的“人生初体验”。
张晓刚在毕业分配的当口找不到门路，主要问题在于不知道找谁合适。最后他能顺利分配到陆军总院，还要托二叔这种社会能人找关系。二叔张荣为了能从甘肃文工团调回沈阳，敢于直接坐到大军区政委的饭桌前讲自己的困难，这是社会上的硬角色：敢闯；审时度势，知道关键时候要抓住机会；找最管用的那个人。
王平对自己能留在医大一院的过程所述并不详细，但显然也是无意当中找到了最合适的那个人。
老师跟你说了，你表现挺好，我想留你哈。啥意思？没出过校门，不懂这些。不能说别人留下都送了礼，我感觉大部分人都送了。就跟初中保送一样。老师跟我妈说了，你孩子表现不错，我打算保送他。啥意思，我妈也没弄明白。结果怎么样？老师跟你说完，毕业的时候没留我，傻了。
通过关系找到当时主管医疗的副院长，他见科主任，随口问一句，那小伙现在表现怎么样。主任明白了，王平这是找院长了。留下了。留下你不送礼，人家也憋一口气。头两年过节还送，后来去他妈的，不送了。送礼和办事不是一个概念，我现在觉得那时候三两万块钱还是应该送的。不送，那人就打压你呗，所有好事都没有，没有啥劲头，没有啥前途了。
社会确实不像他们说的那么友好。刚结婚时，李丽和王平沟通还多，单位里的事都要回来讲讲，互相出出主意。“我现在感觉，都是馊主意。”李丽现在总结。
这些“奖学金男孩”有一个不那么被提起的弱点，就是从小被人夸奖聪明。自己渐渐也就相信了这一点，难免在进入社会时要动用一点智力。但要知道，社会更多拼的是经验值，对智力的要求没有那么高。所以这聪明有的时候运用于社会中，并没有什么竞争力，说不定多数时候还被人看成自作聪明，变成一个笑话，自己还不自知。
沈阳有若干民间传说，比如说知识分子整人更狠，知识分子人事关系复杂。这当然有妖魔化的成分，因为工人多，工农干部多，转业军人多，他们觉得知识分子的心思不大好猜测。工人阶级想象知识分子，每个人都很聪明，脑瓜转得比我们快，不像我们工人大老粗，直来直去，所以他们可能无时不在算计着自己的收支利益。
王平这样工人阶级出身的角色，当然也从小被潜移默化地灌输类似的观点。这一定程度上夸大了他们对社会的想象。这与王平说的他对“行政干部”的反感是一样的：“有些人很势利，看人就是有用和没用。他就是以这样一个标准来区分人。”
王平如今事业有成，说到这里，沉吟一下，还是又加上了一句，“绝大多数人都这样，但不能太过分”。其实不用他暗示，我们也能看到他的“圆滑”，他现在也会用“有用”“无用”来衡量人和世界，他只是觉得自己把分寸掌握得还不错，在自己的底线之内。
中国的单位研究者发现，普遍存在于工厂里的“实用性的私人关系”网络，大致存在三种模式：第一种是积极分子和普通工人；第二种是上下之间的恩惠；第三种是互相利用的关系。（注：安德鲁·G.魏昂德《共产党社会的新传统主义》）
在沈阳，这三种模式同样存在于各种“单位”里，某种意义上，它就是沈阳这个城市的“单位文化”的一种形态。
在这个文化大背景下，知识分子确实与工人社会有所不同。比如“上下之间的恩惠”更容易存在于工人社群的师徒之间，师承关系可以为每个新入职、新进入社会的年轻工人提供一点保障，减少矛盾。知识分子体系注重平等和人格独立，并没有这一层缓冲，因而更强调利益交换体系。
而一个刚进入工作状态的大学毕业生，并没有太多资源拿来与人交换，结果就是：步入单位，参加工作，通常被视为“走进社会”——二十几岁的年轻人，与一群经验丰富的、岁数大他十几二十岁的人站在同一个竞争起点上，在这个背景下，新入职的大学生基本上必败无疑。
这种观点有个前提，就是人和人之间的竞争是零和游戏，是以相互争夺资源为代价的。在八九十年代，经济发展起步阶段的中国，这个前提是存在的。
当然，年轻人也并非没有资源。如果现在看一些“大人物”的简历，他们通常有一些特殊机会，包括进入团委——因为有年龄限制，又有级别，所以很多人因此而进入高速晋升通道；做了秘书——帮助王平留在医大的副院长就是通过此渠道得以晋升；还有一种，进入婚恋市场，这种情形并不罕见。
张晓刚就是一例，他太太的父亲也是医院科室主任，德高望重。进入婚恋市场只是得到了别人没有得到的机会，还要辅以其他的职业晋升机会才有脱颖而出的可能——张晓刚秉性淳朴，“一劳本神”，倒没有在这里兴什么风浪。
话说回来，年轻人觉得社会险恶情有可原。如果沉浸于此，同流合污，那就是如王平所说，堕落为一个恶人了。如果自身能力不弱，又有对自己的定力，如王平所说“有一技之长”，那么同样会赢得社会尊重，不会埋没才华。
在王平和张晓刚医生进入社会的90年代后期和新世纪里，“单位办社会”已经进入到改革范畴，不再是受鼓励的行为。但它还在沈阳这种单位制重镇里继续发挥作用。人的单位所有制、人被束缚在单位之中，这种从王宝臣时代就存在的现象仍然清晰可辨。当单位占有了大量的社会资源，一个人对单位的依附性与对任何东西产生的依附性没有什么两样。
任何依附性都以让渡一部分自由为代价。我想要说的重点在于，它对人的文化和精神的控制，以及它对城市化进程的影响。现代文明的最大特征是陌生人社会的形成，而单位制度的活跃反其道而行之，它力图维护的是一个熟人社会。
只有陌生人之间的交易才更具备建立信用体系、契约体系这种现代社会基石的条件。陌生人在社会各个环节上交往，建立规范和标准——大家不再以关系的远近亲疏来判断可能的处理和解决问题的方式，这就是现代文明所在了。
研究现代文明和英国史的詹姆斯·弗农认为，英国是在19世纪进入现代社会的，那时，新的交通和通信技术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抽象且不具人格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组织体系开始掌控国家。
他在《远方的陌生人：英国是如何成为现代国家的》中说，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所主张的“商业活动的增加创造了陌生人社会”实际上是说反了，正确的可能是“陌生人社会重构了经济生活中的行为”。
长久以来，经济生活都是围绕着地方市场和与认识且信赖之人的当面交易而展开的，然而逐渐分散、城市化的人口持续且迅速的增长，为这种经济生活的运作带来了新的挑战。为了促成陌生人之间跨越远距离的交易，市场信息通过印刷品，从人和地方被提取并抽象化。
此外，通过印刷，交易的各种形式——不论是公司的法律地位、货币的使用，还是度量衡单位——都被标准化了，因而信任关系的重心由与谁做生意让渡给了如何做生意。正如这些过程改变了经济生活的行为模式，它们也使市场成了名为“经济”的单一实体的一部分。所谓“经济”，具有系统性的特质，可在不同的国家和国际空间中规划。
这里有一个有趣的现象，王平医生喜欢强调“贵人”的存在。他的母亲曾慕芝，以及张晓刚的母亲杨淑霞等老一代沈阳人也一样喜欢提及“命”和“贵人”。
“贵人”这个现象之所以有趣，在于“贵人”的身份通常来说带有“陌生人”色彩——在熟人社会中，一个陌生人提供的意想不到的支持。如果一个人与你有利害关系，为你提供帮助，这是社会的正常现象，比如帮张晓刚解决工作问题的二叔张荣，在当地文化中通常不会被视为“贵人”。
没有利害关系而出手相助，本身有一定的随机色彩，因此就有了宿命成分，比如张荣主动找军区政委帮忙，解决回沈问题；有大人物替王平解决留校问题，这些被称为“遇到贵人”的可能性更大。
强调“贵人”，算是熟人社会长盛不衰的一个小的佐证。
熟人社会贻害甚广，这其实倒是不用多说。这些年来，沈阳和东北文化被广泛诟病，有相当多是因此而生。其中，不找关系办不成事，最为典型。托人托关系，无非就是把陌生人社会变成一个熟人社会。没有熟人关系，你会受到冷遇，或者得不到相应服务。
以往，也包括现在，我们习惯于把它归于地域文化，但很大程度上这与地域关联度不高，甚至也不是工人阶级社会的本质特征，它是“单位制”的遗存，是“单位办社会”的本质特征。
我们现在已经接近单位与社会的那个核心结论了。
第一，单位畸形发展的结果，就是不断强化在可信赖之人之间的交易，虽然城市中的各种交易看似都已经存在，甚至各种规章制度也随之建立起来，但实际上它并不会真正得以执行，因为在熟人社会中比拼的是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这决定了交易成本；
第二，工业型城市，对于所有不同类型、不同背景、不同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工业型城市来说，都不是完整的城市化。工业有周期，工厂有寿命，产业工人要转型，城市不可能依赖一到两代产业工人而完成城市化。
沈阳恰好就是上述两个交叉点上的一个城市。
非人格化的社会，匿名的官僚体系，以金钱或者市场为基础建立的——或者委婉地说可量化的——社会关系，因印刷和交易的广泛发展和进步使得空间尺度变得更大的城市，这些是陌生人社会的简单特征。我们看到的是，在沈阳这个从工人阶级社会中发展起来的城市，与之背道而驰的力量是如此强大。
王平与李丽用了大半生的努力来与这个社会和谐相处，这其中经历了诸多的变化。完善自己的一技之长，与社会的蝇营狗苟保持一种疏离的状态，遇到秦浩这样的“贵人”，尽量保持陌生人的相处方式，与单位保持距离。
如果他们生活在一个“陌生人社会”里，他们作为专业人士，理当拥有更多机会，或许会取得更大的成就，至少会更自如。
成为“他们”
王医生很多时候——可能是大多数时候——还是会把自己当成一个与社会格格不入的人。至少在聊天的时候，他会有意强调这个特征。
很多时候，坚持“我们”的定位，是一个优点。与权贵保持一点距离，不那么谄媚，不那么“积极”，虽然就“混社会”而言不是什么好事，但可以让人保持清醒。权力机构不管怎么说都有腐蚀性，而且权力这东西还有成瘾性。一个对权力上了瘾且没有抵抗力的人，是王平医生所不齿的那种人。
这种自信心，对于王医生来说，往往是通过自己的专业性和专业判断来表现的。
总住院医师这个职位，在中国现有的医疗体系中，是成为独当一面的主治医生之前必须历练的一个阶段。这个职位要负责全院的科室会诊，对于外行，特别是习惯了官本位的外行来说，好像权力很大，实际上它是一个值班医生的活儿，锻炼强度大。如果是一个好学的人，那可学的东西相当丰富。
王平医生在这个岗位上表现出他的优秀学生本色，学到了不少东西，被评为优秀总住院医师，但也得罪了不少人。
一个肝脓肿病人发烧寒战高热还带糖尿病，内分泌科说这病人归外科，王医生说不，脓肿没有熟透不能开刀，应该内科治疗。主任不服，说你这么小你说了算吗。王医生说，我可以为我说的每句话负责。
又有一个病人，是火葬场锅炉工，两百多斤重，还认识医院的护理部主任。内科认为这病人是阑尾炎，应该归外科。王医生认为保守治疗更好，不必转外科开刀。教授不服，请来了更高级别的教授。高级别教授带的大夫做胃穿刺，穿出了脓，便说是胃穿孔。
王医生据理力争，说这不是胃穿孔，也不是阑尾炎，而是胰腺炎，依然不同意开刀。医务科介入，外科最后收了，但还是选择做保守治疗。一个礼拜后病人康复。
王医生觉得自己那一年总住院医师当得特别有质量，独立判断病情，抓住理就敢坚持，哪像现在踢皮球。“我外科不光看年龄看资格，还看能力。我会诊我拍板我定，你要觉得我不准，你可以找上面。”
这态度可不是什么好态度。性格中桀骜不驯的那一部分注定会成为生活的成本，更严重一点，叫“代价”。最大的代价，王平现在也不愿意多提起，或者装成不大在意的样子：他没什么科研成果，作为一个资深从业者，在这一点上不大说得过去。
在最容易出成果或者多出成果的那段时间里，按王平医生自己的说法，他是被打压的。一开始他还跟所有人一样找项目、申报科研基金，但别人做得顺利，他的项目却没啥回音。别人即使不顺利，也都知道今年这个项目差在哪里、专家评审意见是什么，第二年再改一改可能就中了。
王平的不顺利是——他自己都觉得有点匪夷所思——领导说，我把你的项目报告整丢了。
按王平的说法，除了叛逆，没有什么好出路。科研不做了，临床是职业本分，工作也还算认真，但即便如此，时间还是多到可以用来看电影和琢磨股票，有阵子还能有时间回家做饭。
那个时候王医生认真考虑过的一件事是移民，就像他的很多同学一样。
他选中了加拿大。但他和妻子从未真正下定决心，更何况他还有家庭观念特别重的父母。不过，那成了王平最轻松的一段日子，一个礼拜算上夜班和两三个门诊，手术量不低，科室里十个人他能排到第三，放眼人生后二十年，职业生涯好像已经清澈见底了。
直到那句提醒——我们已经是第三次提到它了：“有一天，你姑娘问你，说你是医大大夫，怎么谁也不认识你，你要怎么说？”
让王平认真思考的这个问题，换一种说法是，做特立独行的、始终保持旁观者姿态的“我们”，还是成为公认有成就的、有着让人尊敬的社会地位的“他们”。
我跟着王平进手术室，他向其他同事介绍有人要为他写书。
手术室不是一个沉默的空间。各种仪器发出嘀嘟、哔哔的声音，还有医生同护士的聊天声。一个手术室的医生往往是随机的，而麻醉医生和巡回护士是常驻组合，他们见多识广，常会毫不忌惮地点评某某科某某医生动作不够利索，某些医生光顾着跟嗲嗲的患者说话，半天也没商量好术式……
甲状腺手术频繁，王平有固定使用的手术室——二十二号和二十四号。当一个清醒的患者被推进手术室，如果他不是那么紧张，一定会注意到这里医生护士亲如一家的氛围，而自己是那个闯入别人家客厅的外人。
王医生有两个助理医生，手术时帮着拉钩，最后负责缝合收尾。两台手术之间大约有半小时的间隙，这时王医生会掏出手机回复“好大夫”上患者的提问。他不休息，不放空，也很少闲聊。
王医生一周里有三天跟他们在一起。通常这样的一天里，有七八台手术，这意味着从早上八点到下午五点半，除了吃饭，王医生很少坐下。王医生手术的特点是快。护士长柳蕾说，如果别人也安排七八台手术，可能无法在五点半下班。
王平笃信手术是对一个外科大夫的锻炼，如果年轻医生一天只安排三四台手术，他就会批评他们偷懒，现身说法：“为啥不多做呢……我一天都做那么多。你那么多辛苦，当天看不着结果，一年看不着，两年看不着，但可能五年以后，突然有质的飞跃，你一下子就成名了。这东西你急不来。”王平现在说话有了一点老医生的气度。
一周中的另外几天与这三天一样，有如设计好的程序。周四上午，王医生出专家门诊。当天下午，如果安排得比较妥帖，他会乘高铁去省内另一个城市做手术，现在高铁发达，大部分地方一两个小时也就到了。周五、周六和周日这三天，至少有两天他要出去“多点执业”。一天走一到两个地方，手术量“不能说得太具体”，会有人觊觎。
这时候的王医生——大家尊敬地称他“王老师”，有时也叫“王教授”——在甲状腺外科领域里已经小有成就，不容小觑了。
作为一个要替王医生写书的人，我被允许在他坐门诊的时候坐在他侧后方，视线抬起来刚好看到他有点谢顶的后脑勺。王医生可以保持这个姿势从早上七点半坐到将近中午，一道铁灰色诊室大门把他和外面黑压压的候诊人群隔开。
大医院的热门诊室里大都有这样的紧迫气氛。但王平的门诊还是不一样。人有点太多了。那道铁门的宽度是普通门的两倍，它更像一堵墙而不是一扇门。当它打开的时候，门外是黑压压的人群，无一例外站着，紧贴着彼此，叫号的机器运作如常，然而人们置之不顾。
从房间里看，你永远不知道外面候诊区还有多少人，视线完全被人墙挡住了，也许，根本没有人愿意坐在候诊区的椅子上平静等待。
从早上七点半到十点，一百个患者进出这个房间，如果算上他们的家属，那么至少有将近两百个人。每个人和王平的对话不超过两分钟。这似乎是一种不成文的规定，也可能来自房间里隐形的压迫感——王平回答问题快而短促，言简意赅，并且每一个人看病的时候，身后都至少有四五个人和他们的家属在围观。
十来平方米的房间里随时保持至少十个人：一众病人和家属，我，王医生和江大夫。
江大夫的门诊时间在十一点之后，本不应该此时出现在这里。但给王平操作电脑的人离开之后，王平如何上门诊就成了一个技术问题。他看病有多快，用电脑就有多慢。比王平年长十岁，已经接近退休的江大夫伸出援手。
江大夫可腾挪的空间很局促。他挤在墙与王平之间，一台桌面显示器和一个键盘旁边只够放一个保温杯。
铁灰色的大门开启，就意味着今天的门诊大战开始了——只是对急切的患者而言。有时会有人伸出胳膊卡住门，嘴里喊着：“王老师，我就一句话，就一句！”趁着门后的保安犹豫，他挤了进来。后面的人往前涌着，又徒劳站住，铁门重新在他们面前关上。
诊室里，羽绒服还来不及敞开的人们手里捏着各种各样的小塑料袋无纺布袋大纸信封。空气很闷，弥漫着头油的气味。唯一的一张黑色小圆转椅像抢椅子游戏的道具，一个人还没有离开的意思，另一个人就想坐下来，原本在袋子里收着的多普勒相片和病历已经盖过前者紧紧扒住桌沿的手。
王平的问诊通常都是耐心的。他眼睛看着一个病例，嘴里回答着上一个病例最后几句问话——有些人还会折回来再补几个问题——手伸过去接下一个要看的病例。
他压低声音回答每一个问题，有些人为了听清把身体凑得近一些：良性，三个月半年之后复查，不用吃药，没有忌口，观察为主；恶性的，是癌；良性的，但是压迫气管，得做手术；手术安排不上；你哪儿的，医保是哪儿的；先打个彩超/穿刺，手术就得切，万一是良性的不是白受罪了……
两个半小时内有一百多个门诊病人，在医大一院并不多见；但更不多见的应该是，这些病人如果想请王平做手术的话，大部分都会被拒绝。
——我就是不吃不喝不睡觉也做不完。
——王大夫我慕名而来。老远了。
——我患者太多约不上。
——我大姐二姐全是搁你这看的。你给我做我放心。
——找我至少要等二到四个月。我就是建议手术，在哪做、找谁做，这个自己决定。
——我就想找你！
大多数来问诊的都是女性——如果你搜索甲状腺疾病的发病人群，各种解释一定会提到女性的心理性格特征、雌激素水平、家族遗传与甲状腺结节的关系。中年女性是高发人群，从门诊的比例看，似乎也的确如此。
眼看预约手术无望，大多数人会最后争取一下，然后捏着资料袋离去。有两种人会成功。一种几率极小，靠毅力。一位嗓门尖利的中年妇女在她的姐妹或者好朋友的陪伴下神情紧张地坐在小圆凳上，两眼盯着王平说，她根本不愿意尝试别人。她急迫得看起来呼吸都紧张，一旁陪伴的人不由拍着她的背，让她不要着急。她越说越急，近乎哀求。
王平表情没什么变化，但是拿起了笔，“你手机号码留一下”。
王平面前放着一张 A4纸，用得多，纸边已经软了，上面有患者的联系方式和病情特征——以简略的几个词排在一起。到九点半去上厕所之前，他大约能写下七个患者的信息。
有时来自外省的患者会得到一些小条，灰白色的纸，印刷粗糙，排版拥挤，但还是在角落里想方设法加上了“好大夫”网站的吉祥物，那只牛。扫描二维码，就可以进入王平的“好大夫”主页。
有时王平还会在患者病历上写上当地医生的手机号码。他拿起手机现搜当地医生名字，然后告诉患者如何联系。一周，最多两周，他就会到当地医院去一次，“多点执业”，集中把所有预约的手术做掉。
那些上门复诊的患者也会拿到小条，王平称之为“售后服务”。甲状腺疾病的另一个特点大约就是绵绵不绝的二次问诊。
浏览王平“好大夫”页面上的“患友咨询”那一栏，你会看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其中不少是术后的服药或者情况咨询，哪怕有些手术并不是王平做的。
那些问题的回复有时是一个蓝色的语音框，只要患者不设置成隐私内容，所有浏览者都可以听到王平的声音。听着那些拉拉杂杂的背景音，熟悉王平的人会想象到他在食堂吃饭时或者手术间歇低头对手机说话的样子——这就是传说中医生的碎片时间。
在这间甲状腺外科共用的门诊室里，还挂着其他医生的名字和二维码。但是没有人去扫那些二维码。有一些人会越过这些大夫的卡片，身子再往里凑一点，去扫王平的那一个。
王平一次门诊大约能发出去几十张小条。没有人问王平为什么有的人会拿到小条，有的人没有。
诊室后门有条鹅黄色帘子，当它被掀起的时候，就代表有门路的人来了。
比如，一个穿黑色毛衣的男人夹着包钻进来，把手搭在王医生肩膀上：“王老师，我是那谁介绍的，你给看看这个。”抢椅子游戏的玩家们都停下手来，王平举起彩超说几句，黑毛衣男人嘴里喊着“欸好嘞好嘞，谢谢王老师啊”，又掀帘子出去了。
提问的人和回答问题的人都心照不宣。穿着医生白大褂、护士服的人从后门掀帘子进来，就能把号挂上，然后找王医生看病。普通人必须争分夺秒，错过这周的八十个号，就得等到下一周。有时候就连保安也会带来病人。
王平知道这里面很多是托。所谓托就是收了钱，而非真的是亲戚朋友有事。
“谁没事一天到晚有这么多亲戚朋友生这毛病的。”但他不拒绝，还是那句话：“你把这人得罪了，明天谁也不给做了，你还不知道三年五年之后你犯在谁手上。”
在关于“北方”的抱怨里，王平提的最多的一个是单位压人厉害，另一个就是办事得有关系。
王平当初留在医大，借了“贵人”之光，但这光不一定笼罩一生，大部分路都要自己选自己走。王平把“关系”看得很重，一方面是他理解“他们”的世界运行规律就是如此，另一方面是他总觉得自己离“他们”这个世界还有点远。他有“先天缺陷”。
我在门诊里见到了老吴，他挤开患者从大铁门里进来。我们前几天在手术室里打过照面，他是隔壁某一间的麻醉医生。
“诶王老师，那啥我跟你说的那个病人来了。”
王平抬起头表示诧异：“昨天都在手术室外边给看完了啊。儿子领着来的，找了一个卫生员。”
“不能！那不是我的病人吧！”老吴也表示诧异。
“那你让他把材料拿来看看。”
一房间的人都停顿了几句话的时间，然后又重新恢复问诊。不一会儿老吴把材料拿来了，王平接过看了看，“就是这个患者”。
老吴面子上挂不住，“他们怎么这么整呢！我可真服了”。正要冲出去，又求王平：“要不王老师还是给看看吧，人都来了，挺大岁数的。”
一个老头儿颤巍巍进来，脖子高高鼓起一个大瘤。果然是老吴在手术室说的八十多岁的样子。王平仿佛之前的对话都没有发生过似的，伸手摸了摸瘤，又问长了几个月——其实他知道这病肯定一早就发了，只不过是家属拖着没有治疗——回答说三个月就长成了这样。
王平表示遗憾：长这么快，转移率挺高，放疗也够呛。一旁搀扶的家属连连点头，“我们就是尽孝心，尽孝心”。老人始终没有什么表情。谁也没提昨天在手术室外到底是不是见面看过病。
王平不喜欢做这件事。他心里知道，家属只是需要一个转移责任的说法，表示这个病的治疗有难度，既然医生开口了，那就不是家属的决策出了问题。王平之前在手术室里嘟囔，操蛋家属，老吴明明知道这个，自己就应该把事情挡了。
但是这个人情完成了。
人情是否能完成得看情况。
一个早上五点半打来的电话被王平愤然挂掉。
“我当时就急眼了，我说不管你认识谁，手术我不给你做了，别来找我。你这人基本素质没有，我说句不好听的，我已经把我的生活都卖给你们患者了，你早上五点半打电话，把我家人吵醒了，把我姑娘吵醒了，她晚上十点十一点才睡。五六点钟睁不开眼睛。没有商量的余地，我绝对容忍不了的，你爱找谁找谁。不管你认识谁，手术我肯定不给你做。”
李丽劝他，也许是别人着急。王平更急了：“我怼的不是一个人啊，天天这么给我打电话我能受得了吗？”
所谓骚扰电话，在王平这里有两种，一种是在非工作时间打来的，另一种是在工作时间打来的，但需要他放下手头的工作去处理某件事。五点半事件属于前者。但不管哪一种，惹恼王平的可能都不是那一个人，而是一类人，他马上把自己的遭遇上升到命运的层面，仿佛他发
泄的不是睡眠被打扰的恼火，而是牺牲不得回报、辛苦无人谅解的哀苦。
至于那些给手术台上的他连打三遍电话，只为让他去手术区门口看一个片子的老教授，他当面没法发作，只能事后抱怨：“这人急得上房了吗？没有啊。就是看个破片子。”
素质。王平喜欢说他们没素质。我们聊起这些的时候，本来的话题是“医生的同情心”。我本来想知道，医生在何时会“丧失”他们的同情心或同理心，因为如果类似的情绪太多，可能会妨碍他们的诊治。
王平最后绕回到了这个话题：同情心我们没失去啊，但这种打扰谁也受不了。
门诊结束之后，王医生倚在医生休息室的窗边盯着手机。
“这门诊我是越来越不爱出了。没有意思。生活没有质量。而且我也接不了手术，都满了，都得拒绝。”
而且经常忙活两个多小时，收上来的病人还没有得罪的人多。医生把门诊当作收病人的渠道，但对于忙活不过来的王平来说，就比较麻烦，医院的关系都照顾不过来，门诊失去了收病人的意义，这事经常让王平感觉恼火。
他的困境确实明摆着。他优先安排了本院熟人的手术，然而仅仅这部分量也太多了，普通的病人只能全部拒绝，剩下的只有去外地做的手术。这两个部分的量加在一起已经到了一年两千台，“相当于复旦肿瘤头颈外科全科总手术量的三分之一”。另一方面，整个科室一年手术三千例，他一个人就做了一千例。
王医生抱怨工作有数量没质量。南方医院的专家可以有更好的收入体系，私立医院可以有更丰富的病人类型，而他只是在重复劳动。
他现在站在“我们”这一边，还是“他们”这一边？在很多时候，王平在这两种社会状态里切换着。
（本文选自新经典·琥珀《张医生与王医生》，略有删减）
作者：伊险峰、杨樱
题图：电视剧电视剧《外科风云》(2017)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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