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响即将开始。老杜拿出手机，从“我喜欢的”歌单里选出一个乐章，音箱传出弦乐轻巧的快板。他走向离湖水更近的位置，闭上眼睛，等待长笛和双簧管明亮的音色，还有巴松、圆号，一瞬间，悲怆的能量在管弦合鸣中聚集。等音符散去，湖边又恢复宁静，没有掌声，只有鸟群起飞时翅膀扇动的声响。老杜觉得过瘾，他出了很多汗，身上的衣物全湿透了，得去公共饮水机接上满满一瓶热水：“我指挥一次可以喝光四瓶，给家里省点水。”

在湖边指挥，起初是老杜生活中一件偶然的小事。2022年初，他正处于事业低谷，很难接到咨询来访。一次在颐和园昆明湖边散步，喜爱音乐的他向来随身携带音箱，便在十七孔桥边指挥了数十分钟。许多游人围着看，直到引来戴红袖箍的公园管理人员，叫停了这场指挥：“疫情期间不许聚集！”

老杜不愿停下来，从此也和公园管理人员打起“游击”。从颐和园到附近的北坞公园，四处寻找可以自由指挥的场所。直到妻子的建议帮他找到了落脚处：“圆明园不就挺好？离家近，景色也不错。”

他起初觉得圆明园的历史太过悲伤，而且它不含在公园年票里，“要花钱另买门票”。可是当老杜真的走到园子里最大的人工湖“福海”边，他决定再也不走了——近处是芦苇摇曳，黑天鹅在湖中游水，云雾稀薄时能看到远处的山。几乎是在接下来的每一天，老杜都会到湖边，还买下了门票月卡。

疫情加重不能外出时，妻子建议他运动运动，他就面对家里的落地窗指挥。他有高血糖，接近糖尿病的临界值，但指挥后，“肚子小了，血糖也恢复正常。”

直到有一天，朋友告诉他：“老杜，你火啦。”他看到朋友发来的帖子，自己被称作“当代人的浪漫精神”。老杜意识到，指挥不再是一件小事。他准备了第二台手机，买来可以立在地面上的手机支架，注册了新账号，录下每一条指挥视频，上传到社交媒体。其间，他还进行了三次直播。一个月后，老杜决定把圆明园的门票月卡换成年卡，认真挑选指挥地点，近处最好有水——湖泊或河流，水边可以出现苇草和柳枝，“这也是艺术创作的一环”。

交谈后才知道，老杜从未学过指挥，不会看总谱，尽兴时手脚并用，上肢带动全身，像在跳舞。有音乐专业的学生路过，指出老杜的错误：“该提示声部的地方，怎么都没有抬手？”写音乐专栏的记者评价他“不是专业的指挥”。老杜对这些指正感到愤懑，他认为自己所做的就是“真正的”指挥：“他们是为了显示自己懂音乐，但我懂音乐的方式和他们不一样，这个东西有点像爱情，你过你的爱情生活，我过我的爱情生活。”

（老杜在湖边指挥被游人拍下，冲上社交媒体的热搜。音乐：《闪电波尔卡》by小约翰施特劳斯。视频来自@掬光的指月司南）

越来越多的媒体来到湖边采访。被记者问到为什么这么喜欢指挥？他上升到了“背后的意义”：“我不是来玩的，我想研究用音乐治疗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证明这背后的深意，他向记者解释记忆的衰退，还有“脑核屏”——在老杜的描述中，大脑中的“脑核屏”会像司令官一样领导人的认知。然而大脑中并不存在“脑核屏”，据《新科学家》研究显示，其名应为“屏状核”的特殊大脑区域，通过刺激该组织有助于恢复昏迷患者的知觉。

和媒体交谈时间久了，老杜松弛下来，转而说“指挥”就是为了自己开心，可以运动、减肥、降血糖。采访结束后，一位记者对老杜的故事感到失望：“这样的公园大爷，在北京其实很多。”他只是一位公园大爷吗？第二天我带着这个疑问，再次见到了老杜。

“算是清华的”

圆明园位于中关村大街北侧，在三百年前，它是功能齐全的皇家园林，今天已是属于市民的生态空间，周围有清华、北大、中科院，迎接着周边院校的学生、教授，还有各院所的科研人员。第二次在这里见面，老杜聊起了路过湖边的听众们。这也让他为指挥这件小事赋予了第三重意义：“我的指挥，感动了好多人，有很多年轻人，还有大学教授。”

他先讲了一个酸梅汤的故事。2022年7月，游人如织，老杜来湖边指挥，手里拿了一杯写有“清华自制”字样的酸梅汤。一位北大教授注意到这杯酸梅汤，主动打了招呼，他以为老杜是清华的老师——一位在湖边练指挥的教授，这让他感到稀奇。

北大的汪教授研究的是光电子，不懂音乐，他和夫人会站上附近的小山垛，欣赏老杜的《春之声》。汪教授常来圆明园散步，总能遇上老杜，直到他觉得，没有老杜的指挥，福海边就好像缺了点什么。“他和夫人都很喜欢我的指挥，他们很感动，还说很佩服我在公众场合下这么忘我。”在老杜的讲述里，这杯让他和汪教授结缘的“清华自制酸梅汤”出现了好几次，他又发在了社交平台上。

同样是在夏天，另一位老者打断了正在指挥的老杜。“你可以教我指挥吗？”这个提问在老杜眼里显得不合时宜：为什么要打断一个陶醉在音乐里的人？不能等一曲结束再来打招呼吗？

但烦扰很快消散。“聊过才知道，他很牛的，是西安交大的王教授，而且还是位作曲家。”老杜说。他立即来了兴致，和王教授攀谈，聊音乐、美学教育、艺术启蒙，甚至觉得遇到了知音：“他的观点和我一样：我们的应试教育培养了一个个劳动者、螺丝钉，倡导经济价值，但是人需要的是精神寄托。”

老杜在挑选指挥曲目。 图/解亦鸿

在老杜看来，在湖边指挥“是一件特别美的事情”。有教授给他的指挥写诗，和他互赠书目。碰上为他鼓掌的年轻人，老杜会花更多时间和他们交谈——如果对方在工作中感受到困惑，老杜会问，你心中理想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他好奇年轻人的“意义感”。时间长了，他觉得湖边成为了一个交流思想的公共领域：“物质生活很容易发达，我担忧的是中国人去哪里寻找精神生活。我在这里找到了一部分。”

老杜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公民。2020年初，他拨通了武汉市卫健委的电话——他在互联网上搜索新冠病毒的论文，发现一位日本博士曾提出，“血清素有可能减少新冠病毒活性”，迫不及待想把这个观点传到武汉去。电话另一端没有太多回复，只是问老杜：“你是干嘛的？”老杜有些生气：“他就喜欢问我是干嘛的，怎么不问问我，为什么提出这个观点呢？”

淋了盆冷水，但老杜仍然相信，那通电话是有意义的。“我做什么事情都在寻找一种意义感，你懂我的意思吗？”

老杜年轻时为了活出人生的意义感，从国企离了职，“那是邓小平支持下中国第一批获得外贸自主权的国企，也是第一家办银行的工业企业”。当年和他共同入职的好友，一直没放下这份铁饭碗，今日已是年薪百万的高管，“他早买好多套房子了。我们的人生，出现了巨大的差异啊。”

没有扬名立万，也没有活出那些追寻的意义，他就这样过了太多年。在国企工作的时间里，老杜曾经有过一个愿望：“我想赚大钱，在人民大会堂花100万请一个乐队，我来指挥。但是我后来创业全都失败了。”离开国企，老杜断断续续入职了多个外贸公司，从事销售，大量的接打电话让他的耳朵有了炎症，后来还做了手术，这让他听音乐养成了用音箱外放的习惯，而不是戴耳机，“耳朵不行了。”

2022年冬天的圆明园湖边，指挥一曲终了，一个围观的小伙子激动地上前感叹：“原来还有这么美的东西！”青年人的赞美在老杜眼里却显得可怜：“他怎么活了30多年才知道？”

早在学生时代老杜就是个音乐迷，常去市场淘卡式磁带，没人告诉他什么音乐是好听的，只能一盘盘磁带尝试着听。“音乐是更高层次的，歌曲是低层次的，它还得用语言来表达。”老杜说，相比圆舞曲，交响乐是更适合在湖边演奏的音乐，“因为它是自然的，只有作曲家的情感在流淌。圆舞曲就不一样，那里头全是人，能听出人在跳舞。”

指挥这件事是从高三的时候就开始比划了。自习课上，少年老杜心里想的“净是学校里那些涂香水的女孩子”，他开始在空中跟着交响乐比划，咣咣地挥在重拍上，把心里转来转去的女孩都赶出去，“滚蛋滚蛋”。他大学时爱读《约翰克里斯朵夫》，作家讲述了一个音乐天才到巴黎闯荡，作品不被理解，爱情屡次受挫，日益拮据，但是凭借对音乐的执着和对生活的乐观，在磨难中找到了宁静，犹如一条河流涌入深遂的大海。“我觉得这本书很像我的人生意象，从小到大都是这样，跨过千山万水，奔向大海。”老杜说。

他常说自己“算是清华的”，却不是人们理解的那种关联。他从未在高校任职，因为妻子是清华的职工，所以他也住在那个园子里。但老杜喜欢把这个身份挂在嘴边，“我住在清华里面，户口也在清华。”

失意的湖边

圆明园地势低且空旷，是在高楼林立的都市中可以看日落的好去处，为不想工作的年轻人提供了喘息空间。老杜遇到过一位翘班出来的女孩，偷跑到圆明园散心。还有另一个实习请假来看日落的女孩，始终坐在长椅上静静地听，直到老杜收起音箱准备离场。

长椅上的女孩在北师大修读哲学博士，实习时却只能做写文案的工作，与哲学毫无关联，用最简单的劳动换取高薪收入。“我告诉她这就是生活，社会灌输的观念就是你很牛逼，你就应该实现价值，感到幸福，可生活不是这样的。”老杜说。

女孩曾在傍晚的圆明园与老杜短暂交谈，“我觉得他整个人透着一种不得志的感觉。”她和老杜探讨自己迷茫的母题——活着的意义是什么？“他跟我说，需要找到自己认为有意义的事情，那个意义不是绝对的，它是相对的，它非常非常重要。”

那确实是老杜用整个人生来思考的问题。年轻的时候，他一度想成为核物理学家，但引以为傲的理想在现实中碰了壁。在中国恢复高考的第七年，教授并不是一个受欢迎的职业。“学生是看不起老师的，人们常说，‘搞导弹的不如搞茶叶蛋的’。”老杜回忆。高考失利后，他转念想通过读双学位成为哲学家，却发现哲学毕业生都做了文职秘书，又是“一份没有意义感的工作”。

千禧年后，中国进入互联网时代，意义对老杜来说越来越下沉。他离开国企接连创业，追赶互联网浪潮，“用商业改变社会，懂吧？”2001年，北京申奥成功，老杜决定创办奥林匹克网，提供一个可以买卖奥林匹克产品的平台。但是不到三个月，网站倒闭。之后又创业至少四次，但是项目逐一失败。

十年前，他等来过“上岸的机会”，他与清华一位系主任共同住在学校北门的青年公寓，偶然的因素相识，主任邀请他读博士学位——进高校，读博士，当教授，成为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但老杜拒绝了主任的邀请，他想创业，去搞钱。

接近成功的时刻也不是没有。2002年的一天，36岁的老杜送儿子去昊海楼学下围棋，等待下课的间隙走进一家书店，偶然翻开了心理学家弗洛姆写的《爱的艺术》，这本书短暂地改变了他接下来的人生。书页被老杜翻旧了，他抱起笔记本电脑，一个字一个字敲进txt文件里。他意识到，这是一本关于“爱”的圣经。

“我要做成PPT，才能讲给更多人。”之后，他创办了“恋爱培训班”，在那个人们鲜少公开探讨亲密关系的年代，老杜的创业成为先锋，也随即接受了国内外十余家媒体采访。“我不是要教给人们追求恋爱对象的方法论，我想教给大家爱的能力，就像弗洛姆在书中告诉我们的那样，爱应该是人格的体现。”

但是老杜发现，更多学生想在课程中获得功利性的成果。“为了泡妞而泡妞，那他给我钱我也不可能帮他。我的课教的是让人活得像人。”最后恋爱培训班仅开办了两期，教了40个学生。老杜之后成为一名心理咨询师。“我探讨过很多种方式，一个个尝试，就像实验一样，但一个个都失败了。最后，好像就圆明园这个事，有一点社会影响力，就这么点事儿。”

56岁这一年，老杜在湖边指挥交响乐，终于被人们看见。2022年12月25日，他接到央视采访邀约，把这个消息发在账号里，呼吁粉丝前来。但现场只等来了三位听众：因酸梅汤结缘的北大汪教授和夫人，还有把老杜的指挥发到社交媒体上的游客小唐。

去年12月26日，老杜接受央视的采访拍摄。图/解亦鸿

湖水已经彻底结冰，黑天鹅和水鸟都不见了。“听众”们短暂听了一阵，注意力很快飘散，开始闲谈。汪教授向小唐介绍自己的纳米材料研究。

一次偶然，他发现了一种纳米材料可以替代抗生素治疗各种炎症，让皮肤病和痔疮得到根治。汪教授找来生物专业的学者团队做对照实验，联系药厂希望能让这种材料走向临床，但是“用纳米材料治疗痔疮”冲击着人们传统的医学认知，这个科学发现始终没能大范围走入市场，或是与医院合作。闲聊声在《蓝色多瑙河》中回响，直到央视编导喊道：“大家再站得近一点，然后看一下演出这边。”

汪教授希望能多宣传，学着老杜的模样，注册了新的社交账号，但是像老杜这样在人前表现自我，他仍然需要更多勇气，“那样不管不顾，我做不到”。尽管汪教授知道，这对于事业成功是很重要的。他一直在等待一个被看见的机会，已经等了十余年，“最近几年我开始着急，我已经68岁了，大概这几年还能干点活，再过几年呢？”

对于老杜来说，被央视采访是非常高兴的一天。去年他一度注销了自己的创业公司，指挥的“成功”让他又有了创业的念头。他向那位视为知音的王教授讲述自己十年前融资失败的一个音乐创业项目，想重启。但王教授回复说，无法给到更多帮助。

王教授研究了半辈子通讯工程，临近退休的年纪，迷上了在公园拉小提琴、吹长笛，常被附近居民投诉扰民，他就躲到地铁桥底下练习。看到老杜接受采访，他希望也能和媒体聊聊自己最新的作曲：“我写的五部曲，合起来点击量超过100万了，你感兴趣吗？”

一道浮光

2023年3月，又一个春天，人们到圆明园踏青。傍晚的溪边，依旧会出现一位没有乐手的“指挥家”。不再有那么多媒体拜访老杜了，他的三个社交平台也失去了热闹。他发起牢骚：“这个平台不行，你看我发了那么久，那么多，才这么几个粉丝。人家（另一个平台）就不一样，发没几条，就很多人点赞。”

我在湖边见到老杜，他询问起我的文章进展，随之而来是他的叱责。“后来又有媒体来找我了，人家可能又要发一篇写我的，你为什么还没发？”他对约访媒体如数家珍，“把我的音乐写得很美，那本来就特别美。但攻击我，说我不是专业的指挥，什么玩意儿，我真的生气。”

春天，老杜在圆明园山桃溪。 图/解亦鸿

老杜一直在等待一个“成功”的机会。在去年“走红”的几个月前，早年恋爱培训班的学生邱瑞接到了老杜电话，他是北京一所高校的青年教师：“杜老师说好久没做公开讲座了，有点怀念那种状态，希望我能帮他安排。”

电话里老杜还告诉邱瑞，“想再造一次势，顺利的话，也许可以做个网红。”但讲座的反响并不热烈，老杜有些失望，他安慰自己：年轻学生都关注的是物质，是功利，没有人想知道怎么去提高爱的能力。他注意到上海一位教授的恋爱课近年在网络走红，又解释为，“有教授身份的人就可以登堂入室，我讲得再好，也没人给我机会。”

邱瑞是老杜十余年前恋爱培训班的学生，他在杜老师的教诲下认识了弗洛姆的哲学，读完弗洛姆，他觉得不过瘾，又去翻阅尼采。“杜老师就有点像尼采，他离经叛道，但很关注个体，就是要打破世界的束缚，去做他自己，希望自己能获得绽放。”一次讲座上，老杜激动地向学生们讲起邱瑞年轻时的恋爱故事，让那时站在一旁的他感到分外尴尬。“杜老师太爱出风头了，不会注意到别人的感受。”邱瑞说。

五十岁以后，衰老和疾病的痛苦一点点找上了老杜。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接近临界值。处理心理咨询的个案常常需要熬夜，但身体熬不动了。儿子已是需要买房的年纪，老杜从事的是自由职业，收入不稳定，因为出钱少，有时和妻子吵架。他为琐事感到烦闷，就去圆明园指挥，跟随交响乐的旋律挥舞手臂，也挥走生活里的矛盾和忧愁。

妻子一直想让他读博士，拿学历，成为大学教授。他一直以创业为由拒绝了妻子的想法。直到今年，老杜注销了自己的创业公司。“你要知道，这就像谈恋爱一样，失败了，也得有一个慢慢接受的过程。直到今年我才终于承认我创业失败，懂吗？”老杜说。

他有时又觉得，即便进入大学工作，生活也了无新意。疫情紧张时，妻子是高校职工，不能随意出校，老杜却可以爬山、逛颐和园，他感到这是身处体制之外才得以收获的自由。“我的自由，我的价值，维护了我最后一丝尊严。当教授又有什么了不起？你看疫情时期那些专家。”

老杜在湖边诉说着他的愤慨和遗憾，“我最后悔的，是二十年前没买房。”他重新谈起了瓦尔登湖，只是这次，他的瓦尔登湖不在圆明园，而是与他喜欢批评的庸俗现实一起，回到了生活的更近处。

“其实生活的意义就在脚下，我身边就是瓦尔登湖。就像我当年，家附近看到一个四十万全款可以买下的房子，我非不买，兜兜转转，直到房价涨到两万六一平米，在别的地方买了，我觉得自己就是傻逼。但这就是生活，人总是非要去那生活之外的别处去找瓦尔登湖，这是不是太可笑了。”

央视报道后，老杜每天坚持在三个社交平台发布自己录制的指挥视频，截至这个春天，视频数量已经达到2000条。3月的一天，他在湖边指挥《贝多芬第九交响曲》。从大学的时候他开始喜欢“贝九”，想改变命运，“但是去年秋天指挥贝九的时候，我又哭了”。他又想到自己的命运——年轻时没能实现梦想，中年后创业接连失败，既不得志，也不想入世。

（春天，老杜在圆明园山桃溪指挥。音乐：《多瑙河之波》by 扬·伊万诺维奇）

今年春天，从福海到山桃溪，老杜为指挥找到了新的位置，也赋予了它新的意义：“在未来，它（在圆明园指挥）是留给我儿子的一份遗产。”

“我能感觉到自己真的在创立新的东西，包括人家说，那是我的‘指挥台’，我好开心啊。”老杜语气温和，不再有平时的愤慨和抱怨，仿佛获得了内心的满足。但他很快又说道：“但是这个东西，不见现金，我是不会说我成功的。你懂我的意思吗？”

我问老杜：“为什么见现金才算成功？你觉得它是美的、开心的，不够吗？”

“有了现金，项目就成功了，它算是一个副产品。懂吗？”

曾经有路过的游人拿老杜打趣：这疯子是不是要跳下去？还有一位来看黑天鹅的女士，希望老杜把音乐停掉：“天鹅都被你吵走了。”在这些老杜不满的遭遇里，他最喜欢讲的是一个“打拳”的故事。

那一天，冰面开始解冻，柳条生出新芽，老杜像往常一样，出现在湖边。一位老者上前问他：你刚才这套动作，是在打拳吗？还没等到老杜解释，老者身旁五六岁的男孩替他接了茬：“爷爷，那不是打拳，是在指挥！”“你看见没，小朋友都知道这是指挥，是艺术，那个老头真不觉得害臊。”这个故事，老杜向我讲述了五遍，直到最后，我背会了他的口吻，和他异口同声，“那不是打拳，是在指挥！”老杜听着我的模仿，不再追问“你懂我意思吗”，满意地笑了。

一位拍风景的摄影师看见老杜，主动和他打招呼：“您是福海边那位大爷吧，见过您。”摄影师挥手致意，老杜有些高兴，小声说：“你看，现在大家都习惯我在这里指挥了。”

（文中小唐、邱瑞为化名）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