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终于到了兑现承诺的时候。虽说没了去年那样澎湃的心情，雷雷还是特地在出发的前一晚和室友们去理发店吹了头发。她捂着头说着，千万不要淋到雨啊，广州潮湿的春天，还是让头发在五分钟之内塌掉了。
三年后重回学校是怎样的感受呢？早上六点多手机铃声响起的一刻，雷雷就很精神了。校园里拉着欢迎的横幅标语，有人提着行李，还有穿学士服的校友抱着小孩。她去饭堂买了个包子，还是熟悉的味道。学院特意弄了个甜品台，每一块小饼干上都插着一面小旗子，写着每一个毕业生的名字。
学校里的欢迎横幅 讲述者供图
担任兼职班主任的学长学姐专门回来了一趟，准备了好多束向日葵，还带来了雷雷他们班入学时的记忆。大一军训的时候，每个人都写了几千字的自我介绍信，原本学长要在毕业那年还给他们的。对他来说那是一份沉重的责任，放在存重要文件的柜子里，终于要交还到他们手中了。
接过七年前厚厚的十几张A4纸，雷雷扫了眼第一页，是从自己名字的由来讲起的，“笑不活了，真的很羞耻”，没想到这份青涩的记忆被好好保存了这么多年。那天拍照的全程，她一直拿着，回去就“压箱底”了，和毕业证放在一起。
最隆重的是拨穗环节。在学校的手球馆，主礼教授举着“学术权杖”，踩着红毯入场，那一刻有些莫名的喜感。学生们开玩笑叫它“巴啦啦能量小魔仙棒”，这根“师”字形、乌木托着的金银配色“权杖”，还是2019年全校一起投票选出来的，后来没了毕业典礼，就一直没用上。
雷雷在台下等待，内心是雀跃的。真正上了台，脑子却一下空白了，突然变回了那个手足无措的大学生。怎么经历了三年社会的历练，这种时候还是懵的呢，回想起来她觉得有点好笑。
“久等了，毕业快乐！”从穿着院士服的老师手中接过没有毕业证的外壳，她觉得自己好像才真的毕业了。懵的不止她一个，下了台有同学说起，被校长问到“在当老师吗”，大概是师范学校会关注的问题，没有做老师的她，还是在慌乱中乖巧地点了头。
学位授予仪式 讲述者供图
等待的时候，雷雷和前后的同学闲聊，有意思的是，这个偏教育方向的专业，80%以上的同学都没有当老师，有去私企的，读研的，班长参军了，隔壁专业一起上过高数课的同学小孩都已经两岁了，大家像是开了什么人生加速器，她暗自感慨。全班三四十个人，回来了十多个。去年说要补办的时候，刚从美国毕业回来的室友阿鹿在隔离。今年阿鹿来了，另一个室友去了英国读书，宿舍总是遗憾地三缺一。
阿鹿是为数不多经历过毕业仪式的人。2022年从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研究生毕业，她穿上小白裙和硕士服，参加了真正意义上第一次毕业典礼。
那天，放眼望去都是DIY的毕业帽——手工串珠做的花、婚纱一样的、粘贴实验仪器的，还有人彩绘了自己的爸爸妈妈。每一个毕业生的名字被念到，台下就爆发出的亲友团巨大的欢呼。轮到她的时候，会场突然安静——她的父母亲友都在国内，因为疫情没能到现场。
原本两年的留学生活，有一半的时间在上网课。直到2021年的夏天，她才坐上飞往美国的飞机。学术讲座和博物馆新展很多，吃完饭在校园里散步，被红砖建筑围绕，她有种久违的回到校园的幸福感。每周都有各种形式的音乐会开放，从弦乐四重奏、交响乐，到邀请说唱歌手的夏日庆典，她贴着彩印纹身贴，拿着荧光棒，和全校一起在大草坪上蹦。
就在阿鹿到美国后不久，国内的防疫政策逐步收紧，在深圳的父母每天都要去排队做核酸检测。去年春天，隔着时差，下午六点她要帮上海的家人抢菜，太难了，她也抢不到；上海的朋友被封控之前刚好水电断了，房东过不来，就被迫在邻居家洗澡、打水、给充电宝充电。
即便这样的生活离她很遥远，她依旧能感受到亲友的沮丧、崩溃。临近回国的时候，各种检测、手续、证明让她又重新保持小心翼翼，可千万不能感染耽误行程。
去年刚回国隔离，就收到了毕业典礼要重办的消息。她超开心，好想回学校见老同学，看看他们现在怎样了。健康码还是红的，能不能进学校未知，她给辅导员反复打电话求情，准备一出隔离就买一张去广州的高铁票，时间刚好能赶上，但毕业典礼还是没办成。
那种不受控的感受Suzy很熟悉了。她是读中文的，本科和雷雷在学校的新闻社认识，毕业之后，继续在国内另一所学校读研。研究生校园很安静，以往熙熙攘攘的游人都不见了。
大学城校区集中了十所高校，学校之间没有围墙。本科的时候，Suzy经常串到其他学校的饭堂。小吃街有很多零零碎碎的小店，她最喜欢和舍友们去杨小贤点一大碗牛奶冰一起吃。
毕业之后，杨小贤关了店，很多喜欢吃的店也都倒闭了，大学城显得有些荒凉，承载青春味蕾的记忆不复存在。去年毕业典礼取消，之后会不会重办？除了失落，她也没有太大的期待，“疫情期间，诺言是蛮无力的”。
时间改变了许多。她还记得本科毕业那年，同学们的心态还是明朗的，只有几个人考上研，考不上的人也没有觉得人生完蛋了，秋招找不到工作，那就等下一次机会。读研和封控一起到来，机会变少了，去年毕业的研究生师姐们的分享让她觉得窒息——中小企业缩招，大厂对文科生不太友好，很难获得一个好的岗位。
公务员、国企成了首要的选择，好多本科同学，哪怕是非师范生也考了教师资格证。同学们的描述中，象牙塔内的生活没有想象中美好，过去三年多了许多杂务——当疫情志愿者、写学生的发热报告；新课改替代了传统的填鸭式教育，对老师的要求更高了，要学的东西很多，“好像每一个行业都在劝退我”。
毕业生的就业寒冬，从国外回来的阿鹿也没能逃过。出发去美国读教育学之前，她曾对未来怀抱着很大的憧憬，她在大厂实习过，为未来AI和教育产品的结合而兴奋，行业一片向好。在国内上网课的同时，她还在一家教育类的APP实习，从早上九点工作到晚上八点，九点半再隔着时差上网课到凌晨一两点，还要抽空写作业，“卷得头皮发麻”。
回来之后，只剩下“双减”过后凋敝的教育行业。前不久去一家教育行业非头部的“小公司”面试管培岗，本来只是想试一试，看到面试阵容她愣住了，一个港大的硕士，一个北大本科，还有清华的本硕和宾大的研究生。后续有人向她打探面试结果，阿鹿才意识到，他们是真的很想要这份“没那么好”的工作。
Suzy焦头烂额地忙到四月初，还没有找到合适的。怎么连一个好学校的研究生都找不到工作？家人提出这样的不理解，让她压力很大。
这一次回学校是纯粹参加毕业典礼，和找工作无关，Suzy的心情轻松许多。拨穗仪式之后，大家凑在一起聊天，“现在北大的都很难”，她被安慰着，好像也不那么恐慌了，总能找到自己的路。
Suzy在拨穗仪式上 讲述者供图
学旅游管理的志立是那种对自己选择的路无比坚定的人。大三那年他申请了休学，拿着大学兼职做导游和销售攒的几万块钱，开始了独自一人的环球旅行。
他的生活轨迹和许多人错开了。同学们忙于实习找工作的时候，他在肯尼亚遭遇绑架，舍钱保命；在非洲的村庄见到自己没有想象过的贫穷，也遭遇善意，一个埃塞俄比亚小孩用生锈的铁丝帮他修好了断掉的人字拖。环球之旅正好在疫情前结束，等他从湖北老家回学校，同学们都毕业了，他感觉自己也回不到校园生活了。
对旅游行业并不友好的这几年，不少同学转行。志立还是一头扎在其中，一开始是创业做研学旅行，因为很难招到学生而作罢；后来又去一家旅游公司做企业差旅管理，蛋糕小了竞争也激烈，在一次人事斗争中他离开了。他还是没想过放弃旅游行业，开始做全职旅游博主，他觉得总会变好的——见过更开阔的世界，他始终是乐观的。
志立很期待这一场毕业典礼，想和失联的老同学们重新建立联系。那天早上，推开教室门的一刻，老师在讲台上微笑看着他，底下都是熟悉的面孔，像是重新和青春打了个照面，他恍惚觉得自己从没离开过学校。唯一有点落寞的是，晚了一年毕业，这不是他的毕业礼了，拍完合照，在抛帽子的环节，他默默走开了。
志立参加班级合照 讲述者供图
仪式结束，在学院组织的交流会上，志立见到了更年轻的面孔。他被疫情这几年入学的学弟学妹们的好奇心包围，环球旅行听上去有些遥不可及，学院真的会支持吗？有多少开销？去了哪些地方，有什么奇遇？
在志立读书的时候，休学旅行在自由的旅游管理学院不算太稀奇的事情，他出发的时候，宿舍就留给了刚从澳大利亚休学旅行回来的学长。当下，这些年轻人显然在经历不同的大学生活，曾经的饭卡可以刷遍大学城的八所学校，联谊、去其他学校上公选也常见，后来高校各自封闭，交流少了，活动和社团也变得沉寂，这次回来学院的话剧社也没再办了。
散场之后，阿鹿班上组织了一个有老师的饭局，让她意外的是，老师带来了当时上课点名的名单，还有一些他们的毕业论文原稿。毕业当年，留给学生们回学校的时间太短，没来得及返还。
雷雷没有去那场饭局，她逃掉了。她猜自己大概不是老师眼中那种“成功”的学生——进大厂、读研读博、考上公务员事业编，看看自己，好像没做出什么特别的事。但她现在过得很快乐，就在回学校的那天，她重新见到了当年印着毕业寄语的标牌，也是过去三年常常想起的话，“跃入人海，各有风雨灿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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