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3年是亚当·斯密诞辰300周年。这位“经济学之父”身上充满着矛盾：他天赋异禀，14岁就读格拉斯哥大学，17岁入读牛津大学，25岁成为母校格拉斯哥大学的正教授；但同时又素有痴名：读书时经常发呆，懒得给朋友们回信，一生未婚也没有子嗣。他只留下两部著作——《国富论》被奉为现代经济学“开山之作”，《道德情操论》却被视为伦理学的经典。
300年来，亚当·斯密的思想仍影响着现代经济学的发展轨迹，他的形象也曾被蒙上历史的迷雾。为了还原一个真实的亚当·斯密，澎湃新闻推出“亚当·斯密300年”专题，邀请多位学人从历史、哲学、经济学等层面，多维度展示这位“现代经济学之父”的多重面貌。
作为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的一生赚了多少钱，他是如何花钱的，这是一个有趣的话题。事实上，从他在世的67年来看，斯密堪称标准的“打工人”，他没有从商经历，也不涉足投资和房产交易，其经济收入主要来源于工薪。通过毕生的努力，在晚年时期，斯密“得到了薪资极高且无甚责任的海关专员职位”。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亚当·斯密如何赚钱和花钱，折射出这位经济学家的处事原则和价值观。
亚当·斯密
斯密时代的收入水平
亚当·斯密生活的18世纪中期是苏格兰的转折时代。1707年，苏格兰和英格兰完成合并，苏格兰融入到英格兰开创的殖民经贸体系中，经济迎来了蓬勃向上高速发展的时期。
1723年6月5日，亚当·斯密出生在苏格兰柯卡尔迪——一个濒临北海的小镇。斯密是一个遗腹子，在出生前5个月，父亲亚当·斯密于当年的1月5日去世了。老亚当·斯密的人生经历堪称小亚当·斯密完美的比照样本：两人不仅名字相同，甚至职业也有相似之处。老斯密最后的职业是海关审计员，而小斯密最后的职业是海关专员。刚开始到海关工作时，老斯密每年的工资是30英镑，到了1722年增加到40英镑。在任期间，老斯密一直希望兼任苏格兰盐业委员会秘书一职，该职位的年薪为100英镑。虽然老斯密的这一希冀无果而终，幸而在自己儿子身上得以兑现：小斯密在出任海关专员后还兼任了盐务专员，薪酬恰好是100英镑。
当然，工资只是薪酬的一部分。1717年，老斯密就曾说过，他这个职位值100英镑——这个职位收入稳定且岁入颇丰。1754年，一个已过而立之年的亚当·斯密的朋友想买一个海关的职位，请其帮忙打听，得到的回复是：公认这一职位价值200英镑以上，“除非价钱不低于10年的收益，不然他是不愿意出让的。”
亚当·斯密的家乡柯卡尔迪
放在18世纪苏格兰的收入体系看，除去依靠商业资本和土地资本谋利的大商人、大贵族之外，依靠薪酬吃饭的打工人的年收入少则几英镑，多则一千多英镑。位列打工人顶端的是高官。休谟曾经向斯密炫耀自己曾谋得了大使馆秘书的岗位，年薪1200英镑。苏格兰高等法院法官同样也堪称“打工皇帝”，文学家鲍斯威尔的父亲就是苏格兰高等法院法官，每年的俸禄在900英镑左右。其他高等法院民事法官的收入在700英镑左右。高官之外，等而次之的就是知识精英阶层，大学教授堪称其代表。与斯密同时代的亚当·弗格森曾任爱丁堡大学道德哲学教授，他自称在爱丁堡大学的年薪为300英镑左右，不过有可能随着自己年老体弱而降低到100镑。即便是这点儿收入，在教会中也算得上是高薪，以1750年为例，在整个苏格兰，年入100镑的牧师不过29人，长老会的最高薪俸不过138英镑。位于工薪阶层底层的是大量体力劳动者，他们收入微薄，黜衣缩食，年入从几英镑到几十英镑不等。以仆役为例，一位女佣的周薪为1先令6便士，年薪4镑；一位受过训练的贴身女佣主要负责照看主人的衣物和发饰，其周薪为2先令，年薪5.2英镑；仆役中厨师的薪酬最高，其周薪为2先令6便士，年收入也不过5.5英镑。男仆的收入与女仆相当，但其有机会获得一些额外的小费，诸如到外跑腿、叫马车、引导宾客等等。
在消费领域，苏格兰有个独特的单位“畿尼”。那个时代的一英镑算得上是相当大的单位，可以兑换20先令，1先令可以兑换12便士。从价值看，畿尼约等于英镑，1畿尼等于21先令。与英镑不同，畿尼主要用于支付知识产品的费用，例如学费、医疗费用等等，这种传统一直持续到了20世纪中期，杨绛在《我们仨》中曾追忆自己在牛津产院的收费是一天1畿尼，她解释道：“商店买卖用‘镑’计算，但导师费、医师费、律师费等都用畿尼。”
18世纪的苏格兰物价如何？不妨从老斯密的葬礼花销中管窥一二。老斯密在1723年初去世，葬礼花销共计80镑16先令6便士。主要分为食品、建造墓地、购买服务三个方面。例如，在食品方面：淡啤酒8瓶，共计12先令；做果仁点心用的奶油和鸡蛋，共计4先令；淡色啤酒4瓶，共计14先令；做面包用的新鲜奶油三磅14先令，饼干2磅1镑4先令；给工匠喝的淡色啤酒4品脱12先令8便士。用于造墓的费用为3镑，其中立墓碑的费用为1镑11先令。最大的花销来自于棺材费及铁制品的购买，高达28镑4先令。此外，购买服务的费用还包括三封信的邮资6先令，三次紧急派人去爱丁堡的花销是2镑14先令。除此之外，在18世纪，购买一张从苏格兰前往北美殖民地的船票约为6英镑，购买一本书的价格为3先令。
亚当·斯密的收入账本
亚当·斯密一生经历过三个阶段：求学、任教和海关官员，其收入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不断提高，在海关专员阶段达到了人生收入的巅峰。
斯密求学阶段的收入主要是奖学金。1740年，17岁的亚当·斯密申请到了斯内尔奖学金，进入到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学习。这笔奖学金历史悠久，从16世纪开始创设。在斯密就读期间，巴利奥尔学院共有4人申请了该项奖学金，一年的资助金额为40英镑。三年级时，斯密又申请到了华纳奖学金，金额为8英镑5先令。
斯密在牛津一直待到1746年8月15日，“其后他的名字就不再见于学校食堂账簿了”。在牛津，“吃饭比上课重要”的传统一直延续到20世纪。1935年，钱锺书在牛津就读时还曾感慨，获得优等文科学士学位后,再吃两年饭（即住校二年,不含假期）就是硕士，再吃四年饭，就成了博士。在离校一年半后，斯密曾给牛津去信称：“我，亚当·斯密，牛津大学巴利奥尔学院斯内尔基金会奖学金获得者，谨向学院院长、尊敬的西奥菲斯·利博士声明，我愿放弃作为奖学金所有者所享有的一切权利，即以此函为证。”这也意味着斯密的奖学金就此终结。
斯密就读的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
斯密任教阶段的收入可以分为三部分：工资、听课费和房租收入。在教授的收入体系中，工资往往是最微不足道的一部分，斯密原先的教职是逻辑学教授。1752年4月22日，斯密以全票当选为格拉斯哥大学道德哲学教授，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新职位的工资要比原先高一些，原因是道德哲学和自然哲学的教授可以获得部分申请硕士学位的额外学费。即便如此，按照伊安·罗斯在《亚当·斯密传》中的说法，似乎两个教席加在一起的工资收入是50英镑。据此推算，斯密在这个教职的年工资收入不过30英镑。
再看听课费。听课费是学生付给老师的课时费，这和老师的课时和听课人数密切相关。在斯密时代，格拉斯哥大学全校也只有300多名学生，分为进修班和普通班。进修班的听课费为1个畿尼，普通班则为1.5畿尼。在高峰时期，斯密共有90多个学生，一年的听课费收入不会超过100镑。即便这样，他的讲课费也成为这一教席的“天花板”。继任斯密成为道德哲学教授的托马斯·里德就曾在给友人的信中写到：他的学生比斯密多，但听课费方面的收入为70镑，如果学生全部参加听讲，本学期的收入将达100镑。值得一提的是，这笔讲课费收入并不稳定。例如，在1772年那样的危机年份，庄稼持续歉收，加上毁灭性的商业投机，使得爱丁堡大学的道德哲学教授亚当·弗格森的听讲费用减少了一半。
斯密最后一笔收入是房租收入。当时的教授除了在课堂上传道授业外，还招收一部分住家学生，这些学生住在教授家中，成为房客。以斯密为例，在友人吉利伯特·艾利奥特的推荐下，贵族子弟菲兹莫里斯曾于1759至1761年与斯密住在一起，每年缴纳100英镑的费用。据此可以估算，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学任教期间的最高收入不会超过300英镑。在一些平淡的年份，其收入总体维持在250镑左右。尽管对经济学研究有道，但斯密并非格拉斯哥大学中最赚钱的教授。威廉·理查森担任文学教授三十多年，尽管其教职工资只有每年30英镑，但是每位旁听的房客要向他交纳75英镑，加上最好的年份他有500位学生听课，其听课费大约在1500英镑左右。
斯密任教时期的格拉斯哥大学
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学的教授生涯超过了11年，直到1763年，他接受了贵族查尔斯·汤申德的建议，出任巴克勒公爵的家庭教师。对方开出的条件是：每年的薪给300英镑，外加出国旅行的费用以及终身领取每年300英镑的年金。与格拉斯哥大学缺乏退休保障的教职相比，终身年金是他放弃教职的主要原因，这可以确保他退休后也能享受到体面的生活。约翰·雷在《亚当·斯密传》中估算，斯密在任家庭教师的三年薪酬，加上24年领取的年金，全部收入合计在8000英镑以上。
1778至1790年间，亚当·斯密成功谋得了苏格兰海关专员这一肥差，这是他最后一份职业。这个职务带来的总收益为600英镑，其中，海关专员职务收入为500英镑，兼任的盐税专员为100英镑。同时，斯密每年仍从巴克勒家里领取300英镑。在获得该职位时，斯密曾考虑要放弃年金，但他得知年金是终身的、无条件的，如果放弃年金是以自己的想法为基础的话，那就没有考虑到巴克勒公爵的愿望。因此，斯密这一阶段的年收入高达900镑。按照约翰·雷的说法，“在当时苏格兰的首都，每年900英镑可谓王侯贵族的收入。”
除了工薪之外，斯密还有一些其他收入。一方面是出版的费用。斯密一生对出版作品要求极高，不仅反复修改，对于不满意的作品宁肯烧掉也不愿其存世。由此，斯密的主要著述仅《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两部，这两部作品问世后给作者带来了一些稿费收益。1776年11月13日，在写给书商威廉·斯特拉恩的信中，斯密写道：“拙著（指《国富论》）初版稿费300英镑如数收到，但由于此前从卡德尔先生处得到了很多本赠送用书，我不确切知道扣除那部分书款后其中还有多少属于我。因此，他再寄账单，那就好极了。”这300镑仅为《国富论》初版的部分收入，全部的收入应该不低于500镑。
另一方面是继承祖业遗产的收入。斯密在格拉斯哥任教期间曾有一笔意外之财，由于同父异母的兄弟在继承遗产后的第二年就去世了，且没有留下任何遗嘱，因此斯密继承了其父在阿伯丁市政大楼对面的海滨地产。1757年，斯密把这片土地以115英镑的价格卖给了一位家族成员。此外，在1750年，斯密获得了他母亲1720年留下的一笔嫁妆，再加上从1720年11月开始计算的利息，这笔钱的总数高达328英镑。
综上，斯密一生的总收入应在12000至15000英镑之间。在1746至1770年间，1英镑的购买力约等于现在的100英镑。因此，斯密一生的收入约为今天的120至150万英镑，算得上相当优厚的收入了。
亚当·斯密的支出及价值观
要算清斯密一生的花销并不容易，这位经济学之父有着严重的拖延症，平日懒得写信，遑论记账。因此，其支出只能从日常言行和书信中寻找蛛丝马迹。
在牛津就读期间，斯密花销巨大，生活拮据。首先是伙食费。牛津的伙食不错，斯密刚入学时曾经对着食堂的大块牛肉发呆，这些都是在苏格兰很少见到的“硬菜”。但这样的伙食费自然不便宜，斯密一年在伙食上的花销高达30英镑，此外还有7镑5先令的生活费。其次是导师费，牛津是一个松散的学院联盟，学生吃住在学院，由学院导师指导，个人指导当时已不施行，但斯密每学期还是要支付20先令的学费。最后是旅行费用，在当时往返爱丁堡和牛津的旅费也不便宜，如果要回一次老家柯卡尔迪，仅往返马车费一项就需花费20英镑，相当于其奖学金的一半。好在这项花销并不刚性，就读期间，斯密很少回家。在去除这三项花销后，斯密能够支配的费用不足5英镑，要应付其他开支就显得捉襟见肘。他将这一情况告知了表兄威廉·斯密，后者在阿盖尔和巴克勒公爵家做管家。威廉得知后给表弟汇去了16英镑。一向懒得写信的亚当·斯密特意给表哥写了一封感谢信，其中提到：“我昨天收到了您的来信和所附的16镑账单，为此我非常感谢。因为入学时我们必须向学院和大学缴纳非同寻常高的费用，我深恐今年在学院的各项开支将比今后任何时候都大得多。”
回到格拉斯哥任教后，斯密有了固定的薪金收入，但生活依旧节俭。他住在学校免费提供的一套公寓内，日常花销也很节省，除了周末与好友去市郊的酒馆冶游、会饮外，他没有太多娱乐消费，大量的费用都用来买书和文具等。在18世纪，书籍等知识产品不是轻易可以获得的。这一方面归结于书籍的出版印刷成本很高，4开本书籍每卷的成本高达1畿尼，8开本的书籍成本一般为6至7先令，再加上作者的版权收入，导致书本的售价高昂。鲍斯威尔出版的《约翰逊传》名噪一时，每本售价2畿尼。斯密的《国富论》再版后，其定价从1英镑16先令提高到2畿尼。即便书价不菲，但斯密在购书上从不吝啬，他与斯特拉恩等书商交流密切，多次从后者手中购买图书。有人曾见到过斯密的书房，藏书多达3000余册。从中不难看出，斯密收入中有相当一部分用于购书。除了购书外，斯密还乐于尝试购买各种文具。1780年，他在给威廉·斯特拉恩的信中写道：“我订了一部瓦特的抄写机，机器的价格是6畿尼，包装费5先令。如果他能寄给我一部抄写纸以及全部的墨水样品等，这些通常会随机器一起出售，我将十分高兴。”这笔费用在当时可以雇佣一个全职的男仆。
亚当·斯密代表作《国富论》1776年伦敦版本
除了购买书本和文具外，斯密还有很大一笔花销用于慈善和资助他人。1762年，斯密在格拉斯哥任教期间，曾有两个俄国学生因战争收不到国内的汇款，斯密曾两次从大学基金中借钱给他们，每人各20英镑。斯密去世后，人们发现他的遗产和收入并不相称。罗伯特·贝特森《每月评论》的编辑拉尔夫·格里菲斯在信中写道：“我恐怕斯密的遗嘱会受到很多人的非议，他将除了400英镑以外的所有遗产，都留给一个小伙子，这是她母亲的一个外甥孙，他一直对斯密非常孝敬，接受教育要在法律界发展，并且在好多年都是斯密为他支付学费……斯密生前的生活虽然热情好客，但很有节制。因而他的朋友们对他的遗产的菲薄表示非常不解。尽管没有人像贝特森所担心的那样非议遗嘱的安排，但我们仍可以相信斯密一定给他的继承人留下了指示，要求他好好照顾他的仆人，并将自己收入中很大一部分慷慨地拿出来从事了秘密的慈善事业，因而使得他最后的遗产并不丰厚。”斯密去世后，友人曾评论：“他在慈善中所表现出的慷慨大度大大超过以他的财产人们所期待的程度，其中涉及具体细节，同样会让人对斯密情感的细腻以及他心灵的慷慨大度心生敬意。”
当然，作为一个社会人，斯密还有一些花销也颇具世俗色彩，譬如为了谋取海关专员这一职务，斯密所费不赀。从1777年至1778年间，斯密一直在纠结于是否能如愿获得海关专员的任命。当不少朋友获得他即将就任的消息时，斯密其实还没有得到官方的通知，他预判这是因为没有支付手续费的原因。因此，他给好朋友书商斯特拉恩写信，信中提到：“我和这里的海关当局迄今都没有收到（委任状），也许是手续费的原因吧，委任状还没有填写吧。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请帮我提取160英镑左右这样一笔金额，告诉我所需金额，我再把钱汇到伦敦您处。”随后不久，斯密果然收到了委任状，但由于支付账目的细节，斯密罕见地对斯特拉恩发了脾气，但从中可以看出斯密对于支出的严谨。
斯密对于花销的态度很能折射其价值观。
首先，斯密的日常开销精细节约。斯密在格拉斯哥任教期间曾招收过几名房客学生，在写给一名房客父亲谢尔比勋爵的信中，斯密写到：“这里普通寄宿处的住宿膳食费用是每人每季度5到8镑。洗衣费通常是每打1先令10便士……孩子们的内衣最好从爱尔兰寄来，同这里相比，那里物美价廉。用上等料子做一套家常衣服，大约要5镑买到。这些是任何人的孩子要来上大学所必需的全部费用。”对于房客学生的内衣费用，斯密都要千方百计想办法节省，更不要说自己花销的精细了。1759年，他在写给谢尔本勋爵的信中写道：“本日我荣幸地收到了您11月17日来信，附有两张汇票。这次汇款在时机上对我有利，这里的汇率总是偏向伦敦，不利于格拉斯哥。伦敦汇票售出时通常高于平价，而这次寄来的两张汇票，在售价上还获得了升水千分之五。”这里所说的升水，也就是汇兑时候的手续费，哪怕是千分之五的手续费，斯密也要仔细盘算一下到底怎样汇款有利。如果没有对经济生活如此仔细的盘算和观察，斯密也是断难写出《国富论》这样的经济学开山之作的。
其次，斯密爱财，但从不精于算计。斯密在格拉斯哥任教期间，一些同僚对于收入斤斤计较，甚至到了分毫必究的程度。约翰·雷在《亚当·斯密传》中曾记载了这样一则轶事：布鲁厄姆勋爵当年曾在爱丁堡学化学，他向布莱克交听课费时，这位伟大的化学家竟用桌上的天平仔细称钱币的分量，一边称一边解释说：“对于新来的学生，我都要称他们交的钱币，因为拿分量不足的钱币来交听讲费的学生很多。要是不这样对付他们，他们每年都会骗走我很多钱。”其实仔细计算下来，这样的花销也不过几英镑。尽管斯密也锱铢必较，但对于该给的钱，他一丝一毫也不愿拖欠。在给友人的信中，他曾写道：“在克雷文街上有个裁缝，是詹姆斯·麦克弗森的熟人，我欠他几个先令，我确定不会超过20先令，请把我的欠款还清。他是一个很诚实的君子，在应得之外不会多要。我在离开伦敦前曾多次请他结账，但是他拖下来了。”
最后，斯密虽然爱财，但更重道义。斯密和大卫·休谟算得上莫逆之交，双方交往长达数十年，休谟去世前希望斯密成为自己遗稿的管理人，但斯密竟然想放弃这项权利。他在给休谟兄长约翰·霍姆的信中写道：“我要向您及所有遗稿有关的人声明：我放弃那200英镑的遗赠。你认为根据舍弟的遗言，应在一定场合把那笔钱支付给我，实在太感谢了。但我认为，在任何场合都不应该支付。所以特此声明，我永远放弃这项遗赠。”约翰·霍姆在回信中坚持施行休谟200英镑遗赠的愿望。斯密对此坚持道：“我在我的遗嘱中加了一条：宣布我已放弃了令弟留给我的那200英镑的遗赠。经过深思熟虑后，我认为，这项遗赠在道理上不应属于我。即使按照最严格的法律解释应该属于我，我在道义上也不应该接受。”
对于亚当·斯密而言，欠裁缝的20先令欠款必须如数归还；对于友人的200英镑遗赠却无论如何不能接受。在这位经济学家的价值观中，身而为人，金钱固然重要，但道义和德行却有着比金钱更重要的价值。从中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对于这位经济学家而言，一生最钟爱的著述是《道德情操论》，而非《国富论》了。
参考文献
1.[英]约翰·雷：《亚当·斯密传》，胡企林、陈应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
2.[英]伊安·罗斯：《亚当·斯密传》，张亚萍译，罗卫东校，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
3.[美]理查德·B·谢尔：《启蒙与出版：苏格兰作家和18世纪的英国、爱尔兰、美国的出版商》，启蒙编译所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
4.[英]欧内斯特·莫斯纳、伊恩·辛普森·罗斯编：《亚当·斯密通信集》，林国夫、吴良健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