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在毛泽东主政的中共高层中，最为匮乏的人格类型，莫过于“刚直”了，即彭德怀、黄克诚身上所具有的那种直言骨鲠的人格类型。其间绝大多数者，都对毛抱着曲意逢迎的态度，曲意逢迎着这位党老大为所欲为地执掌着准确地说是祸害着这个党、这个国家、乃至整个中华民族。

“文革”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有所谓“七大常委”。除毛泽东外，其余六人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这六人都无一例外地对毛抱着曲意逢迎乃至偷合苟容的态度，尽管各自逢迎苟容的程度不一。

除晚年外，刘少奇在其常委任上大多数时间里都顺从着毛，并常常是违心地顺从着毛，即常常是昧着良知去做着助毛为虐的事。比如，在“合作化”运动中，在“反冒进”运动中，在“大跃进”运动中，他都曾一度站在较为清醒的一方，即毛称之为“右”的一方；可一旦获悉毛已下了反“右”的决心，便立刻改变立场，变“右”为“左”，顺从着毛的意去做那些不切实际的事，去整那些做了实事或讲了实话的人，去批邓子恢，去批周恩来，去批彭德怀。

更有甚者，他竟能为附和着毛去整彭德怀而干出那种栽赃陷害的事：一是明明知道彭德怀“不会说一句外国话”，却偏偏要附和着毛去指控彭“里通外国”；二是明明知道彭德怀一向不爱搞拉拉扯扯，却偏偏要附和着毛去指控彭组织“秘密反党小集团”（军事俱乐部）。可以说，刘少奇是头脑相当清醒地跟着毛泽东去做这些浑事且丑事的。

至于周恩来就离“刚直”更远了。自“延安整风”后，他就一直对毛抱着逆来顺受的态度，屡屡遭毛打压乃至羞辱，又屡屡向毛示弱乃至告饶，甚至屡屡昧着良知做了许多助毛为虐的事。

在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上，本应该由他这位当总理的人向毛泽东进言“大跃进”搞得过火事，可他就是隐忍不说，结果让那位当将军的人替他一吐为快。彭德怀为此气得当面骂他：“你们真是人情世故太深了，老奸巨猾。”

于是乎，管经济的国务院总理因不敢向毛泽东直言大跃进弊病而得以自保，不管经济的国防部长则因敢向毛泽东直言大跃进弊病而不免落难。

事情到此还没有结束，在彭替周说话而被打倒后，周不仅不予援手反而落井下石，也板起面孔来指责这个代他受过的人。他一是批彭的现行罪过，即批彭此时猖狂攻击“大跃进”；二是揭彭的历史老底，即揭彭过去就曾屡屡反对毛主席。

１９５９年８月２４日，周恩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报告。报告题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坚决粉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阴谋集团的活动》。听报告者为全军正师职以上干部，计有一千余人。在这一报告中，周恩来以中共最为资深的党人、军人的身份，畅谈中共的党史、军史，历数彭德怀一件件反对毛泽东的事例，从而为毛泽东关于他与彭在历史上“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的说法，做了“最权威”的注释，至少看起来像是“最权威”的注释。

不过，周恩来虽然离刚直最远，但也正因此而能在毛治下的仕途上走得最远，至少比刘少奇、邓小平走得远。他屡屡被毛敲打，但都因自己忍让躲闪有方，不仅没有被毛敲打得一命呜呼，而且最终能盖着党旗老死于毛的身旁。

林彪虽在穷途末路时敢与毛泽东拔刀相向，作困兽之斗，但在其常委任上大多数时间里，尤其是在一些关键性场合中，都是无原则地追随着毛、热捧着毛。比如，在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上，在１９６２年“七千人大会”上，在１９６６年５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和８月“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他都是不论是非且不嫌肉麻地替毛泽东抬轿子、吹喇叭。

至于朱德，用李锐先生的话说“是一个‘阿弥陀佛’的人，好好先生”。　他固然不会去积极主动地整治人，但也不会去仗义执言地抗拒毛，而常常会随着大溜说上一些应景的话、敷衍的话，既敷衍着毛泽东，也敷衍着公道和正义。

陈云曾屡屡为毛泽东补偏救弊，收拾经济烂摊子，故经常被毛誉之为“良将”、“贤妻”。不过，他一旦发现毛反悔变脸，变虚心纳谏为讳疾忌医，并迁怒于自己，便立刻做出检查，痛说自己种种不是，接着就请病假走人，与毛脱离接触，使之眼不见心不烦，也就不予严加惩处了。

至于邓小平则很善于向毛泽东做检查，即很善于在毛的面前，把明明是自己做对了的事硬说成是自己做错了的事，并发誓要痛改前非。在中共高层，无论就向毛做检查的质量来说，还是就向毛做检查的数量来说，邓小平都属名列前茅者。

---单少杰毛泽东：整人与怕史